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7年（1948年）5月，国民党政府开始所谓“行宪内阁”，翁文灏被任命为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翁任经济部长期间，我在他领导下任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十四年，民国36年兼任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是我的多年老上司，他任行政院长后，我去见他，他说，全国经济委员会要取消，他以行政院长身份兼美援物资委员会主任委员，下设两个委员会，一个是美棉委员会，一个是美援粮食委员会，翁任命我为美棉委员会主席。这年，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公司）总经理束云章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照规定不能兼行政职务，中纺公司董事长（工商部部长陈启天兼）批准他辞职，并呈准翁文灏要我以美棉委员会主席身份担任中纺公司总经理（那时我被选为工程界的“国大代表”，可以兼行政职务）。

同年，国共和谈破裂后，孙越崎任经济部长兼中纺公司董事长，任命经济部次长简贯三为中纺公司常务董事，孙越崎不在上海时代行董事长职务。任命我为中纺公司常务董事兼总经理，重大事件由我同简贯三两人作出决定，这样我可以放心大胆执行各项措施。孙越崎在离开上海去广州时，当面嘱我设法完整地保全企业，以便解放后转交给人民政权。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广播电台发出半夜广播指名道姓要我坚守岗位，迎接解放。接着，中共上海地下党吴克坚同志通过金城银行的陈百流找我妹夫王兼士同我联系，动员我在中纺公司起义护产。人民电台和中共地下党的动员，使我在这重大转折关头，思想上引起斗争。回想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多次听过恽代英、邵力子先生的报告，经常阅读邵力子先生主编的《觉悟》周刊和中国共产党出版的《向导》周报，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稍稍有所了解。在这种影响下，民国14年我在上海交大加入了奉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并参加五卅运动。民国16年毕业后去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机械工程4年，然后去欧洲各国参观并着重去苏联参观考察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无限向往。因此对人民电台的号召和中共地下党的动员，觉得正可实现自己多年来“科技救国”、“工程救国”的愿望，故毅然从命，在中纺公司坚守岗位，迎接解放。从此每天夜晚八点半同地下党同志通电话，报告请示。

中纺公司是一块“肥肉”，上海的国民党军政头目汤恩伯、谷正纲、陈良等都想染指，不能拆迁机器，也得掠夺物资。当时金圆券已等于废纸，谁拿到物资就是拿到钞票，拿到外汇。我们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头目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首先，中纺各厂组织护厂队，要原材料进厂，才能成品出厂；其次，中纺公司决定职工工资按龙头细布和四君子哗叽两种实物市价折发，使中纺的3.3万职工没有因为物价不断上涨而影响生活。同时中纺的纱布产品已经划作职工工资的储备，我可以此为理由抵制国民党头目掠夺纱布。

汤恩伯要中纺疏运纱布去台湾，我们却没有照办。为此汤恩伯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名义下令：“中纺公司、中央信托局疏运物资阳奉阴违，应即申斥”。谷正纲在一次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上说，汤恩伯要坚守上海6个月，要中纺提供25万匹布去外地换取粮食和煤炭，我当场说明由于中央银行欠中纺两万亿金圆券军布款，致使中纺周转不灵，故已将布匹折发工资，无法提供。隔一天，陈良到我办公室咆哮如雷，一定要布匹，否则以军法从事。我说纱布都在各厂，各厂有护厂队，要原料进厂，才让成品出厂。陈良说，他可派兵去各厂提布。我想他们果真这样做，可能造成流血事件，我于是要业务处查查仓库中有无废次品可以抵充，结果查出在日本人经营期间留下来的“海力司”滞销次品很多，即以此充数，由旧上海市政府派车来运。当时轮船运输紧张，国民党逃命要紧，这批货物虽上了船，结果因载重超过规定，又把这批货物卸下，堆在吴淞口沙滩上。公司发现后，把这批货物全部收回，没有损失。

吴克坚同志几次要我注意保存外汇。中纺外销纱布收入各种外汇汇单约200万美元，我们以业务手续未完备为托词，没有按照国民党中央银行的规定在收到汇票后一星期内解缴中央银行，直至上海解放，才呈缴人民银行。另外有200万美元存在中央银行。1949年4月中央银行迁广州，总裁霍亚民和我很熟，我电请中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张训恭去广州见霍，告诉他中纺订购大批外国染料及机物料即将抵达香港，请中央银行将中纺所存200万美元转到香港中国银行，以便支付到埠货款。我还同霍通长途电话，请他照办。由于张训恭带去的订货单据确实，霍亚民信以为真，同意转存香港中国银行。解放后这笔外汇转入人民银行在中国银行的存款帐户。这样，共保存了外汇400万美元。解放后华东人民银行行长陈穆同志曾告诉我，上海解放时各银行保存的外汇共200万美元，而中纺一家保存了400万美元，对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贡献甚大。

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前哨已逼近上海。汤恩伯派联络员驻在中纺沪西各厂，我通过亲戚打听他派联络员的企图，得知这许多联络员的任务是预备在最后时刻破坏工厂。我召集沪西各厂厂长开会，要他们暗中监视这些联络员的行动，并给他们上等伙食，派干员同他们交朋友，动之以感情，晓之以大义。结果这许多联络员脱下军服，换上各厂给他们的便装，不别而行，挫败了反动头目企图破坏工厂的阴谋。

1949年5月25日上海沪西地区解放，中纺公司所属沪西各厂纷纷欢迎人民解放军，沪东杨树浦一带尚有国民党残余军队4000多人盘踞在中纺的几个纺织工厂和杨树浦电力厂、煤气厂等处。他们用中纺各厂的棉纱包作堡垒，企图负隅顽抗。此时外白渡桥交通断绝，电话还畅通，中纺十厂工务科科长陈宗鼎代理厂长职务，给我来电话，说国民党驻军中的团长谢新吾与陈是湖南小同乡，劝陈迁出工厂，因他们准备进行巷战，最后破坏工厂，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我立即电话报告吴克坚同志，他说要立即报告人民解放军。随即有人民解放军的陈京同志给我来电话，要我尽一切办法阻止国民党军队破坏工厂，并对国民党军队晓以大义，除投降外别无他路，我请陈宗鼎把这话转达给谢新吾。

在此以前，1949年3月，我曾接到中纺青岛分公司经理范澄川急电说，国民党军队刘安琪部已在青岛分公司所属各厂安放雷管接通电线，准备破坏工厂。我立即去南京见国防部长徐永昌，请他下令刘安琪停止破坏工厂，徐下了命令，刘安琪才放弃其破坏计划。这时，中国工程师学会正举行理事会，我在会上提出，希望学会以超然地位向政府呼吁，不准以任何军事理由破坏工厂。学会会长赵祖康和到会理事一致赞成以学会名义向李宗仁代总统呼吁，并决定推选赵祖康、侯德榜、茅以升、恽震和我5人去南京向李宗仁呼吁。我们发出了一封给李宗仁的呼吁信和一封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李宗仁接见了我们，立即批示行政院发给各部队，不得以任何军事理由破坏工厂、矿场和交通设备。学会给毛主席的报告，请邵力子带到北京面陈。邵力子住在南京孙越崎家中，他二人对学会此举十分赞成。孙越崎还介绍我去访问上海大公报主笔王芸生，请大公报支持，结果上海大公报发表一篇社论，呼吁保护生产建设事业。

1949年5月25日夜间，中纺十厂陈宗鼎和我电话联系多次，我请陈约国民党军队谢新吾团长同我直接通电话，我告诉他，李宗仁代总统曾有命令不准军队以任何军事理由破坏工厂，他的命令你们应该服从。谢说，他不知道有此命令，我说你可问你的师长，如是又来往电话多次。人民解放军陈京同志在电话中向我说，国民党残部若放下武器，放弃其破坏工厂的阴谋，人民解放军可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我把这话传给谢新吾，这一整夜电话交谈不停，快到天明时，谢新吾同意放下武器投降，但要我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经陈京同志同意，5月26日上午十时在中纺十二厂广场上，由谢新吾召集杨树浦一带的国民党残部4000多人向解放军投降缴械，我派中纺十二棉纺厂郑彦之厂长从市区直去杨树浦监视。一场破坏工厂和反破坏斗争终于胜利结束。

1949年10月1日开国典礼，中纺公司军代表办公处为产品展览会编写一份《上海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概况》，其中说明：“在今年五月间，当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的时候，中纺公司全体职工以坚决勇敢的精神进行护厂斗争。在反动政府严厉的申斥与不断的压迫之下，还是达到了反对迁运机器，反对破坏工厂，反对疏散物资的目的。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的最紧张的阶段中，中纺公司的职工，又运用他们的勇敢与智慧，不但保全了匪军驻在的沪东区各纺织染厂，并且还保全了临近的上海电力公司与煤气公司。如此，中纺公司的职工将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完整地献给人民，在人民政府军管会接管及指导下改造成为人民的事业。”吴克坚同志把上述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深为嘉许，请周总理传令嘉奖中纺公司的职工们。同时中纺公司的军管总代表刘少文同志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嘉奖令。

由于我站在爱国立场，响应中共号召，参加了这场斗争，1949年冬，台湾国民党政府对我下令通缉，使我进一步认清了事物的本质，深为自己在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刻没有误入歧途而自慰。

原载《上海解放35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314～324页作者顾毓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