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有悠久的造船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在吴淞江抗争时，已有舟师并造有军船。北宋时，上海取名上海浦，是一个农民、渔民、盐民交错相居的村落。至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为适应江海航运发展的需要，改为上海镇。至元十四年（1277年），作为水上交通码头，朝廷在镇设市舶司，管理中外商船，并设有税务和贸易机构。由于当时冶铁技术的进步，为造船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出现了船作坊林立的景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设县时，已成为海运船舶的集中地。为适应海上漕粮运输的需要，曾建造过木质平底的沙船，该船被列为中国四大名舟之一，上海也由此而被誉为“沙船之乡”而载入史册。明代中叶，倭寇侵犯东南沿海，上海人民奋起抵抗，这时漕船和战船也随之发展起来。清代的上海，已成为内外贸易的中心，青浦港、董家渡、苏州河、吴淞口沙船渔舟密布，客轮货船云集，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和鼎盛。但是，由于长期封建统治的桎梏和闭关锁国的束缚，船舶建造技术和设备配套水平长期停滞不前，一直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古代造船业从明代中叶以后日渐衰落。而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欧洲，以蒸气机为动力的造船业却向近代化迅猛发展。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英、法等帝国主义凭借其船坚炮利的实力，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

开埠后的上海，外国资本变本加厉地渗透，外国船舶频繁地驶进上海港，由道光二十三年的7艘，增加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6400余艘。随着船舶进出港口的日益增加，外国资本在上海开办修造船业也应运而生。从清咸丰二年（1852年）美商船厂伯维公司开办起，截至光绪十八年共有外资船厂27家，占当时上海外资企业总数的1/3，投资额占1/4。在道光二十三年至咸丰九年（1843～1859年）的17年中，外国在上海开办的18家企业，就有12家是修造船厂。耶松船厂和后来由祥生、耶松、瑞镕船厂合并而成的英联船厂，还曾经控制过上海的船坞设施和垄断过上海的修造船业，为他们的商品输出和资源掠夺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

清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等洋务派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江南造船厂前身）开始制枪炮、造兵船。同治六年造出国内第一批机床。同治十三年制出国内第一批黑色火药。同治十四年生产出镪水。光绪七年（1881年）造出了铁雷。光绪十年建立国内第一座无烟火药厂。光绪十六年炼出了国内第一炉钢。江南制造局的诞生，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帷幕，孕育了第一代产业工人，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它是上海，乃至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开端。清同治七年在近代科学家徐寿、华蘅芳等人主持下，建造的“惠吉”号兵船，和以后相继建造的“金瓯”号、“保民”号等铁甲兵船，既是中国近代军用舰船制造的开始，也是中国造船业制造以机械动力推进和用钢质船体结构船舶的发端。继江南制造局以后，上海还创办了招商局浦东机器厂和张华浜修理厂等官办船厂；同时发昌、公茂、求新、大中华等几十家民办修造船厂也相继见世。清光绪五年至二十六年发昌机器厂先后建造了8艘船，其中“江汉”号出售朝鲜，成为上海的第一艘出口船。民国7年（1918年）江南制造局在叶在复的主持下建造的川江货船和长江客货船，其建造技术和质量都超过了当时中外船厂的水平，曾引起航运界的广泛关注。清宣统二年至民国7年（1910～1918年）江南造船所共建造船舶200余艘，计6万余吨，营业额和盈利额成倍增长，超过了当时的耶松船厂，从而改变了外资船厂长期控制和垄断上海船舶修造业的局面。上海近代民族造船工业的悄然兴起和日益壮大，其实力和潜力也不断显现出来。民国9～11年江南造船所为美国建造的“官府”号等4艘远洋运输船的成功，更是蜚声海内外，被认为是中国工业史的新纪元。民国16年大中华造船机器厂（中华造船厂前身）建造的“大达”号客货船和造船专家杨俊生等人设计的“天行”号破冰船的建造成功，也受到了社会的高度赞誉。民国6年开设的合兴机器制造厂，14年共造轮船48艘，且工料兼优，有造船巨擘之美称。同时，上海近代造船业在发挥综合生产能力的优势上，也显示了强大的实力。光绪二十七年求新机器造船厂（求新造船厂前身）制造出可供270万人用水的大型蒸气引擎泵和获得巴拿马金奖的煤油内燃机。民国24年大中华造船机器厂为南京制造的（直至1995年还在使用）当时国内最大的5000～10000立方米大型煤气柜，新中公司（新中动力机厂前身）制造的国内第一台高速柴油汽车发动机等，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然而，上海的民族造船工业，特别是民办修造船厂在外国资本和官僚统治的双重夹击下，步履维艰。发昌机器厂是中国创办最早的民办机器制造厂，光绪二十六年被耶松船厂兼并。求新机器制造轮船厂是中国最大的民办船厂之一，民国8年因经营失利，法国资本乘机而入，名为合营，实为吞并。民国19年正在发展中的大中华造船机器厂在厂址租赁期未满的情况下，因沿江一带为英商占有，租界工部局逼迫迁厂，无奈迁至荒凉偏僻的周家嘴岛上重建厂房。后因与外资瑞镕船厂欠款之事，又被诉讼至法院，其目的是逼中华造船机器厂破产。当时幸有大律师沈钧儒仗义出庭，击败了对方，使其阴谋未得逞。上海民族造船工业从清同治四年至民国26年（1865～1937年）是在困境中苦斗求生和竭力发展的，此间共建造民船近千艘，军船百余艘，修船5000余艘。民国26～34年上海修造船业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抗日战争爆发后，官办船厂被日本侵略军占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资船厂也被日军占有；民办船厂有的倒闭，有的内迁，整个上海修造船业奄奄一息。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美国将战时剩余物资在华大量倾销等原因，船厂几乎无船可造，一片萧条景象。解放前夕仅剩下9家船厂，职工不足6000人，靠修船维持生计。

二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接管第一号令，接管江南造船所。以后还相继接管了招商局机器造船厂。华东工业部先是租用，后由军管会征用了英商马勒船厂。求新机器制造轮船厂先是租用，后因查出隐匿国民党政府产权后宣布接管。其他民办船厂按不同类型、不同经济成分，通过联营、合并、合营等方式，组织起来恢复生产，积极支援国家物资运输和人民解放军海军作战。1949年10月为解决粮食、煤炭和棉花的运输，根据陈云指示，在以于眉、陈国栋、程望为负责人的船舶建造委员会领导下，40多家船厂和60多家机械制造厂联手合作，突击建造了200艘内河拖船和机帆船，保证了物资运输的急需。江南造船厂在国民党飞机对工厂进行轰炸的同时，日夜奋战，抢修军船数百艘；上海船舶修造厂制造300余艘机帆船；通过改装扫雷艇，制造小炮艇，抢修登陆艇和各种机帆、拖轮、运输船，在支援解放崇明岛、舟山群岛等战斗中，以及1954年4805工厂突击抢修舰艇，支援解放一江山岛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支援海军作战中，各单位共有760多人参加战斗，其中有298名职工立功受奖。1950年10月，中央重工业部船舶工业局在上海成立。江南、沪东、中华、求新船厂、上海船厂和东海等船厂，在支援国家物资运输、支援海军作战的同时，积极开展了民品修造船业务。1949～1953年共造船191艘，3万余吨，修船750余艘。

1953年6月4日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六四协定”），这是中国造船工业一次规模较大的接受外国产品转让和技术引进的重大举措。在这次转让和引进中，共有6家船厂承担6种型号的舰艇试制和建造，上海有江南、沪东、求新3家船厂承担3种型号舰艇的试制和批量建造任务。为了适应这个重要的转变，1953年以后，上海先后建立了船舶设计处和船舶设计室等科研机构，开展转让引进中的设计、工艺、技术等研究工作，同时3家船厂展开了新建、改建、扩建重要工程的基本建设工作，共改建船台6座，完成投资近亿元，增加重要设备数百台，新增厂房面积数万平方米，增强了工厂的造船生产能力。工厂从图纸设计、工艺文件的制订，到生产场地，加工设备的配置；从劳动组织、管理制度的确立和建立，到人员的技术、管理、操作技能的培训，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明确的要求，使造船生产开始走向正规有序的轨道。由于解放前上海修造船业管理处于分散、落后状态，解放后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落后的管理制度，吸收了一些老解放区管理工厂的经验，建立了一些新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各企业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特别是通过转让和引进，开展学习中苏合营大连造船公司以计划管理为中心，以定额管理为重点的管理经验后，又全面推广了“八项管理，十项计划”的苏联管理模式和方法，以及各项专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在加强造船、修船、造机管理的同时，有军品的企业，按军工产品质量第一的方针，建立了军代表制度和军品质量及验收等制度，企业管理有了显著的变化和提高。由于造船工业是劳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综合性行业，又具有军民结合、以销定产、单件小批、周期长、配套面广等特点和难点，在管理上有着集中、系统、综合等特征。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在自己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学习和采用苏联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对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加强企业基础管理建设，和以后逐步形成自己特色的管理模式和方法，起了积极作用。在转让和引进中，通过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配套引进，船舶建造技术由过去的铆头焊接，全部改用电焊，并广泛采用自动焊和半自动焊；船舶管系和机械安装采用冷弯技术和机械轴系安装工艺；电气安装由一般安装发展到雷达、声纳及其他精密导航设备的复杂安装，以及各种先进试验和调试技术的应用；在船体建造工艺上采用分段和总段的建造法；推行自动切割、冷弯技术、喷丸除锈、铝材氧化处理、X光、Y射线进行焊缝质量检查、电缆敷设、木材处理等一系列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促进了上海船舶建造整体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转让和引进，为海军提供了现代化装备，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视察江南造船厂正在建造的中国第一艘中型鱼雷潜艇，给广大造船工人以极大鼓舞，造船进程加快。1956年3月，求新造船厂建成了猎潜艇首艇，1957年底，沪东、江南造船厂分别建成了护卫舰首舰和中型鱼雷潜艇首艇。与此同时，还建造了一批如“民主10号”等沿海客货船；“大众”号、“人民1号”、“江峡”、“江蓉”号等长江客货船，还自行设计、制造了“和平28号”5000吨级沿海货船。1954～1960年共建造各种船舶1246艘，40余万吨，建造量以每年30%速度增长，修船2700余艘。这期间，上海船舶工业从以修船为主，开始转变为以造船为主，船用主机从以蒸气机为动力转变为以柴油机为动力。

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专家，停止技术援助，转让引进工作被迫中断，给“六四协定”的执行，特别是正在执行的1959年2月4日签订的从苏联引进导弹舰艇新技术的协定（简称“二四协定”）造成了极大困难。上海广大造船职工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号召，在困难中继续拼搏奋进。1960～1965年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材料和设备绝大部分立足于国内的万吨级远洋货船“东风”号在江南造船厂建成，从而结束了万吨船舶的材料、设备依赖进口的历史。这艘船的材料和配套设备得到国务院18个部委，16个省和291家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支持，提供了2600多项器材和设备。与此同时，1961年在一无资料，二无设备，三无经验的条件下，坚持群策群力，科技进步，尊重科学，尊重实践，发挥行业综合优势，在总设计师沈鸿的指挥下，江南造船厂在兄弟单位大力协同支持，制造成功了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1963年底，在专家撤走，资料不全，技术关键多，协作配套难的情况下，上海航海仪器厂的职工，奋战3年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套船用电罗经装置，迈出了船用精密导航设备国产化的第一步。1965年6月，沪东造船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船用万匹机，这台船用低速柴油机作为“东风”号的主机，结束了船用万匹机依赖进口的历史，几代造船人多少年梦寐以求的造自己的万吨船，用自己的万匹机的愿望终于实现。中型鱼雷潜艇等军用舰艇也逐步实现器材国产化，并进行批量建造。上海船舶工业经过自力更生的锻炼，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指引下，走出了困境，开始了新的发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船舶工业各单位在生产技术、企业管理、产品质量等诸多方面，受到了“左”的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十年动乱，正值世界造船业“黄金时代”，上海造船业与世隔绝，失去良机，拉大了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但是，由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造船工业的关心和支持，并采取有力的措施，广大造船职工坚持生产，坚持科研，坚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导思想坚定不移，上海船舶工业仍然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为实现建立中国远洋船队的愿望，从建造14艘7500吨沿海客货船开始，逐步发展到建造远洋万吨级船舶；从只有1家船厂能建造万吨船，发展到4家船厂都能造万吨船舶，1969～1978年，共建造万吨船舶54艘，支援了国家远洋运输所需要的船舶。截至1975年，中国远洋船队由110万载重吨增加到500万载重吨，成为中国外货海运的主力，从过去70%外货海运量靠国外承运，转为70%由国内承运，实现了以我为主，不受制于他人，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局面。有军品任务的船厂、科研院所、配套厂从过去的仿制逐步转为自行设计、制造和配套，中国第一代鱼雷潜艇、导弹护卫舰、导弹驱逐舰、反潜护卫舰等建造成功并批量生产，为海军提供了更加精良的装备，实现了由技术转让、引进到国产化，并开始独立自主设计和建造的重要转变。1967年以后，为配合研制洲际运载火箭和发展航天技术的需要，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建造中国第一支远洋测量船队，以主测量船为核心，由12艘船组成的测量船队，除远洋油水补给船由大连造船厂建造外，其余全部由上海承建。708研究所设计、江南造船厂建造的船队主测量船“远望1号”、“远望2号”和江南、中华船厂分别建造的船队“向阳红10号”、“远洋运输拖船”等全部达到设计要求，这些船舶集中了中国科学技术多方面的成就，反映了70年代世界船舶技术水平，也是全国24个省、市、区，国务院35个部委和全国1000多个单位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支船队建成后，出色地配合中国洲际运载火箭的发射，同步卫星的发射，和平利用和开发南极，九下太平洋，航行11万海里，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1960～1978年，上海船舶工业自行设计、制造了一批万吨船和达到当时国际技术水平的船用低速大型柴油机，试制成功了精密导航装置和第一代国产军用舰艇以及中国第一支远洋测量船队。这期间共建造船舶3295艘，修船5000余艘。

三

按照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的指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船舶工业在改革开放中，在积极面向国内市场的同时，迅速进入国际市场。1981年上海船舶工业公司成立后，在六机部和上海市的领导下，抓住当时国际船舶市场的有利时机，通过各种渠道，开拓市场，开创了船舶出口的新局面。通过出口船舶的建造，学习、借鉴国外造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各企业普遍采用了钢板预处理、船体数学放样、数控切割、公差造船、高效焊接、单元组装、预舾装，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先进工艺技术，并逐步推广生产设计、成组技术和壳、体、涂一体化等先进造船模式和方法，使造船生产面貌焕然一新。通过向瑞士、丹麦、德国、日本等国家引进世界名牌船用柴油机、增压器、配电盘等先进设备，通过消化和制造，加快了船舶配套的升级换代。改革开放以后，上海船舶建造的能力从制造一般的万吨船舶，发展到批量建造3.6万吨、6.5万吨、7万吨、7.5万吨的远洋船舶，从单一品种扩大到建造无机舱船、多用途船等。“诺德西亚”大型冷风集装箱船、新型液化气船、载4000辆轿车的汽车滚装船、被国际船舶机构称为“中国江南型”的6万吨散装船、被世界称为未来型的4万吨2700箱冷风集装箱船以及4400吨集装箱船等高科技、高附加值的船舶，受到了国际船舶检验机构和船东的肯定和赞许。通过建造出口船舶，上海能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标准和规范造船，增强了在国际船舶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船舶出口的同时，船用柴油机、精密导航设备等，不仅随船出口，而且也开始单机进入国际市场。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积极为国内市场和海军建造了一批军用和民用船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远洋航天测量船舶“远望3”号是集造船、航天测控、电子通讯、光学等高科技为一体的航天测量船，可航行世界三大洋，完成了“亚洲2号卫星”发射海上测量任务。“勘探3”号海洋平台的建造成功，在海洋资源开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批大型登陆艇、反潜护卫舰、水翼船、新型导弹驱逐舰和导弹护卫舰，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大型、先进水面舰船的建成，为海军提供了更加精良的装备。1979～1995年共建造船舶1363艘，计670余万吨，其中先后为德国、意大利、美国、挪威、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巴西等国家以及香港建造船舶198艘，计261万余吨，出口船舶占造船总量39%，共有13艘船舶获得国家金质奖，16艘船舶获得国家银质奖。在面向两个市场中，上海造船能力和水平，得到新的发展和提高，跃上新台阶。在发展造船的同时，船舶修理进入现代化修理和现代化改装的新阶段。上海共有万吨船坞11座，另有一座10万吨滩涂浮船坞。1995年船坞已达到43万载重吨，占全国23%。修船普遍采用高空作业车、高压水清洗，喷砂除锈，高压喷漆，液压折装等先进设备，以及等离子喷涂焊、双金属焊接铁、快速刷镀、化学清洗等先进工艺技术。上海已经同亚洲、美洲、欧洲10多个国家建立修船联系，能够承修和改装具有国际水平的高科技船舶。在积极发展造修船的同时，贯彻船舶总公司“船舶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充分发挥行业综合性强的优势，特别是制造钢结构工程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承造了上海杨浦、南浦、徐浦大桥和吴淞路闸桥，西藏路立交桥等钢结构工程，北京56层高的京城大厦、宝钢200米烟囱铁塔等钢结构工程，以及30万立方米烯油密封式的大型煤气柜和直径11.3米的盾构隧道掘进机等200余种非船舶产品，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上海船舶工业经历了130多年的沧桑岁月。解放前尽管有过短暂的辉煌时期，但曲折、磨难和夹击，始终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解放后，经过恢复生产、转让引进，自我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造船、修船、配套设备生产、船舶出口、非船舶重大工程建造等方面，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1949～1995年累计建造各种类型民用船舶5400余艘，1620多万吨，修船16000余艘，军用舰艇在数量、质量、品种和性能方面都有明显的提高和加强。1995年造船吨位超过80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是解放前84年总量的2倍多。上海是中国的天然良港，是历史悠久的造船工业基地，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发展优势和发展前景，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结合上海船舶工业的实际，积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改善经营，加强管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加快外高桥造船基地建设，为国家航运事业、海军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