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上海妇女的婚姻家庭关系，随上海的发展而发展，随上海的变化而变化。古代上海妇女的婚嫁，不论贫富，都由父母作主。双方父母经媒人说合洽定，称允吉，而后选择良辰吉日，由男方办“谒岳酒”后，到女家迎娶新娘，拜天地祖先，拜翁姑长亲，男女双方就成了夫妻。由于绵延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占据统治地位,上海妇女被剥夺婚姻自主权，择偶由父母包办，不和谐的婚姻丈夫有权休弃而妻子无离异的权力，“从一而终”的贞操观犹如桎梏，许多妇女成为守寡、殉节的牺牲品。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家庭中，不少上海妇女从生到死，备受不平等待遇，被剥夺了姓名、居住、财产所有及继承等权利，一切“从夫”，成为丈夫的附庸、承受繁重劳役的家庭奴仆。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随着教会势力的兴起，在女教友的家庭中，家长对子女婚嫁的绝对支配权受到冲击。幼年订婚、指腹为婚、童养媳制等在女教友中已不再出现，历来恪守的“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开始被冲破。

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中，社交活动逐步公开，自由恋爱开始出现，成婚途径也有了男女经介绍认识和自己结识等多种方式。五四运动进一步鞭挞了封建的包办婚姻，上海妇女走出家庭，步入社会求学、谋职，逐步改变了过去对家庭的依附关系，开始以独立的人格去从事工作，追求爱情，并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对象和决定终身大事。但这种情况主要在上层知识妇女中较为普遍，广大的中下层劳动妇女由于经济地位低下，结婚仍被看作谋得经济依靠的途径，还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对象成婚。

民国时期虽在法律上规定了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但有名无实。大部分上海妇女继续受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有的则备受剥削阶级淫乱生活的摧残，陷入被虐待、遭遗弃的境遇，女工及下层妇女更受各种社会恶势力的凌辱，经济受控制，人身自由被侵占。在此期间，包办婚姻与自主婚姻并存，但包办婚姻仍占主导地位。

新中国的诞生、婚姻法的实施，使延续几千年的旧婚姻家庭制度崩溃瓦解，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婚姻和男女平等的家庭生活逐步居主导地位。妇女获得了婚姻自主权，自由恋爱、自主择偶。上海自1952年起实行婚姻登记，不自愿和不合格的婚配不准登记结婚，保证了婚姻自主性，也提高了婚姻质量。妇女的离婚自由得到了保证，再婚的阻力也大大减少。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获得了姓名独立、居住自由和财产继承的权利。夫妻关系从旧的以丈夫为主宰的主从关系，逐渐转化为新的夫妻平权的伙伴关系，妻子与丈夫共同分担家务、共同决策家事、相互支持对方事业。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优生优育的宣传，对妇女的身心健康起了有益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妇女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社会参与能力，婚姻观念、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出现了一批“五好家庭”、“金婚佳侣”和“好妈妈”，推动了全市的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