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日用五金是以金属材料为主，采用近代加工工艺，生产品种众多、功能各异的日用小商品行业的统称。20世纪初，西方国家许多反映当时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的日用工业品，特别是日用五金一类的小商品，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市场，获得巨额利润。上海是中国日用五金行业生产和交易集中的城市。开埠以后，德国“礼和牌”手缝针、“谦信牌”汽灯、“双立人牌”剃刀，美国“美孚牌”煤油灯、“耶而牌”弹子锁、“永备牌”手电筒以及日本阳伞等，一时颇为新奇，销路日益扩大。不久，在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呼声下，中国制造厂商开始借鉴舶来品的工艺和款式，以半机械半手工方式进行生产。民国3～6年（1914～1917年），先后开设的有光华汽灯厂、华昌钢精厂和岭南衡器厂等，所产的“红心牌”汽灯、“五星牌”铝制器皿和西式衡器（磅秤），打破了舶来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民国10年后，日用五金行业厂数日增，一些生产传统五金制品的手工业作坊、从事机制品修理的“外国铜匠”，也纷纷加入到行业中来，产品范围日趋广泛，有各种金属生活用品、五金工具、建筑五金和机械零件等等。当时较为著名的企业和产品有益泰信记铝器厂的“信记牌”铝制器皿、汇明电筒电池制造厂的“大无畏牌”电筒电池、合作五金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商标CMC）和利用五金厂（商标Whippet）的弹子锁、五华钢骨阳伞原料厂（现名上海五华伞厂）的“五华牌”晴雨伞、新中华刀剪厂的“双箭牌”理发刀剪等。

民国14年，国货运动风起云涌，日用五金行业有了新的发展。到民国26年，沪产日用五金产品已行销全国，部分还行销东南亚等地。抗日战争爆发，日用五金行业中的合作五金制造厂和利用五金厂分别迁往重庆和陕甘宁边区；设于虹口、闸北和南市等地的一些工厂大都被日军所毁或被迫停业，少数迁入租界。由于当时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上海租界虽成“孤岛”，但对外交通和贸易仍能保持一定的通道，租界内的工厂赖以生存，民国27年后市面一度重趋兴旺。直至民国30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租界，海运中断，出口受阻，原材料被日伪统制，行业急剧衰落。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用五金行业有所复苏，产品恢复出口，当时铝制器皿、拉链和按扣的外销比重占总产量的70%。但不久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和当时国内战争状态下流通不畅等影响，产销萎缩，出口减少。民国38年，上海日用五金行业约有2400余家（其中有外资企业华铝钢精厂1家），从业人员3.41万余人，以弄堂小厂居多，平均每家仅14人。

建国初期，受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影响，进口原材料缺乏，外销停顿，日用五金行业一度处境困难。1950年下半年起，业内推广以铁、铝合金代铜等措施，对维持生产起到一定作用。不久后接受国营商业加工、订货、收购、包销，产销逐步纳入国家计划，产品调拨全国各地，行业由恢复走向新的发展。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日用五金行业有私营企业1444家经批准为公私合营，从业人员3.34万余人（平均每家23人）。当时鉴于这个行业户数众多、产品庞杂和管理不便，上海市轻工业局从实际情况出发，成立了日用五金、制锁、铝器、电筒汽灯、刀剪针钉和制罐徽章白铁等6个工业公司，分别对以上企业进行对口管理。

1957年起，这个行业进行了多次裁并改组，制锁等5个公司和上海市电镀工业公司、上海市五金合作联社所属部分集体所有制企业先后并入上海市日用五金工业公司。永生锁厂、新鑫造灯厂和长江拉链厂等26家企业、近2600个职工先后迁往北京、山西、内蒙、青海、甘肃、安徽、江西、福建、贵州和广西等省、市、自治区，支援当地工业建设。上海刀剪厂、宇宙制镜厂和胜洋制镜厂的产品下放崇明、奉贤等郊县，后来也有较大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筹建上海第三手表厂（1975年归口上海市钟表工业公司），上海市日用五金工业公司从行业的骨干企业中抽调技术力量700多人加以支持，相对地削弱了一批小商品生产力量。此外，还根据产品相同、工艺相近和便于配套的原则，将一些布局分散、技术落后和厂房设备简陋（拉链、铝制器皿等）的小厂并入同行业的骨干企业。企业裁并改组过程中，还建立电镀、翻砂、铝材、金属压延、炼锌、焊管、拉丝、金属雕刻和机修等19家业内配套协作厂，经过不断调整组合，企业结构渐趋合理完善。1957年企业户数1144家，职工3.25万人，平均每家28人；1965年企业减少到99家，职工1.28万人，平均每家129人（有铝器、电筒、电池和小电珠等行业划出因素）；1980年企业又进一步减少到79家，其中有1000人以上企业4家，500～1000人企业17家，职工3.2万人，平均每家达到410人。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行业内开展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群众运动。各厂从实际需要出发，普遍革新工艺、模具、自造各种多工位高效率的专用设备和生产流水线，其中手电筒筒身焊接工艺，由原来手工气焊革新为半自动高频焊接，工效提高10倍；打火机、煤油炉、手电筒、汽灯和桅灯等产品的零件冲压，普遍推行复合模、自动下料和多工位连续半自动生产；别针、按扣、匙链、发夹和泡钉的成型，以及拉链排咪、手缝针包装、手电筒抛光等均实现了自动化，拉链自动排咪机每台产量相等于革新前40个劳动力手工生产的数量；弹子锁的磨削、钻孔、铣牙和装配，铝背带水壶成型工艺，钢卷尺印字，拉链带洗烫去毛，伞梗焊接成型等也都实现了流水线生产。

在此期间，上海日用五金行业为了适应市场变化，还淘汰一批落后产品，有煤油灯头，电石灯，饭勺、汤勺等生铝制品，铝皂盒、烟盒、铁皮锁、铅包锁等。与此同时，实现了一批升级换代产品，有油棉打火机发展为气体、电子、电池和太阳能打火机，金属拉链发展了树脂拉链，双面刮脸刀片由单一碳钢刀片发展为不锈钢镀铬刀片，衡器由机械秤发展为电子秤，晴雨伞从长柄手开发展为多折、自动伞，锁具由民用向工业交通等特殊用锁延伸，并开发出电动剃须刀、脱排油烟机、高档不锈钢西餐具和各式三保险多功能门锁等一批新产品。

进入80年代，上海日用五金行业继续致力于产品的更新换代。通过行业内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技术引进，初步形成不锈钢厨房设备、美容用具、衣饰用品、电子衡器和汽车配套锁具等新的生产门类，开发出不锈钢复底锅、铝合金不粘锅、电热油汀、多功能食品切碎机、不锈钢双头燃气灶具、开齿冷冻食品刀、双层须刨和双头浮动式电须刀等新产品。

80年代末，为了提高企业性公司专业化生产程度，将上海日用五金公司的制锁和制伞行业划出建立上海制锁公司（1989年）和上海制伞公司（1991年）。1981～1990年，上海日用五金公司（包括上海制锁公司）用于技术更新改造的资金达1.554亿元，引进国外设备250台（套、条），主要有非金属拉链、锁具、电须刀、不锈钢双面刀片和须刨、钢卷尺套色印字、塑料气体打火机等设备和不锈钢器皿复底技术、铝合金器皿涂层技术等。近10年来，日用五金行业的科技项目获部级科技奖23项，市级科技奖13项；产品获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6项，部优产品70项，市优产品44项。成品厂中已有2/3的单位从事出口产品生产，其中在1988年被批准为出口基地企业的有上海新兴锁厂和上海餐具厂2家，出口扩权企业的有上海汽灯厂和奋发金属品厂等15家。出口量占总产量50%以上的产品有不锈钢西餐具、汽灯、煤油炉、桅灯、泡钉、钢丝发夹、别针、按扣和家具锁等。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全市生产日用金属制品的企业增加很多。1990年底有351家，工业总产值12.92亿元。仅在1985～1990年就增加了101家，主要分布在郊区各县乡镇工业和新建的“三资”企业。市二轻局所属日用五金、制锁2家公司共有企业70家，其中中外合资企业3家（兴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凯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和上海沪茂装饰材料有限公司），1990年工业总产值7.6亿元，约占全市日用五金行业的58.8%。此外，1990年6月，国内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生产“飞鹰牌”、“剑鱼牌”剃须刀片的上海刀片厂开始与美国吉列有限公司谈判合资项目（1992年11月23日正式成立中美合资上海吉列有限公司）。1990年底，上海日用五金公司和上海制锁公司共有职工31333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393人，1990年出口交货值2.43亿元，实现税利9521.l万元，所属工厂占地面积共55.5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2.92万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32209万元、净值21695万元。另有研究所、技工学校和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各1所，在全市乃至全国日用五金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