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蛰居上海已经8年的荣老听到胜利消息的传来，十分兴奋地说：“除重振旧业外，决定另创一个规模宏大的企业。”他准备在恢复茂、福、申新原有各厂外，计划筹设天元实业公司，创办天元棉、毛、丝、麻综合纺织厂；又为要自制各种机械设备，筹设开源机器工程公司；为了改良原棉品种，准备自设植棉场，筹办和扩展福利垦植公司，在常阴沙等地围垦大批沙田；为了自营运销，筹建一个交通运输网。制定详细计划后，立即付诸实施。其他公益和教育事业也在分头进行；大公图书馆增购大批中外图书，准备复兴扩建；江南大学校舍已在兴建；并拟创立博物馆，正在征购展品，选觅馆址。

这时，荣氏的子侄辈和茂、福、申新各厂负责人也在纷纷扩展。申新九厂在丹徒购买大块土地，准备建立分厂。对此，报纸又传将有申新十厂出现的消息。尤其是这期间棉纱布销路畅旺，利润优厚，“双马”纱栈单成为投机市场的筹码。凡此种种，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一、被绑经过

荣氏每天到公司办公，为了节省汽油，经常和三子荣一心、五婿唐熊源同乘一辆汽车。民国35年（1946年）4月25日这天，甫出家门，汽车驶出高恩路（今高安路）弄口转角时，突来一辆汽车拦住去路。车上走下三人，均带武器，手持第三方面军公文，并出示淞沪警备司令部证件，令一心、熊源下车，口称“劳驾老先生到司令部走一趟，弄清问题，就会送回”。说时，将荣氏扶上驶来的另一汽车向南转东，疾驰而去。一心发现来人形色不正，即令司机刘登海追赶，为红灯所阻，至今淮海路口未能赶上。当即会同尔仁（荣之次子）、毅仁（荣之四子）兄弟，并由余邀同吴昆生（申新九厂经理）、陈品三（申新九厂副经理）在密室一起商讨。同时派员分赴警备部等机构探询，均无消息。荣氏家属和公司同人均为担忧。

二、移票和释票

事后，据荣老告诉我：被绑后，汽车直驶中山路转入不知名的小路。经数里，河浜中预停着一只船，令荣蜷卧舱内，不许声响，至当天晚上八时许，有两匪下船，挟持荣登陆，上了汽车送至制造局路南火车站附近，改乘停在那里的三轮。以黑布朦住两目，用呢帽遮盖头部。至一石库门（事后得悉在曹家渡公益里100号）入内，扶掖上楼，闭于内室，四无窗户，一团漆黑。晚上则两匪持而睡，两臂用带子系住匪手，防逃逸也。

一星期后，匪首入内与荣老谈判。赎款开价美钞100万元，并虚声恫吓，如不照办，性命难保。经再三磋商，始允减至美钞80万元。匪徒一面勒迫荣老致书家属筹款赎票，一面用电话联系。

荣老第一次信是写给吴昆生的，第二次给次子荣尔仁。他在信上说：“余之名望既有加入各厂股份而来，今惟有向各厂分筹”并开附各厂出款数字，计申一美金5万元，申二美金10万元，申三美金10万元，申六美金5万元，申九美金20万元。最后各厂负责人商议，摊派赎款是按当时运转纱锭计算的。这封信是由匪将信藏匿在祥生饭店（今淮海路陕西路口）底层厕所洗面盆下，再电话陈品三命人去拿的。

荣氏家属一面筹款，一面向市上收购美钞；而匪方担心日久会泄漏风声，于5月15日再以恐吓信方式向荣家威胁，施加压力，早日赎票。这信是由邮局寄交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转交荣尔仁的。

最后匪方电话约定5月25日在蒲石路（今长乐路）转角一个垃圾箱附近交款，于是以50万美钞分装两麻袋，用汽车送至指定地点。不意事为警方从电话中侦悉，早已预伏军警，载获荣家交款汽车，而接洽匪徒亦远飓。警方研究，这批赎款，经此波折，匪方线索中断，而市上美钞缺少，如再设法购买，势必迁延时日，于荣氏不利，遂发还赎款。至5月27日下午，再由詹荣培装在两个皮箱内交给匪方。也是由标有警备司令部标记的汽车到申新二厂詹的办公室拿去的。

三、虎口归来

据荣老说：5月28日晚上十时许，匪徒用汽车送他至姚主教路（今天平路）三角场，另雇人力车至麦尼尼路（今康平路）唐熊源家后门，由他自己敲门入内。至唐家后，再通知荣家接返家中，重庆团聚。29日上午我接荣老电话，令我去内宅，见荣老脸容略瘦，而神色泰然。除慰问、述职和请示处理各件外，并商定下月江苏省参议会在镇江开会，决定出席，嘱我整理几件提案，陪同前往。此外，他和我谈的主要目的是“收”，一切计划向“收”字着眼。企业已摊开的照办，没有摊开的不再办了。可见他和被绑前的看法是大大不同了!他要我托金石家汪大铁刻两颗图章，是他写对联时用的：一是“曾入地狱”，又一为“再生之德”。他说：“这一遭使我万念俱灰，金钱财产本是身外之物，不过我这副老骨头尚在，还要给社会做几件事，我是不会就被吓倒的。”

但尽管这么说，荣氏原有计划中的事，除了茂新一厂重建工程，天元棉麻厂和开源机器厂的筹建工程，以及江南大学建校工程照常进行外，其他各项如福利垦植公司、无锡公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等，有的缩小范围，有的干脆中止了。

荣老镇江开会后回到无锡，因此次破案京沪卫戍司令部毛森处长率同部属，缉获要犯，备极辛劳，特赴新生路毛森寓所拜访道谢。谈话后并由毛邀至大同照相馆合影留念。

四、案犯落网

关于破案经过，因这是官方的事情，我所亲见亲闻者不多。就算知道一点，也得之传闻，不能肯定。究竟是谁破的案，更传说不一。有的说是京沪卫戍司令部处长毛森独立担当起这项任务，也有说他只是首先获得线索；有的说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和毛一起合作破获，上海市警察局也曾捕获几名匪犯；也有说是国防部保密局（军统）毛人凤想的破案妙机。总之，他们之间为了互相争功邀赏，各说各是。民国35年8月4～5日，沪锡各报载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发表“荣德生绑案真相”一文，即是一例。

绑案的动机，据说起因于敌伪时期曾任绍兴地区“驹宝部队”司令的黄阿宝，他在胜利后不敢露面，坐吃山空。且有鸦片瘾，经济极窘，经常到上海向浦东帮匪首骆文庆、嵊县帮匪首袁仲书两家借贷。骆、袁不胜其烦，拟设法搞一笔钱给黄，令他离开上海，逐于本年3月初起意绑架荣氏，纠集团伙作案。4月13日，黄、骆等在蕾茜咖啡馆集议，商量进行步骤。又在三和楼叙餐，商定作案计划。

本案案犯大致如下：（1）黄阿宝，本案起意及绑架主犯。后闻风潜逃，始终未获。（2）袁仲书，本案发动人之一，与在逃主犯黄阿宝起意绑架荣老，并向吴志刚借绑荣汽车。后在杭州新泰旅馆，为毛森查获。（3）骆文庆，一名骆爷叔，担任本案指挥，一切行事分赃，悉由其主持。（4）吴志刚，美大企业公司总经理（或云他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副处长）。与袁素识，借汽车绑荣氏，最后由他与詹荣培商谈赎票，转交赃款，从中吞没美金10万元。（5）朱连生，吴的汽车司机，与汽车一起借给绑匪。绑架、移票、释票，均由其驾驶。（6）郑连棠，沪西著名大流氓，向与袁、骆合伙。本案中曾垫借经费法币50万元，并接洽电话谈判。（7）朱产生，曾认识荣老，本案中陪同袁、骆在江西路领看荣氏面貌长相。（8）刘瑞标，陪同骆文庆至高恩路弄口参加绑架的帮手。（9）赵绍宗、与黄阿宝相识，本案中参加蕾茜咖啡馆商量绑荣计划。（10）顾初卜（女），袁仲书来沪时窝藏其家，通风报信。（11）黄绍寅，在逃主犯黄阿宝之侄，曾参加三和楼吃饭，商谈绑架计划。（12）罗渭泉，骆文庆门徒。看守荣氏，同宿同膳。（13）陈骆氏（女），骆文庆之妹，本案中担任递送物件，探听消息。（14）吴吉云，系主犯黄阿宝姘妇之兄，与黄、罗等共同看守荣氏。（15）陈志和，骆文庆妹夫。诸匪均在其家落脚，任传递消息。（16）詹荣培，与吴志刚、袁、骆均为旧交。本案与吴志刚联系，并代表荣家与匪商谈赎款和送款工作。

五、劫后余波

荣氏绑案破案后，却又碰到了几种烦恼，一是军警机关勒索酬金。刚从警备司令部把一部分赃款领回，第二天警备部的人就来申新索取“破案偿金”。一次不够二次，二次不够三次，接连几天来了多次。除领回的数十万美金全部交给他们外，又在市上搜购了10万美钞，以资应付。总计这次绑案，总公司付去的现款，约合美金60多万元。

二是报章杂志，肆意渲染，特别是有些小报，捕风捉影，故意编造惊险复杂过程，甚至编成戏剧，借以号召观众。

三是捐募借贷，穷于应付。在报纸揭露破案后，不少慈善机关、学校和其他团体，函电纷至，要求荣氏在所谓追还赃款中捐助部分款项。此类信件，仅上海一地就有五六十个团体，外埠各地为数更多。还有用个人名义，或诉穷说苦，要求借款帮助；或措词激烈，恐吓勒索。但是荣氏对于“党国要人”和有势力的“社会闻人”就不是那么容易推宕了。有时只能用他的老面子，代向有关的同业团体募捐。

（原载1989年第二期《上海文史》63～66页作者朱龙湛曾任荣氏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