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新闻业务，包括编辑、采访、评论、摄影、美术、副刊（专刊）、资料、通联（群众工作）等。广告理当列入，因与报业经营关系密切，另编叙述。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英文《北华捷报》创刊，到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文《上海新报》创刊以后的21年间，报纸为外国商人和传教士所经营，设施极其简陋，像《北华捷报》创刊时只有3人,编务人员（一个主笔和两个助理）都是外籍人士；《六合丛谈》和《上海新报》因系中文报纸，开始有中国文人为“秉笔华士”,帮助翻译、疏通文理,除船期消息和商情广告以外,依靠各路“探子”,刊载当时清廷和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上海及租界地面上的杂闻,可以说是报纸最早的编辑（秉笔华士）、记者（探子）、新闻（“探子”探得的战况和杂闻等）。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申报》面世，报纸首页，有《申报》馆的主笔撰写的评论，称之为“报首评论”或“首论”。及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申报》在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武昌、汉口、宁波等26个省会和重要城市聘请访员（也称访事）40余人，形成一支相当规模的采访队伍，扩大了新闻来源，并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光绪八年（1882年）、光绪十年（1884年）先后派人赴台湾、朝鲜、越南等地采访突发新闻事件，足见新闻评论和新闻采访业务之形成和发展,《申报》起了领头的作用。但其局限性与幼稚性也很明显,新闻评论较少涉及国政大计,新闻采访则停留在“道听途说”和“有闻必录”上。

清末民初,新闻业务随着时局的变化、发展而发展。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梁启超任总主笔的《时务报》创刊号上发表的首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开宗明义,提出了办报的明确宗旨；每期卷首还刊登他写的政论《变法通义》,连载1年又3个月,全文7万余字,以鲜明的政治观点,高屋建瓴之势,阐述维新变法之要旨,人称“自有《时务报》而《申》（申报）、《沪》（《沪报》即《字林沪报》）、《新》（新闻报）均废纸矣!”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时务日报》用机制白报纸两面印刷,分版编排,每版分栏,句读加点,创造了现代报纸版面体裁。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时报》实行对开四版,两面印刷,直行排版,一号字至六号字模,圈点符号俱备,报纸分一、二、三、四版编排,设置各种栏目,使版面编排愈加醒目,并独创《时报》式的评论,各版都有,名为“时评”,一改19世纪末消闲性报纸普遍采用的“一论八消息,标题四对仗”的模式。民国元年（1912年）,《申报》编排由通栏长行改为六栏短行,采用重要新闻放显著位置,通栏标题,还运用花边、加框、配评论的“综合编辑”即混合编辑法。当时上海如《新闻报》等均用此编排,报纸编排进入现代报纸编辑阶段。同时强调新闻在报纸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新闻贫乏，就丧失了报纸的生命”（史量才语）。清宣统三年（1911年）《申报》出版副刊《自由谈》，民国3年（1914年）《新闻报》出版副刊《快活林》。报纸的编辑、新闻、评论、副刊格局自此形成。也是在清末民初,摄影图片和画刊也成了报纸版面的组成部分。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于民国10年（1921年）在上海诞生，中共党报党刊的相继创刊，自此奠定了无产阶级报纸鲜明的阶级性、党性和人民性，确立了报纸战斗的编辑风格，以及群众办报路线。尽管当时上海绝大多数报纸仍然是遵循着来自西方的新闻学原理为其业务指导，但随着新闻业务的日趋成熟，特别是五四运动开创的新文化，白话文的普遍被应用，新闻采访写作的各种体裁，都在这个时期形成。30年代初期，以迎合读者口味为宗旨的消闲性报纸发展迅速,民国17～21年（1928～1932年）的5年间创办发刊的报纸多达700余种，成为上海特有的“海派小报”，但是，中共办报的业务思想在上海新闻界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从30年代初到民国27年（1938年）上海沦为孤岛这一时期，上海新闻界涌现的爱国、反帝、抗日的一代著名记者戈公振、邹韬奋、范长江、恽逸群、陆诒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或深入东北三省，调查日本军国主义九一八事变中在东三省犯下的滔天罪行，或先后深入一二八、八一三淞沪抗日战场，或深入台儿庄抗日第一线，或深入抗日圣地延安，在上海报纸上留下了永志历史的名篇。在这个时期，上海报纸上的图片，特别是漫画有较大的发展。群众工作，以邹韬奋创办的《生活》周刊为代表，充分重视读者来信，与读者取得广泛的联系，热情为读者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上海报纸新闻业务的发展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5月到1956年，上海报纸的业务思想和指导方针，继承和发扬了20年代中国共产党办报奠定的基础，而在解放区办报实践中得到丰富的传统。报纸作为党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党的喉舌，紧紧围绕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评论、报道、编辑都服从于中心，坚决地为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做好宣传，报纸群众工作受到充分重视而有很好的发展，读报组、通讯组在基层单位普遍建立。通过《劳动报》还涌现了一批工人作家。读者来信在各报都有专门版面反映。1953～1954年，上海新闻界学习苏联《真理报》经验，从办报思想、办报模式，到报社组织机构、编辑、采访等方面都仿照实行。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改版，《文汇报》因仿照苏联办报模式迁北京改出《教师报》,是年10月1日又回上海复刊。总编辑徐铸成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弃”，“唯陈言之务去，创独家新闻”，把《文汇报》办成一张知识分子喜爱的报纸的编辑、采访思路。《新民晚报》社长兼总编辑赵超构提出“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后按毛泽东同志建议改为“软中有硬”）。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提出报纸具备“两重性”，即既有宣传性又有商品性，报纸要考虑读者的需要的论述。上海报纸在这一时期，是业务思想最活跃，业务实践相当丰富多采的时期。

第二阶段，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到1965年。反右派斗争中，徐铸成、王中、赵超构的新闻业务观点遭到否定和批判。随后是三年大跃进时期，上海新闻界同全国一样，为浮夸风推波助澜，新闻真实性的原则遭到践踏。1960年以后，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广州会议召开，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学术讨论的自由空气和民主气氛复苏，《文汇报》仅在1962年一年就发表了60余篇知识分子访问记，学术讨论受到中央肯定；《解放日报》加强群众思想工作的宣传受到中央表扬。1962年以后，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思想指导下，新闻业务思想重又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

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林彪提出，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文章，没有讲过的话、没有发生过的事可以加上去。报纸沦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工具。

第四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指导方针的指引下，上海新闻媒体有步骤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新闻业务改革。1983年1月，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各新闻单位回顾总结了1978年以来的新闻改革实践，拨乱反正，清除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新闻业务中“假、大、空、长、套”的“帮八股”，还新闻的本来面目，复活了“真实性”的新闻生命。《解放日报》提出了“加重，搞活”；《文汇报》提出了“面向读者，面向社会，面向生活”；《新民晚报》以“短、广、软”，像春天的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的名牌副刊“朝花”、“笔会”、“夜光杯”又与读者见面，社会新闻重新登上版面，各类专刊琳琅满目。1984年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商品经济走上舞台，对外开放的步子加快，报纸的功能从单一的宣传指导功能，向信息传播功能、服务功能、娱乐功能、广告功能等多功能发展，报纸内容大大丰富，可读性大大加强。在这个时期，为与上海作为国际经济、商业贸易、金融中心地位相适应,各类经济信息报纷纷创刊，丰富了新闻业务的理论和实践。1989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文章发表，以及以后关于“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强调办报要讲政治，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坚决反对搞有偿新闻等重要论述，成为上海新闻界进行业务实践的纲领，无论是在评论、采访、编辑等各方面，都注意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这个时期，由于电脑技术的广泛应用，编辑手段、采访手段、资料工作，都向现代化高科技转化。新闻业务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