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早的跳舞场是外白渡桥北堍的理查饭店(今浦江饭店)和近南京路上的卡而登戏院(今长江剧场),但限于洋人享用。民国11年(1922年),华人开设的一品香旅社(解放后改为市农委招待所)举办交际茶舞,开上海跳舞之风。民国16年,永安公司(今华联商厦)开设第一家舞厅“大东舞厅”,伴奏乐队从菲律宾雇来,舞女向社会招聘,经专门训练。此后,上海的舞厅迅速发展，伴舞成为一种职业。至民国35年，有米高美、仙乐斯、百乐门、维也纳、大都会、丽都、新仙林、立德尔、扬子、华都等大小舞厅29家，舞女约3000人。1949年12月，据公安局统计上海舞女有1422人。

1949年12月上海舞女情况表

单位:人　

上海舞女 总数	年龄					籍贯
	18 | 25		26 | 35		36 以上	江苏		浙江		上海	南京	北京		天津	安徽		广东	山东		湖南	湖北		江西	福建	青岛		四川		河北	东北		陕西	河南		仰光华侨
1422	1157		264		1	589		496		174	30	9		13	15		60	3		3	7		2	10	1		1		2	4		1	1		1
上海舞女 总数		操作原因					营业时间												教育程度												家庭成份
		生计困难		其他			一年以下		一年以上				二年以上			三年以上			高等教育			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		不识字			贫农			中农
1422		1417		5			575		372				291			184			1			152				825		444			1417			5

舞女一般都有悲惨的生活经历。为了养家糊口，有的舞女们当过丫环，有的干过糊火柴盒、折锡箔、粘牙粉袋等活，还有的种过田，但是菲薄的收入无法维持全家生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擦泪含恨，“下海”沦为舞女。如陆某原在农村种田，迫于生活艰难，跟随村人到上海跑单帮(长途贩运货物的个体小商人)，因年轻无知，被人奸污后流落街头，由一个“大阿姊”带回家中教她跳舞，后进舞厅成为这个“大阿姊”的摇钱树。金某原是中学生，为了能替病父分挑家庭重担，瞒过父亲佯称在外做家庭教师，白天读书，晚上伴舞。李某年已30余，丈夫出门谋生杳无音讯，为养活老母与儿女当起舞女，后来成为美国水兵的猎物——“吉普女郎”。

舞女的收入以舞票计算，每伴舞一曲就由舞客付以一定数额的舞票。一些走红的舞女由舞客邀请“坐台子”(一般不跳舞、专陪舞客闲聊的舞女)可获得较大数额的舞票；而有些舞女则整夜无人邀请伴舞，被称之为“吃汤团”，这样的舞女家中就无法开伙。舞女所得舞票必须向舞女大班(舞女的领班)分成上缴，一般上缴七成，本人只得三成，再由舞女大班将全部舞女上缴的舞票分成上缴给舞厅老板。在舞厅里舞女们受尽侮辱，碰上美国水兵还要挨打或被强行拖上吉普车驾走。有些舞女不甘屈辱，她们渴望有个正当职业，脱离伴舞生涯，于是晚上伴舞，白天进职业补习学校学会计、打字，或请人补习语文、算术和英文。这些舞女一般不愿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而是以淡施脂粉、雅致脱俗的形象出入于舞厅，当时被称之为“学生派”舞女。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租界成为四面受日军包围的“孤岛”，而租界里的舞厅却是夜夜爆满。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中路)浦东大楼512室(后迁至中华中小学内)内有一所东旦女校，这是在许广平和钟民协助下专为舞女开办的学校。舞女们在这里免费学习国文和算术，同时接受政治上的启蒙教育，其中涌现出一些积极分子，如卫学书、杨敏诗、管敏莉等，她们后来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在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的领导下，舞女们以现身说法的形式公演了于伶编写并导演的话剧《花溅泪》，并到各难民收容所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赔钱货》等。她们还发动全市舞女开展“一朵花”的劝募活动，即向每个舞客献上一朵花，请其捐款捐物。舞女们通过各项政治活动，看到了自身的价值，认识到自己与别人完全平等，便迫切要求有自己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及时派蒋瑛、梅继范帮助她们成立了上海舞业妇女联谊会，向全市舞厅广泛吸收会员，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民国3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占领，舞业妇女联谊会也就停止了活动。

民国35年11月，国民党的国民代表大会以“妨害风化”为由，制造出“禁舞”的提案。民国36年下半年，国民党行政院颁布“禁舞令”，上海市政府接着宣布上海将实行分批抽签禁舞的办法，并决定第一批抽签日期为民国37年1月31日下午3时。濒临失业、饥饿危机的上海舞女，自发地召开舞女代表大会，成立了临时性的舞女联谊会，选出金美虹为总干事，孙致敏为副总干事，孟燕、洪小萍、沈丽芳等为委员，会址在新世界商场楼上。舞女联谊会成立后，派代表分头到国民党市党部、市政府、社会局、民政局等处请愿；去南京国民党总统府、国大代表常委会秘书长洪兰友处请愿；拜访上海社会名流，争取他们的支持；召开记者招待会，诉说舞女受欺辱之苦，并提出必须先解决舞女的转业问题然后才能禁舞的要求。舞女们的行动得到新闻界的广泛同情，各报纷纷报道，以扩大声势。舞女联谊会还迅速办起“转业学习班”，下设缝纫、烹饪、打字、簿记、刺绣等专业，共有500余名舞女报名参加，她们以实际行动向全社会表明其渴望转业的心情。但是，她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未能奏效。出于无奈，1月31日下午1时，舞女联谊会在新仙林舞厅召开全市舞女与舞业职工大会，竭力抗议“抽签禁舞”。会上有记者传来消息：社会局已于当天上午11时提前抽签，有百乐门等14家舞厅中签，将被勒令停业。这更激怒了到会群众，她们立即中止会议，结队去社会局抗议。全市舞女、舞业职工及家属6000余人聚集在社会局前广场上，大声呼喊：“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转业!”“反对抽签禁舞!”“团结起来，有饭大家吃!”社会局长吴开先拒不接见。舞女们与守门警察发生冲突，遭到殴打，于是冲进社会局大门，直奔二楼，想找局长论理。但整幢大楼空无一人，原来这时局长吴开先正与潘公展、水祥云等在楼下开会，闻讯即从后门溜走，其他工作人员跟随遁逸。舞女们忍无可忍，盛怒之下捣毁了各办公室的门、窗、桌、椅，将文具、抽屉纷纷由窗口往下掷。4时30分，应召的“飞行堡垒”呼啸而至，荷枪实弹的军警边打边拖，把大批舞女架入囚车，数十人被打倒在地，797人被捕，金美虹、孙致敏、洪小萍、朱霏(职工)等人被判刑。经过斗争，市政府被迫准许舞厅照常营业。

舞潮案取得了胜利，但得利者却是舞厅老板和舞女大班们，舞女们仍然过着受剥削、受侮辱的生活。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为这批苦海中的姊妹创造了各种条件，作出了妥善安排,舞女们开始走上了自力更生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