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古松江，西晋陆机、陆云兄弟两人名重一时，号称“二陆”。当时，他们作文成册，后人再加编辑刊印，故今有《陆士衡集》、《陆士龙集》行世。明夏允彝、陈子龙等人在松江创立“幾社”、平露堂，赋诗唱和，著书刻书。陈子龙、徐孚远等主编《皇明经世文编》。陈子龙又将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手稿加以整理、补充，编订成书出版。这是上海地区最早的编辑工作。清乾隆年间，文风甚盛，上海地区的文人墨客编选诗文集刊印出版者不胜枚举。

上海开埠后，西学东渐，随着墨海书馆、土山湾印书馆、申报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创办，以编辑为职业者，在上海出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上海出现各种出版机构，出版名目繁多的图书、杂志。各地文化人荟集沪地，有的专职编辑，有的兼职编辑。以张元济、夏丏尊、鲁迅、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巴金、邹韬奋、胡愈之等为代表的近代上海的编辑名家，他们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的一代名著，同时，又培养了一批著名的编辑、作家。

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上海沦陷，进步的编辑变换各种斗争方法，编印大量图书、杂志，积极宣传爱国主义，唤起民众抗日救亡。

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编辑队伍中有许多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党员，团结进步的编辑，坚守阵地，编印出版各种图书、杂志，传播进步的文化知识，吸引大批知识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

解放后，随着上海出版机构的整顿和改造，编辑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原先的老编辑之外，一批随军南下接管上海出版机构的干部，充实了编辑队伍。之后，陆续向社会招聘和吸收大学生参加编辑工作。同时，一批资深编辑被抽调去北京，到中央级出版社任职，据统计，1952年，上海的专业编辑有641人。

上海的编辑队伍，无论政治素质、专业素质，都有很高水平，编辑出版了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一定影响的图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编辑队伍受到了很大冲击，大批编辑被迫到“干校”劳动，一批资深编辑受到了迫害。在恢复出版工作之后，少数编辑重新出来工作。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编辑出版了一批受“左”的思想影响的图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版事业呈现新的繁荣，原先的出版社恢复建制，又新建了十家出版社。十家高校建立了出版社，编辑队伍有了壮大。大量的年轻人走上了编辑岗位，他们思路开阔，选题范围广，编辑出版了大量优秀图书。到1996年，全市出版系统专业编辑人数达1450人，其中：编审56人，副编审292人，占编辑总数24%；25～40岁的编辑有231人，占编辑总数15.93%；女性编辑265人，占编辑总数18.28%。

上海的出版单位，历来重视书稿的选题计划和选题计划的审定。早年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就把选题放在重要位置。解放后的出版社，也都非常重视选题工作。各出版社都在每年的下半年酝酿下一年的选题，并提出选题计划上报审批。在每年的年底前，市新闻出版局主要领导都要到各家出版社对下一年的选题计划进行讨论和审定。各出版社在执行过程中，还要不断做优化选题的工作。

早先的出版单位，为保证质量，对书稿的审定都很严格。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早就订有严密的审稿制度。解放前，国民党当局设有专门的书稿审查机构，订有审查书稿的规定，对进步的图书横加限制，加以扼杀。解放后的出版社，都有严格的三审(初审、复审、终审)制度，目的是保证书稿质量。

最初的出版单位采取编校合一的办法，编辑同时负责校对。解放前，出版社的规模都比较小，往往是一家书店，兼营出版，因而都不设专职校对。解放后，校对工作受到重视，各出版社都配备专职校对，大的出版社还设有校对科，都有严格的校对制度。

做好作者和读者工作，是上海出版行业的优良传统。解放后，上海的出版社都根据各自的分工，拥有一支作者队伍，其中有著名的老专家、老学者、老作家，又有新涌现的年轻专家学者和作家。各家出版社都通过自投稿中发现了一批名不见经传的新作者，热情地发表他们的处女作。各家出版社经常联系各阶层的读者，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下书店”等办法，听取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并努力做好为读者服务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