梅洛　

建立化工局的由来

上海市化学工业局是1957年4月成立的。为什么要成立化工局呢？原来解放初期，绝大多数的化工厂都是私营小厂，国营的和公私合营的厂屈指可数。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之前，政府的工业主管部门只管理少数国营工厂和公私合营工厂，而对私营工厂则主要是通过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行政管理和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使其纳入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从1955年开始，大批的私营企业要求转为公私合营，一个个行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全上海和全国的经济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管理的形式必然的要相应改变，成千上万的私营企业，采取“梳成辫子”的方式，分行业进行管理。在所有制改变的基础上，对许多设备落后，经营不善，经济上极端困难的小厂，不得不加以“裁并改合”以提高其经济效益，并逐步纳入国家经济计划。在中央，成立了化学工业部，要求上海也相应地成立化工局。因为上海的化学工业尽管还是非常落后，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是个薄弱环节，但比起其他省市来，上海的化学工业还是厂数最多，产品品种也最多，技术力量也比较强的。所以化工部要求上海市率先成立化工局，对此市领导也同意了。于是就以原第二重工业局为基础,划出其有关机电仪表的一些行业，划入原轻工业局的橡胶行业，成立了化工局。至于化工部直属的上海化工厂、上海溶剂厂、天原化工厂和上海试剂厂以及市医药工业公司则于1958年划归化工局。

发展方向

解放前，上海的化学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基础十分薄弱，绝大部分是弄堂小厂，搞一些简单的加工产品，如把纯碱加石灰制造苛化烧碱，用简单的模具压制橡胶零件、车胎等等。这些工厂规模之小，实与手工作坊相差无几，据化工原料公司统计，平均每个厂只有16～17人。它们不仅设备简陋，工艺落后，而且生产极不安全。对易燃易爆、剧毒的化工原料的使用和生产操作，缺乏严格的管理与监督，不但时刻威胁着工人的健康与生命，并且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经常引起邻居的抗议和抱怨。

解放初期，上海处于海防前沿，遭到美国和台湾国民党的海上封锁，1950年2月6日还曾遭到过美蒋飞机的轰炸，所以当时国家对沿海地区，像上海这样的口岸，没有新的投资建设项目。直到1956年，毛泽东同志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十大关系”问题，用辩证观点分析了适当发展沿海经济对内地发展的关系。同年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党代会上，确定了上海经济建设“充分利用，适当发展”的方针。

要发展上海的工业生产，先考虑发展化学工业这一薄弱环节是绝对必要的。1949年上海化学工业的工业总产值不到9000万元，仅占当时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其中基本化工原料所占比重更小，根本不适应上海原有的庞大纺织、轻工、机电行业的需要，更不能满足冶金、电子和军工等部门的发展要求。因此，对上海化学工业不是添添补补的问题，而是要大力改造其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积极增加基本化工原料、迅速发展国外早已蓬勃兴起，而我国尚属缺门的新的产品、建立新的生产部门如：塑料、合成树脂、合成纤维、高级染料、高级涂料、合成药、生物化学，石油化工等等。

建立新的化工区的规划依据

显然，要对上海化学工业进行根本性改造，在原来市区的人口密集的街道里弄里，是不可能进行的。必须在郊外比较空旷而又有便利条件（如水电供应、交通运输）的地方，建立新的化工基地。在市委批准了上海化学工业发展的方针之后，我们就会同规划局，北至吴淞、共青苗圃，东至高桥、奉贤、南至闵行、吴泾（那时松江、金山等地还不属于上海市），多处寻觅合适的地方。经过约一年工夫的勘查、研究和论证，最后确定了在4个地区建立新的化工基地，即桃浦、吴淞、吴泾、高桥。

为什么选择这4处地方呢？

当时我们了解到近代世界化学工业特别是有机化学和合成材料发展的道路，从所利用的资源来说，一般分为1.从煤的综合利用，煤气和煤焦油加工出发；2.从石油化工出发；3.从电石出发；4.靠农、林产品加工，如稻壳做甲醛，木焦油中提炼醋酸等。

上海本身是没有矿产资源的，究竟依靠什么来发展化学工业，还有待于探索和试验研究。而当时只能依靠化工部、市计委和规划局所提供的信息，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进去，不放弃每一个有利条件，在全市总体规划的框架里，争取给化学工业多找些生存空间和发展余地。

首先确定的是桃浦化工区。

桃浦化工区是市规划局在1956年就已确定的。当时考虑该地区比较空阔，又靠近真如火车站，运输比较便利。从风向上讲，上海季节风以东南风为主，桃浦在市区西北，离居民区较远，即使有些气体泄漏，一般影响不大。所以商业部门的化工原料仓库，液体化工原料的卸货站，就都设在那个地区。1956年新建的上海再生胶厂（今名上海橡胶厂），也被安排在那里。随后迁去的有润华染料厂、第二制药厂等，但该地区有个先天性的弱点，即污水排放没有去向。当时对解决污水排放问题，规划局认为若敷设管道排向长江，投资太大，无法考虑，决定采取向地下渗漏的办法，这就限制了一些排污量大的工厂向该地区迁建的可能，并造成了长期后患，至今未能彻底解决。

吴淞化工区的建设是配合钢铁工业的大发展而快速上马的。上钢一厂就建在这一地区，因为富氧炼钢所必需的氧气，最好能就近供应，于是1958年就把吴淞化工厂的炼气车间和电石车间建在吴淞工业区了。同年的原新业硫酸厂为基础的年产五万吨的上海硫酸厂，也很快地在那里建成投产了。

吴淞工业区地处上海北郊，又靠近长江。在运输方面也有比较便利的条件。

吴淞化工厂的电石车间上马，不仅缓和了当时乙炔气供应紧张的局面，也为发展以电石为基础的化工，开了一个头。它即可为正在建设的天原化工厂的聚氯乙烯车间配套，又为开发乙炔系列的产品创造了条件。

花的功夫最多的是选吴泾化工区，因为要争取在上海建设一个大型的化肥厂，（当时年产5万吨合成氨的化肥厂就算大型的了）以支援农业的大跃进。所以市委市政府对这一项目非常重视，市里的领导人亲自参加了视察吴泾地区，有关的委、办、局负责人都三番五次地去进行勘查、规划、论证。最后才选定了吴泾这块地方。这里南连闵行、北通龙华，紧靠黄浦江，交通便利、水源充足，是发展煤化工的较好地区。首先修筑了龙吴公路，开始建设热电厂、焦化厂，随后化肥厂、电化厂相继设计施工。吴泾是个煤化工和氯碱等化工原料生产的基地。

最后选定的是高桥。最重要的依据就是上海炼油厂在那里。当时该厂年炼油量为30万吨，但远景规划能力至少可达100万吨。把炼油时产生的气体统统“点天灯”烧掉实在可惜（那时连液化的装置也没有）。当时已经在进行聚苯乙烯，有机玻璃等的试验性生产。为了发展石油化工，在高桥开辟一个化工区，是很有必要的。当时大庆油田的捷报还没有传来，金山地区还没有划归上海，台湾海峡还不时炮声隆隆，像金山石油化工那样的宏伟规划，当然是想象不出的。

科学研究必须先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化学工业突飞猛进，新的产品日新月异，有机玻璃，聚氯乙烯、聚乙烯、聚丙烯腈、尼龙、卡普隆、涤沦、合成树脂、合成药、抗菌素、新型农药、钢丝轮胎……充斥世界市场。而这一切在中国却都还是空白。西方国家对我国在经济上、技术上进行封锁，60年代初赫鲁晓夫又撤走了苏联专家，撕毁了协议，当时要发展现代化的化学工业，只能靠自力更生，下苦功夫去研究开发。

为了研制开发新产品，我们集中了一批技术骨干，陆续建立了塑料、合成纤维、染料、油漆、橡胶等研究所，这些研究所都是依靠各专业公司从本行业中调集科研人员组建的。除了橡胶研究所外，有一个时期把几个研究所都搬进化工部的上海化工研究院，成为其中的专业研究室。而化工研究院则接受化工部和上海化工局的双重领导。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借助化工研究院的技术设备和资料信息优势，二是避免课题的重复，三是节约行政管理的人力物力。这是一种“借窝孵雏”的办法，待这些研究所的羽毛丰满时，就又一个个地独立出来了。

重视人才开发、兴办教育、调动人的积极性。

要改造旧厂，要创建新的产品，新的行业，还要开辟建设新的化工区，人才匮乏成了突出的矛盾。

当时除了团结组织原有各行业各工厂的技术人员，分工负责进行科研和试验之外，还在市委的支持下，向有关方面求援。从商业部门的化工原料公司，请来龚祖德、孙增在等一批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从化工部的医药工业研究所请来乔硕人等专家，并和华东化工学院，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协作，请他们参加或承担一些课题的研究，进行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

对原私方代表人员，做好团结教育工作，尽量发挥他们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特长。

为了加速培养化工人才，我们从1959年决定创办上海化工专科学校。没有校舍，没有师资，怎么办？就依靠各大厂分头办专业班。校舍由大厂剂出房子来，教师由厂里的工程师和干部兼任，实验室和实习场地也同样解决了。天原化工厂办了无机化工专业，上海化工厂办了高分子专业，制药三厂办了制药专业，上海炼油厂办了石化专业，一所化专就开始招生上课了。第一批招了130多人，该校毕业生，后来成了全市化工系统各厂的骨干（直到1961年，这个学校才有了现在的校舍）。

同时，对在职的工人和干部进行了普遍的业务培训，首先是“扫化学盲”的教育。

当时化工厂里的职工文化水平之低是令人吃惊的，尤其是在那些刚刚参加公私合营的小厂里，有些连一个合格的技术员也没有。一个小老板带着几个从农村招来的工人，用一些铁锅，大缸，就在那里进行化工危险品的生产。有一家在北郊的小厂，从磷矿粉里制取磷，因操作不当，起火爆炸，两个工人严重烧伤加上磷中毒，抢救无效而去世了。我们去现场，目睹一片悲惨景象，心中十分内疚。问起车间工人，原来他们竟然连磷在什么情况下会起火，五氧化二磷有多严重的毒性也不知道！这使我大为震惊，至今不能忘怀。于是在全局上下发起了扫化学盲的运动。不仅生产工人，所有的管理干部，都要限期学会基本的化学知识和安全规程。局党委要求各基层党组织，把它当作一件严重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同时深入进行安全生产的大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当时化工系统党的工作和行政工作的配合是很密切的，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思想是明确的。干部经常下基层蹲点劳动，和工人交朋友。党委成员作为党的“宣传员”，定期下厂向职工群众做报告，宣传政治形势，讲解党的方针政策，听取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所以党群关系比较密切，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在“大跃进”运动中，党委常常不得不下达指示，限制工人加班加点，劝说群众注意劳逸结合。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这个口号在其他部门曾有争议，但是，在化工系统我始终认为是完全应该这样提的。因为在化工厂，从原料进门到产品出厂，整个过程中，时时会碰到易燃易爆剧毒的化学危险品。跑、冒、滴、漏在别的工厂或许只是个损失浪费或污染环境的问题，在化工生产中却可能酿成大祸，而且化工生产多数是连续性，“牵一发而动全局”，一处起火，全厂皆毁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我在任化工局长的三年中，常常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夜不安枕，唯恐半夜电话铃响，报告什么地方发生了氨泄漏事故，什么工厂发生了火警等等。当时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发生了重大的事故，特别是有了因工伤大事故，局领导必须亲到现场，查明情况，处理善后，总结教训，安抚伤者和遗属，并鼓励职工，化悲痛为力量，改进技术和设备，继续奋斗。

为了安全生产，除进行经常性的安全检查，安全教育，健全规章制度之外，我们还着眼于革新技术，改革工艺流程，改革设备，以期从根本上解决保障安全问题。

对有些工厂，根本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就坚决加以关、停、并、转。如上海的石粉行业，原先有十多家，绝大多数设备简陋，工人成天在弥漫的粉尘中操作，不要一、二年就都染上了矽肺症，干到五年以上的不多。我们会同劳动局，迫令资方对工人进行了普遍的体格检查，结果发现问题已经严重到不可容忍的程度。经报市委批准，提前对石粉行业进行了全行业的改造。一方面改干法生产为大部分湿法生产，一方面对设备限期改造，成为全封闭式的生产。对无法改造的工厂，就停下来并入其他工厂，最后只保留了顺昌石粉厂和中国矿产原料厂两家。又如九福药厂，曾在厂外建设了一个生产“六六六”原粉的车间，是用大玻璃瓶装上纯苯，套以日光灯管，通进氯气进行光化反应的。生产仅半年，就发现了许多工人已经遭到苯中毒的危害，只好停止生产，整个车间报废了。

在“大跃进”运动中，群众的生产热情是高的，但由于领导上头脑发热，也干了一些蠢事。如当时在化工系统大搞小土群，建起了几十套小硫酸、小硝酸、小水泥、小烧碱等装置，这些“土法上马”的生产，靠坛坛罐罐简易投产，不但产品质量不合格，浪费严重，首先安全没有保障，污染严重，最后只能全部停产。只有郊区十个县各建一套年产800吨小合成氨装置，在侯德榜同志亲自指导下，历经廿多年的艰苦奋斗，克服了重重困难，才都发展成年产合成氨1.5万吨以上的小化肥厂。它的工艺基本上是合理的，不是什么“土法”。实践证明，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终究是要受惩罚的。

搞好社会主义协作

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之一，表现在每个企业单位和每个劳动者都是为了同一目的而工作的，那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富强幸福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所以在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都应该而且能够进行分工协作，取长补短，互相协调配合。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指导下，同时照顾到各单位的利益，这是我们的经营原则。

化学工业作为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是要为各部门服务的，我们要为农业提供化肥、农药，为纺织部门提供染料，助剂和合成纤维原料，为轻工部门提供酸、碱、塑料、油漆、为冶金部门提供焦炭、电石、氧气、为机电部门提供绝缘材料、橡胶配件，为运输部门提供轮胎、运输皮带等等。当时还比较注意和各兄弟局的协作配合，经常去了解各部门对化工产品的需要，尽可能增产新的产品，新的品种规格来满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化工部也很器重上海的技术创新能力，常常把一批批难度较大，批量较小的新产品试制任务，特别是国防军工急需的配套产品任务，下达给上海化工局。我们也从中锻炼了一批技术力量。

工商关系曾经是比较难处理的一个问题。在产品品种、产量、质量要求、价格和交货时间等等方面，双方常常会有意见分歧。各个单位都要考虑经济核算。工业部门要保持生产的均衡性，市场需要则常有季节性；工厂喜欢大批量的生产，而商业部门则常常要求品种多，数量不大的产品；工厂认为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工业利润应该高于商业利润，而商业部门的一些同志则习惯于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统购统销那一套，认为应该由他们说了算。如此等等，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由于生产和流通是不可分割的，工商双方应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又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化工局和上海化工原料公司的协作关系搞得非常融洽，每个季度、每个月份我们的供销处和化工一级站都要衔接生产和销售计划，工业部门及时听取市场情况的反映，尽量满足商业部门的要求，商业部门则提出“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竭力支持工业部门的生产。对碰到的困难，双方都能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协商解决。60年代初以来，上海市一直保持了化工一、二、三类物资统一供应，和工商两方密切协作的好传统。在全国各省市的化工产品供销方式中，创造了一个成功的例子。

此外，在对各兄弟省市的协作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如交流技术经验，代培生产工人，共同开发资源等等。还把十几个橡胶厂、化工厂、药厂连人带设备，迁至内地省份，支援当地工业的发展。

☆　　　　　　　　　　☆　　　　　　　　　　☆

总的来说，我在上海化工局工作了三年，建立四个化工区只是参加了一些“三通一平”式的建设准备工作。发展上海化工的规划设想，比起今天宏伟的建筑群拔地而起，新产品成系列地涌现，新人才群星璀璨，我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激动。展望90年代改革开放的前景更加广阔无垠，谨以此芜文祝愿上海化学工业、在祖国四化建设中做出更伟大的贡献。

*　　本文作者是上海市化工局第一任局长（1957年4月～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