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娼妓始于清朝道光年间，盛于同治、光绪两朝，民国时期得到发展。清道光元年(1821年)，上海黄浦江上停泊商船，本地人以舟载女应客，这是上海娼妓之始。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清道光三十年，上海有了妓院，集中于城市中心。清咸丰三年(1853年)间，妓院进入租界，租界扩展到哪里，妓院也就开到哪里。清同治三年(1864年)英领巴夏礼称租界内已有妓院668家，又据统计，同治十年妓院达694家，妓女4175人，其中又有专接华人、专接洋人、华洋兼接之分。另据《中华新报》民国4年(1915年)调查，公共租界有明妓暗娼9791人，而多数暗娼尚无法统计。民国6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曾对世界8大都市的公娼人数与总人口比例作了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娼妓之多，为世界都市之最。

1917年世界8大城市公娼比例统计表

城市	公娼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	城市	公娼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
伦敦	1：906	名古屋	1：314
柏林	1：582	东京	1：277
巴黎	1：481	北平	1：259
芝加哥	1：437	上海	1：137

民国24年鲍祖宝在《娼妓问题》一书中说，上海当时的公妓与私娼约在6至10万人之间；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认为，租界中妓女则达12万人之众。此时上海妇女人口约为150万人，平均9至15名成年女性中即有一人是娼妓。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妓院林立，尤以新老会乐里为集中，老会乐里有妓院151家，妓女587人，新会乐里33幢房子中有32幢为妓院，挂牌者三四百家，妓女千人以上。此外，上海30年代时还有8000多名俄国妓女，她们在虹口区或法租界的“罗宋堂子”中公开卖淫，或成为提供性服务的舞娘、吧女。清末就在上海出现的日本妓女，主要集中在虹口一带的日本居留民聚居区，她们公开向日本居留民、西洋人或中国人卖淫。20～30年代上海妓女之多，成为全国和世界都市之最，主要是由于当时女子就业率低，生活水平低下，“女子十九无业家居”、“沦落为娼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出于贫困”，以及女权低下、租界当局以娼业为摇钱树等原因。

又据民国37年统计，上海妓女仍有6至10万人左右，约占当时全市150万女性的1/20。解放前夕，上海约有公开营业的妓院800多家，领取执照的公娼9000多人，变相妓女和私娼3万多人。据典型调查，她们为娼的年龄，以16至25岁为多；86%以上是文盲，极少数人有中学文化；多数是来自江浙两省的农村妇女；96%以上的人是贫家妇女，被逼、被抵押、被骗、被拐卖到妓院为娼。

娼妓的等级与类别复杂繁多。有专供上层官僚商贾玩弄的“长三书寓”、“么二堂子”中的中上等妓女，有专供接外国人的“咸水妹”,有站马路拉客的野雉(俗称野鸡)和花烟间、钉棚妓女的下等妓女，这类妓女人数多，民国7年夏季调查，在南京路以北至浙江路泥城桥一带，仅“野鸡”就有4597人，暗中营业的还未统计在内。此外还有以向导、按摩为名的变相妓女,以“酒吧女”、“玻璃杯”、“荡白”、“半开门”等为名称的妓女，则是非公开营业的私娼。

妓女被妓院主剥削的方式主要有四种，即(1)断账：卖身给妓院主，生死操在老板手中。(2)包账：妓院主以极低微的代价包下妓女的营业期限，一般为3～5年，在期限内妓女的处境和断账的妓女一样。(3)押账：家属向妓院主借钱，以姑娘卖淫所得作为抵押。以上三类妓女都受妓院主摆布与宰割，无人身自由。(4)拆账：这类妓女表面上有离开妓院等自由，收入所得与老板四六或三七拆账，但因需向妓院交纳房金、饭钱等多种费用，绝大多数人还向妓院主借高利贷，终身还不清。

十几岁的姑娘进入妓院后，院主以高价将初夜权卖给嫖客，而更多的是当夜即被老板强奸后开始妓女生活。老板规定妓女接客次数，决不因其身体有病、月经来潮，或怀孕或刚刚堕胎而减少。接客达不到规定次数，就挨毒打、罚跪、不给饭吃。有的“野鸡”两个钟头接不到客，就得在洗衣板上跪烧一支香，并遭毒打后再去接客。“野鸡”、花烟间妓女每夜必须留客外，任何时候来的嫖客都得要接，还要遭地痞流氓的盘剥和摧残。大多数妓女每月接客30次，多达60次。妓院主为了不使妓女怀孕、堕胎，就给她们吞食活蝌蚪。

妓女经过1～2年的卖淫，大多数人染上梅毒、淋病等性病。她们的生殖器溃烂流脓血时，老鸨则用盐水调明矾将脓血冲洗干净或用剪刀剪掉溃疡部分后，逼着她们再去接客。有的妓女病危奄奄一息时，就被塞进木箱用绳子一捆扔掉。有的妓女死后，尸体用破席一卷抛于乱坟堆中。

妓女多数被债务捆绑着无法从良。在她们年老色衰或患病时，有的被赶到下等妓院，有的去当佣人，有的沦为乞丐。被赎身作妾算是最好的结果，但其中许多人后来仍被遗弃或转卖，因而重操旧业为娼或暗娼。上海名妓林黛玉一会儿从良一会儿下堂，嫁人达17次之多。上海名妓李三三嫁给苏州某太守为妾，不久失宠被转卖给一聋老头，最终削发为尼。京津沪名妓赛金花，曾是清朝一驻外公使之妾，夫死被逐出家门到上海重堕青楼，后又择人而嫁，夫又亡，再遭族人驱摈，晚年贫病潦倒死去。

妓女长期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蹂躏，人性逐步被磨灭，感情麻木，成了一具被泄欲的工具。以致多数人吸毒成瘾，好逸恶劳，散漫放荡成性，自暴自弃。总之，上海的一部娼妓史，就是一部被踩在社会最底层、灾难最深重的妇女血泪史。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把改造妓女的任务摆上议事日程，市长陈毅在市政府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不惜一切代价，要做好这个工作。”

1949年5月至1951年10月期间，人民政府制定了有计划逐步限制娼妓的措施：严禁逼良为娼的人口买卖活动；制止虐待妓女的行为；支持妓院自动停业；支持妓女自行跳出火坑。1949年8月16日，市公安局颁布管理妓院暂行规定14项，其中有院主不得虐待及强迫妓女接客，废除妓女与院主之间的一切契约，如妓女申请脱离，院主应无条件允许其自由等条文。妓院主慑于禁令，很多妓院先后遣散和紧缩，妓女们看到有人民政府撑腰，不少人主动脱离妓院，有的返回原籍，有的转业。市民主妇联帮助已停业和希望转业的妓女参加学习，接受生产劳动技能的培训。此后，全市妓院急剧减少，妓女大批改业，至1950年6月，上海妓院从刚解放时的525家，减少到158家，公娼从2227人，减少到662人。1951年11月13日，上海市公安局勒令残存的72家妓院停业，并向尚在妓院的181名妓女指出：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在新社会中做一个新生的妇女。1951年11月25日，由市公安局、民政局、妇联及里弄工作人员200多人集中执行封闭残存妓院的任务。共封闭妓院72家，收容娼妓181人、暗娼320人至上海妇女教养所(成立于1951年11月)学习；逮捕114名罪大恶极的妓院老板、老鸨、龟头，把210名罪行较轻的妓院老板收入第一劳动教养所，强制其劳动。

收容改造妓女的工作十分艰巨，妓女们既是旧社会中娼妓制度的受害者，又因她们在长期被凌辱的生活中养成了不少惰性和恶习，思想和心灵受到极大的扭曲，因此教养所的工作人员以高度的责任心，开展了深入、细致的工作。工作人员跟她们朝夕相处，促膝谈心，帮助她们解开思想疙瘩；为她们治疗恶疾，寻找亲人，或说服其原来的丈夫“破镜重圆”；从妓院主手里取回她们仅有的财物，为她们物色忠厚老实的对象，为有孩子的妓女办托儿所；帮助她们逐步养成劳动习惯，树立起自尊、自新、自立的观念。从1951年起至1958年结束，共计收容娼妓7513人(其中1951年收容的大多是公娼,1952至1955年大多是私娼,1956年后有部分是流氓阿飞)。

1951～1958年收容娼妓人数表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1951	681	1955	1724
1952	1115	1956	875
1953	964	1957	807
1954	1131	1958	216

娼妓入教养所经过2～3年的改造，大多改掉了好逸恶劳的习气，提高了思想觉悟，学会了一定的劳动生产技能，治愈了性病和其他传染病，接着就分期分批予以安置。其中结婚或由原来丈夫领回的有500多人，介绍进上海企事业单位工作的500多人，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1500多人，安置入安徽、苏北国营农场的2500多人，去新疆、甘肃支援边疆建设的2000多人，还有300多人没有亲属又不愿离开教养所的就留所工作，274名年老体弱的转入养老院。被安置者都戴上大红花，走出教养所。获得新生的妓女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生活，她们在各单位都表现良好。如安置至新疆建设兵团的姐妹，95%的人能完成生产定额，30%的人有突出表现，15%的人当上生产能手，6%的人入党入团。她们中绝大多数都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