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区，是中国民主党派的发祥地和活动中心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阵地。

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议决案，提出组织民主联合战线。1924年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组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1925年5月，中共在上海发动五卅运动，协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动员各阶层人民声援工人斗争，举行反帝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影响所及，席卷全国。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间，配合北伐，中共领导了旨在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建立市民政府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起义胜利后建立的上海市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中共领导下建立的人民政权。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终告破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江苏省委执行中共中央坚决抗日的方针，领导和推动上海的抗日工作。同年，宋庆龄从国外返回上海，于1932年至1934年，联合其他进步人士在上海先后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组织，同一些共产党人保持密切联系。1935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留在上海的共产党员通过串联各界爱国人士以组织各界救国会的形式推动全市的抗日救亡活动。七七事变后，上海成立有国共双方参与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各界救亡协会，推动全民抗日热潮。上海沦为孤岛后，上海党组织运用各界社会名流参加的各种聚餐会等形式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并以各行各业的上层统战工作推动基层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支援新四军、营救被捕人员、反对日伪暗杀等活动。与此同时，在中共的推动下，上海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辗转内地，同中共合作，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来到上海，有的将民主党派总部迁来上海，有的在上海建立地方组织，上海成为爱国民主运动集中活动的地区之一。中共以极大的努力，团结和帮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等在上海期间，同他们的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鼓励和支持他们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政策。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和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与中共合作奋斗，并在斗争中不断进步，逐步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1946年5月，在中共上海市委的发动、支持下成立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52个群众团体组成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6月，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出面组织发动开展了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人民运动。全面内战爆发后，上海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同中共合作，坚决维护政协协议，拒绝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大会”，抵制“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并在抗议美军暴行，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以及反美扶日等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政协会议，筹建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纷起响应。中共中央上海局根据中央指示陆续护送一批民主党派和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上海有53名正式代表和5名候补代表参加1949年9月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解放战争中，上海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还协同中共开展策反和情报工作。在上海解放前夕，参加护厂、护校、反迁移、反破坏等斗争。中共上海组织还争取一批爱国民主人士留下来为建设新中国出力。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建立统一战线工作部，兼管上海市的统战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毅兼任部长，副市长潘汉年任副部长。1950年3月，建立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潘汉年任部长。上海解放初期，陈毅、潘汉年等领导人广泛接触各界党外人士，阐明中共政策，并就恢复与发展生产，改造与建设上海等问题听取意见，沟通思想，取得良好效果。

从上海解放至1952年，中共上海市委贯彻利用、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同时在进行郊区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各项运动中，就一些重大问题，与党外人士协商，取得共识。并推动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各方面爱国人士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在运动中发挥作用，接受教育和锻炼。

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1954年公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用法律的形式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的总任务确定下来。上海贯彻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方针，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将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1956年1月，上海10万余户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在整个改造过程中，凡重大政策措施的制定实施，都事先经过协商，陈毅等领导人做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思想工作，使民族资产阶级人们逐步提高接受改造的觉悟，涌现一批拥护中共领导和积极接受改造的进步分子。在改造企业的同时，推动资产阶级人们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上海在取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胜利的同时，在加强和扩大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以及贯彻民族、宗教、侨务政策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开展。

1957年下半年以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上海有一批党外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伤害。1958年在党外人士中开展整风运动，对党外人士思想改造的要求过高过急，出现“交心”、“竞赛”等形式主义做法。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展“破权威”、“拔白旗”等错误斗争，使上海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紧张。1959年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上海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采取措施纠正统战工作中“左”的错误，改善同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界、少数民族、宗教界和归侨等各方面人士的关系。并在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中推行“神仙会”方式，和风细雨地进行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实行“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使紧张关系有所缓解。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会后错误地开展对部长李维汉的批判，指责他在统战、民族、宗教等工作中推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颠倒了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是非。上海的统战工作又一次遭到挫折。1963年开始，上海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部署，在党外人士中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全盘否定建国以来上海统战工作的成绩，对广大统战干部横加迫害。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被迫害致死。他们还对上海广大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成员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妄加罪名，肆意迫害，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上海统一战线受到严重摧残。在长达十年的浩劫中，上海各界人士同中共一起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拥护。

1979年6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开幕词，阐明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对象、范围和方针政策。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实现了拨乱反正，制订了《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上海统战工作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79年后，上海致力于在统战工作中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复查平反了冤假错案，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全面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肯定原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小业主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支持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发展组织，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以及居住在上海的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在上海的亲属的政策。落实民族、宗教和侨务等政策。

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上海统战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支持和推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党外人士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加各项社会实践，开展科技经济咨询服务，培训人才，智力支边，为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穿针引线”等活动，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85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为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要“大胆开展海外统战工作”。海外统战工作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广交朋友，联络友谊，宣传政策，最广泛地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三胞），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这就改变了过去统战工作主要在大陆范围内做工作的旧格局，形成了立足大陆、面向台湾、面向港澳、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的新格局。上海发挥港口城市和海外联系多的优势，多领域、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海外统战工作。促进上海与香港、澳门、台湾之间的交流交往，发展上海与香港、澳门、台湾的经贸关系。发挥归侨、侨眷海外关系的优势，做好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工作。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制订《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上海于1990年12月召开全市统战工作会议，制订《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实施意见》，上海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统战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上海的统战工作由此逐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中共同上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的团结合作不断加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进一步发挥。着力培养选拔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经过1988年和1993年人大、政府、政协的两次换届，党外代表人物基本完成新老交替。

90年代以来，上海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民族、宗教无小事”的指示，更加重视民族、宗教工作。不断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制订《上海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发挥上海优势，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力求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制定宗教法规，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991年6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央统战部关于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示》，明确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是统战工作的新领域，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实行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中共上海市委于1992年2月批转市委统战部《关于做好本市工商联工作的意见》，发挥工商联作为党和政府管理、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助手和桥梁作用。4年来，开展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动他们投入扶贫“光彩事业”，并初步选拔培养了一支拥护中共领导，能与中共合作的积极分子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