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甲午战争（1894～1895年）之后，设立商会的言论充斥朝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议设商务局，可是各省督抚未通时变，久习因循，故奉旨两年，未见举办。光绪二十二年，张謇（季直）撰写《商会议》，主张“各行省宜立（商务）总会，各府宜有分会”。戊戌变法期间（1898年），光绪帝载湉采纳康有为的建议，在上海、汉口试办商会。两江总督刘坤一请张謇负责设立商务局和商会。不久，因变法失败，拟议中的商会未能办成，商务局也被慈禧太后派出的特使裁撤。之后，慈禧鉴于振兴商务有利无害，又下令在上海举办商务局。光绪二十四年上海商务总局设立以后，又在局下组成一个商务公所。由于官办的商务机构与商人自办商会的作用大相悬殊。于是，商人自办商会便提到议事日程。

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委任盛宣怀为驻守上海的会办商务大臣，准备与各国修订商约。盛宣怀接禀后，立即上奏清政府，比较中外，分析利弊、陈明切要，提出“远视西制，近采舆论，商会之设诚非缓图”，不然“彼团结而我散漫，彼谙熟而我生疏，彼尽得要领而事事占先，我茫无头绪而着着落后”，“日复一日，驯至利权坐失”，并授意上海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借修约之机，设法图新图治，建立华商自己的总会，“协力同群，悉心抵制洋商，确保华商的利益”。同年正月十五日（2月22日）正式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其任务为修订商约采择众议，提供咨询。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8月23日～9月20日），清政府设立了以载振为尚书的商部，强调恤商之策。商部立即拟定了《商会简明章程》26条，宣传介绍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劝各地商埠兴办商会，并强调“商会者并非本部强令各商联合，不过使各商自相为会，而由本部提倡之，保护之，使商与官息息相通，力除隔膜之弊”。

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6月5日），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遵照部定章程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至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商务总会两次修订章程，先后当选的各任总理、协理均是在上海从事工商、金融业的巨头。会员及会友代表着大小不同的各个行业、各会馆公所以及外商企业的买办或官方企业的高级职员。光绪三十一年，上海商务总会发动和领导了抵制美货运动。

上海光复后，商务总会议董朱葆三等人提出重组商人团体。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上海商务公所宣告成立。上海商务公所的出现，使它与上海商务总会形成两个商会对峙的局面，后经双方议董多次争论和磋商，决定合并改组，重新组建为上海总商会（简称总商会）。

民国元年（1912年）2月底，总商会公告成立。其组织制度日臻完善，先后举行9次换任选举，产生了9任会长及会董会。民国5年和民国16年，上海总商会2次依照《商会法》修订了章程。

商业会议公所成立时有会员75人，至民国15年，总商会会员总数达550人。

从商业会议公所到总商会，建立并发展了华洋义赈会、公立医院、华商道契处、商事公断处、商品陈列所、商业图书馆、商业月报社、商业补习夜校等事业单位。这些事业单位不仅为会员提供服务，同时也面向社会。

与总商会同时，上海地区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商会组织。光绪三十二年创设沪南商务公所，宣统元年改组为沪南商务公会。民国5年4月沪南商务公所改称上海县商会，它是与上海总商会并存时间最长，关系最密切的商会组织。民国8年起，沪北地区的工商业者组建闸北商业公会。同年，租界地区各条马路的中、小华商，以“挽救国危，劝用国货，互相保卫”为精神，分头组建了以马路为联系纽带的商会72个。继而，由各路商会产生代表，成立了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民国16年还出现了上海商业联合会、商民协会诸工商社团。这些工商社团的发起者，都不同程度的和总商会有着密切联系，上海的工商业者也可同时属不同工商社团的会员。

以总商会为主，会同其他工商社团，商会组织在它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积极参与关系全民利益的重大政治、经济、维护主权事件，提出主张、发起号召、倡导秩序、策划建设、争取利权，使工商业的发展迅速影响着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