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时上海地区形成港口始，便有货物装卸。北宋祥符年间（1008～1016年），青龙镇港已经“海舶辐辏，岛夷为市”。粮之北运，盐之出口，成为港口装卸的大宗货类。

及至明清，上海港逐渐壮大，棉花出口、漕粮转运，北方豆麦输入，构成装卸货物主体。鸦片战争前夕，年货物吞吐量达到150～200万吨，绝大多数为内贸吞吐量。上海港的内贸货物吞吐量已位居全国前列。

鸦片战争后，上海港外贸货物进出口逐年增长。清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超过广州，跃为全国最大外贸口岸。19世纪末，煤炭、石油等成为大宗货类，港口吞吐量增长迅速，民国20年（1931年）达到1400万吨（包括内贸吞吐量），跻身世界前列。日军侵华战争及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港口货物进出口业务跌入低谷。1949年全年货物吞吐量仅194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港通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五”时期和“二五”时期的恢复和发展，货物装卸生产机械化程度和装卸效率不断提高，货物吞吐量于1957年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历史水平；1966年达到3609万吨。其间，大跃进使钢铁、煤炭等物资运输量急剧上升，1960年全港货物吞吐量曾达到4200万吨。

“文化大革命”时期，港口货物装卸生产徘徊于生产混乱→港口濒于堵塞→突击性装卸疏运大会战→矛盾暂时缓和→生产再度混乱的恶性循环。上港五区的一张题为《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的大字报，煽动无政府主义，更严重干扰了港口装卸生产。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企业整顿和“学大庆”运动，生产秩序趋向正规。1978年一年增长的吞吐量绝对值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增长量的总和。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上海港务局按照生产专业化的要求，组建专业装卸（港务）公司，下放企业管理权限，改革分配制度，调动了职工生产积极性，解放了港口生产力。反映在货物装卸生产上，国际集装箱、煤炭、散粮、散化肥、矿石、建材等货源迅速递增；科技兴港使机械化程度显著提高。1984年货物吞吐量突破1亿吨，1992年达到1.63亿吨，再次跃居世界港口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