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轻工业，新中国成立后特定条件下的一个工业门类，是手工业发展的继续，轻工业的组成部分，在地方工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上海二轻工业起源于3个主要方面：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组织起来多种形式的手工业合作组织。二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大批劳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建立的街道工业。两者形成了上海早期的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归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简称市手工业局）领导。三是按照1961年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决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的规定，手工业管理部门不分所有制，实行按行业归口管理，除原有的手工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外，增加了部分国营企业。1965年2月，国务院设立第二轻工业部，和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合署办公，管理范围包括塑料制品、皮革、服装、家具、五金制品、衡器、家用电器和工艺美术等行业。各省、市、自治区政府的手工业管理机构，先后改称第二轻工业厅（局）。按行业归口管理全民、集体两种所有制工业（手工业）企业，习惯上称为“二轻工业”。1970年4月，第二轻工业部并入轻工业部，各地从实际出发，大部分保持了二轻工业（手工业）的管理机构和行业范围。

上海手工业管理部门从1961年起，多次调整行业归口，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底，形成了较完整的二轻工业体系。1986年4月，市手工业局改名为第二轻工业局。“七五”、“八五”计划期间，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发展外向型经济，上海二轻工业的生产水平有了提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全市工业管理体制出现新的变化。1995年12月，作为行政管理机构的市轻工业局和市二轻局撤销，作为轻工系统集体所有制企业联合经济组织的市工业合作联社保留，两局原有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按照资产的性质分属新建的轻工控股（集团）公司和工业合作联社，并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在新形势下继续向前迈进。

一

上海手工业起源很早，历史悠久。考古发现，6000年前的“上海人”已经使用石质、骨质的生产工具，陶质的生活器皿和玉质的装饰礼仪用品。距今约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其石器、骨器和玉器皆通体精磨、光亮平滑，品种有石斧、石锛、骨锥、骨镞、骨笄、骨管和玉玦。60年代中期在青浦县寺前村古文化遗址下层出土的缕孔双层陶壶，造型精美，构思巧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中罕见的艺术珍品。到战国时期，上海已出现料器，是早期的玻璃。汉代铁器广泛应用，汉墓中出现铁剑、铁矛等兵器。南北朝，上海地区手工业又有发展。除了专门的手工工匠外，广大小农农耕之余，从事苎麻、桑蚕等各种家庭副业，既供家用，又应赋役。唐天宝十年（751年），设立华亭县。五代时期，华亭县丝纺织手工业已很发达，不少是奉献朝廷的贡品。

［本世纪60～70年代，青浦县崧泽遗址下层发掘的距今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工艺品——玉玦］

［崧泽文化镂空双层陶壶］

始于隋唐盛于宋代的上海缂丝工艺，以织造精细、色泽丰润、造型逼真而著称。宋元之际，上海手工棉织兴起。起初棉纺织加工技术十分落后，13世纪末的元元贞年间，乌泥泾人黄道婆从崖州回来，带来了先进的治棉工具和技术，广为传播，由此而博得“布，松江者佳”的美名。16世纪明代中叶，棉纺业开始进入城市，出现了一大批专业生产户。那时松江府“比闾以纺织为业，机声轧轧，子夜不休”，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业中心之一。以后产量不断增加，品种日益增多。手工棉纺织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棉纺织机具生产的发展。《朱泾志》称：“铁锭朱泾最良，明有朱泾锭子吕巷车之谚”。接着棉布染踹业也发展起来。“踹布”是布匹印染后的进一步加工，将布置石滚下，以人力往返运转，使布质紧薄而有光。明代时，松江府城以及枫泾、朱泾两镇，嘉定县的南翔、纪王和安亭等镇是染踹坊的最集中之地。铁竹木手工业也比较发达，一种是带有农村家庭副业性质的生产工匠，农闲时为本地农民修造各种农器具，农忙时息工务农。另一种则是专业作坊，大都集中在城镇。明中叶，浦东的下沙镇已是日用农具的著名产地。由于上海地处水乡，清同治《上海县志》记载，当时上海县已生产龙骨水车、牛盘车和稻床等中型农具。竹器在嘉定、宝山产竹之乡已比较发达，嘉定的竹篾“质细而厚，多产南乡，城南有篾竹村，村人以制筛、筐之属”。上海的手工艺也有悠久的历史，除前述缂丝工艺外，明代露香园顾氏的刺绣以“擘丝细过于发，针刺纤细如毫”的特色，绣成了“气韵生动，工致无匹”的山水、人物和花鸟，一时家学户习，成为“纺织以外的唯一女红”。明清之际，顾振海墨、嘉定竹刻、银铜器、黄草编结等也都有过发展。

上海开埠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作为自然经济基础的与小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和城镇小手工业及工场手工业，首遭其害的是手工棉纺织业。棉纺织业原是上海地区手工业的支柱，由于大量洋纱、洋布进入中国市场，使上海本地出现了“纱业停顿”、“无布可织”的现象。一部分从事锻铁、冶炼和铜锡作坊的手工业破产后，依附于外国资本在上海开设的机器、船舶修造工厂，为它们加工机器零件，或从事工艺性的协作，少数作坊逐步转化为中国早期的民族机器工业。在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部分近代机器工业，有许多厂主是工匠出身。民国2年（1913年）统计，上海91家机器厂的创办人中，工匠或学徒出身的占80.2%。上海第一家机器厂——发昌机器厂的创办人是流动性的铁匠，建昌机器厂创办人最初也是经营打铁铺的个体手工业户。

开埠后，上海手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3方面。一是上海本地的手工业。较有名气的如清初开设在小南门城外的濮万顺铁铺即以后的濮万顺刀店，鸦片战争后，已发展成为有10余间店房的大作坊，雇佣老师傅10余人，锻制的厨刀工艺精湛，时人称之为“濮刀”；早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开设的沈长顺刀店除生产民用刀具外，兼制多种工业用刀，光绪十七年（1891年）左右为燮昌自来火厂生产专用的切砂皮刀和为王大生烟厂生产切旱烟的烟刀，等等。二是邻近地区的手工业大量迁来上海。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杭州、苏州和无锡等邻近地区的手工业者，纷纷迁来上海，设立作坊，开始营业。咸丰中期（1858年左右）李洪兴铁铺自苏州香山迁沪，杭州张小泉也在上海加“记”设立，从绍兴、萧山等地迁来也颇多。各业按迁来地区，形成帮派，称作“香山帮”、“杭州帮”和“绍兴帮”等。三是国外输入的手工技艺——绒绣、抽纱和花边等，在农村和城镇以家庭副业形式大量出现。随着上海近代工业的兴起，万商云集，人口增多，手工业依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有了长足的发展。

［19世纪末的农家手工纺纱］

［20世纪初在城镇仍可见到的手工锯木］

民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输华商品减少，是上海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有利时机。当时，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交叉出现，互为补充。民国8年（1919年）前后，已有近20万工厂工人和20多万手工业工人。现有的上海二轻行业中一些历史较久的工厂，溯其源头，不少是在这个时期开办的，其中有光华汽灯厂（现名上海汽灯厂）、华昌钢精厂（现名华昌铝制品厂）、岭南衡器厂（现名上海衡器厂）、益泰信记铝器厂（现名上海铝制品一厂）、汇明电筒电池厂、利用五金厂（现名利用锁厂）、五华钢骨阳伞厂、新中华刀剪厂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卷土重来，严重打击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上海民族工商业者为了摆脱困境，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多次开展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运动。有些工厂采用了醒目的、有爱国救亡含义的商标：如九成五金厂以“醒狮牌”作为揿钮的商标，上海胶木物品制造厂以“九一八”为其电器开关的货号，大上海轧发刀剪厂以“血心一二八”为牌号，中国新乐器制造公司以“国光”为口琴商标等。还有的起了有明显爱国意义的厂名，如胜洋制镜厂、爱国工业社等。民国26年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民族轻工业企业已发展到1160家，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增加5.4倍。同时已形成一批名牌产品，有“华生牌”电风扇。“信记牌”钢精（铝）器皿、“大无畏牌”手电筒、“Whippet牌”及“CMC牌”弹子锁、“五华牌”晴雨伞、“双箭牌”理发刀、“元昌牌”订书机、“马利牌”美术颜料、“麒麟牌”牛皮底革、“国际牌”足球、“火车牌”篮排球、“方趾牌”男皮鞋和为数众多、手艺精湛的工艺美术品等。

［华生电器制造厂初创时期的厂房］

抗日战争前，据民国26年上半年不完全资料，上海当时共有商号72084家，其中兼有手工业性质的商号26128家，剔除饮食行业7329家后为18799家。另据同期资料较为完整的5854家手工业情况分析，家具（木制家具、金属家具、藤竹家具和皮箱等）、日用（针织品、鞋帽和制镜等）和木材（板箱、车木、木作和鞋楦等）3个行业最多，占总户数一半以上。每家平均资金393元，资金在300元以下者，占总户数的82.45%，其规模每户平均雇用4人，雇工在10人以上者，占总户数的6.59%。上述数字是以小型的手工业工场为主，为数众多的个体手工业户尚未完全统计在内，因而是显著偏低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手工业作坊大都毁于炮火，闸北区遭彻底破坏，杨浦、虹口等区损失70%，其余幸免遭毁灭者也迟迟未能复工。手工织布作坊分散在杨树浦、闸北、高昌庙和南市等地，房产资财毁于炮火，赖劫余物资苦度支撑者不过300余家。处于“孤岛”时期的上海，人口猛增，市场一度畸形发展，木业、成衣、皮鞋和小五金等一部分手工业也有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入租界，工商业再次受到严重打击，敌伪对重要物资和原材料实行严格统制，纱布业虽一握之纱，一码之布，均不能免。手工织布业几被搜刮一空，全部停闭。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来流散在各地的手工业从业人员纷纷返回上海，重操旧业。一时新设的手工业工场和作坊相继开张，营业有一定起色。但由于欧美舶来品充斥市场和国民党统治区内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脆弱的手工业再度遭到严重摧残。许多工厂产品售出后买不回所需的原材料，生产生活难以为继。以制革业为例，民国35年上海共有351家工厂和作坊，其中多为手工生产。由于美货皮革低价倾销，国产皮革无法竞争。当时国产牛皮革成本每磅约1万余元（当时旧法币，下同），而进口头号底革的市价只有8000余元；国产头号牛面革成本每平方尺约为7200元，市价仅6000元左右。到民国36年（1947年）停工倒闭者达三成以上。就是苦撑经营的200多家，也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月产量仅及生产能力的20%。在美货“玻璃牙刷”、“玻璃丝袜”、“玻璃皮带”等的倾销下，上海有关行业均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手工棉织业停工十之八九，勉强维持的不到100家。

二

中国共产党把手工业经济视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手工业劳动者作为自己的同盟军，对组织手工业合作社，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给予很大的关怀和扶持。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单有国营经济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上海的解放，给奄奄一息的手工业经济带来新的生机。

1949年9月，华东合作社工作指导委员会指出城市合作社的发展“要依靠群众团体，走群众路线，分散发展，统一领导”。上海解放不久，由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经济封锁和“二六”轰炸的影响，经济生活出现暂时困难。为了克服困难，维持生产，上海市新建立的财经领导部门和合作社主管部门一面扶助手工业恢复生产，一面根据“重点试办、摸索前进”的方针，开始组织手工业合作社，并组织一些行业手工业的联营，对分散生产的手工业户进行贷款和加工订货，帮助它们恢复生产。手工棉织业，1950年1月的厂布月产量只有10842匹，同年12月已恢复到61600匹。1950年，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配合上海市总工会组织失业工人生产自救，组织第一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铁床车具生产合作社、第一衬衫缝纫生产合作社、第二服装缝纫生产合作社和装订生产合作社等4家。同时着手以手工业劳动者为主体组织生产合作社，大致有3种情况，一种是由个体手工业者直接组织起来的，另一种是从整顿改组自发的手工业者的合伙组织后建立起来的，还有一种是私营手工行业联营解体后由其中的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的。这时，一面巩固提高典型试办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一面推广试点经验，发展新社，在摸索中前进。1952年底统计，全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共有35家，社员近4000人，年产值1477万元。

［上海铁床车具生产合作社赖以起家的三把鎯头］

［50年代初上海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证和股金证］

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实现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12月，全国合作总社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确定了党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要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肯定了根据手工业劳动者的觉悟程度，采取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3种组织形式；明确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步骤。同年6月，上海市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筹备委员会成立，各区设立手工业供销业务机构。从下半年起，通过召开手工业者代表会议、行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向广大手工业者广泛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宣传教育和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同时，组织个体手工业者参观已经组织起来的手工业社，由社员向他们介绍合作化的优越性，启发要求组织起来的积极性。到1954年底，手工业合作社（组）数增加到340家，社（组）员人数上升到2万人，工业总产值达到4474.32万元。

根据1954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手工业工作的领导”的批示，上海市于1955年2月设立市手工业局，与上海市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筹备委员会合署办公。同年6月召开上海市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上海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简称市手工业联社），与市手工业局合署办公。各区在手工业供销业务机构基础上改为联社的办事处，负责对区内个体手工业者建立供销业务联系和组建合作社工作。这时，中共上海市委和各区委先后选派约2000名干部支援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上半年组织力量，在1954年手工业普查基础上，对全市90个手工业主要行业进行调查，下半年又对木材加工、金属制品和皮革制品等9个行业进行重点调查。市手工业局的业务部门从供销入手，同个体手工业户全面开展“业务挂钩”，即从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上加以组织，使个体手工业者摆脱工商业资本家的剥削，从而割断同城乡资本主义的经济联系。国家对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采取扶持政策，早在1950年对合作社开始实行减免税收的规定，1955年进一步明确手工业合作社自开始生产起，营业税减半交纳1年，所得税减半交纳2年；银行通过信贷方式，对手工业合作社发放大量贷款，并在贷款利息上给予照顾，借款利率月息为4.2‰，低于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通过以上各项工作，到1955年下半年，手工针织、棉织、木壳和玉石雕刻等13个行业按行业成片进行组建合作社。1955年底，全市共有444家手工业合作社（组），从业人员3.07万人，其中社（组）员2.86万人，年工业总产值达到6274万元。

随着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原有手工业的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矛盾，主要是：同一行业中手工业营业好坏和收入高低上的矛盾，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和没有组织起来的以及一般劳动者就业之间的矛盾，市内手工业与外地新发展的同行业在供销上的矛盾。针对这些问题，根据1955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关于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的精神，上海除将手工业合作社的产品销售和原材料供应积极争取纳入地方计划外，还对尚未组织起来的手工业个体户全面实行“业务挂钩”，以便在手工业的同行中，通过供销安排，统筹兼顾。对由于外地发展影响上海销路的部分手工业产品，逐步引导合作社调整产品结构，改变生产方向。

毛泽东于1955年10月发表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书，批判了“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后，全国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迅速形成。同年12月，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召开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指出全国手工业合作化高潮也已到来，要求全国各地迅速“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上海市手工业合作社一届二次社员代表会议于同年底召开，会议检查批判了领导落后于群众的“保守思想”，根据全市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郊区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调整和加快了手工业改造的规划和进度。1956年初，首都北京市2天内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影响所及，上海全市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度。手工业的全行业合作化也于1956年的1月16～19日4天内基本完成了。这次手工业合作化采取了“先戴帽子后穿衣服”的做法，具体是以区为单位，结合行业普查，通过积极分子串联，分行业进行动员，按户申请，大会一次批准。共批准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个体手工业户32693家、71103人；另有划归手工业改造的工场手工业户1927家、15200人。1956年底，连同上年末累计，全市共有手工业合作社（组）1628家，从业人员11.62万人，年工业总产值3.44亿元。

［1956年1月19日全市手工业者庆祝实现合作化的游行队伍］

［1956年1月20日《解放日报》报道全市手工业者走上了合作化道路］

上海手工业基本完成合作社的组织任务后，在处理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统一核算和分别核算以及工资福利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1956年7月，市手工业联社召开一届三次社员代表会议，会议确定了手工业合作社围绕生产进行“整顿、巩固、提高”的工作，主要内容是：根据有利于合作社的生产经营、便利为消费者服务的原则和行业特点，合理调整手工业合作社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的问题；根据自身的管理力量，适当划小核算单位，由全社统计盈亏改变为小组计算盈亏的问题；根据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关于“先工资、次治病、后积累”的原则，处理合作社的消费和积累、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根据“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建立新工资制度，争取达到90%的社员的劳动收入比入社前有所增加，一般不高于同行业、同等技术条件的国营工厂的工资水平，等等。

上海手工业基本完成合作化后，生产迅速发展。1957年生产总值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产值指标的33.51%。产品结构，在为农业生产服务、大工业生产服务、城乡人民生活需要服务和出口贸易服务的“四服务”方面，更好地适应了各方面的需要。1956～1957年，供应全市郊区农村大小铁木农具达67万件，支援工业和基本建设需要的小五金产品430吨。同时，为配合农副业生产，帮助建立495家副业生产小组，共有16730人，仅1956年就为郊区农民增加副业收入105万元。手工业合作社提供许多产品，补充大工业的不足，并有数十个行业约2万余人直接为市内居民生活修理服务，其中有服装行业、绒线行业的“旧翻新”业务，家具、自行车行业增设的修理门市部等。1957年，上海手工业的地毯、艺术雕刻品、抽绣服装、网扣花边、羊毛服装、大衣和皮鞋等30余种出口产品数量较1956年均有增长，手工业社（组）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社员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1956年涌现出市级手工业先进生产者1600多人，2000多名优秀社员加入中国共产党，6000多人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仅在邑庙区就有27名社员当选为区人民代表，其中2人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

上海手工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后，对于申请入社的个体手工业者先是采取按地区、分行业组织新社或插入1955年底前组织的老社。接着，为便于组织生产，进行技术改造，市手工业联社按行业成立五金、竹木、皮革、针织、棉织、服装、工艺美术、文化用品和综合等9个相当于市公司一级的专业联社，各区新组织的手工业合作社（组）转由有关的专业联社领导（中共党的组织关系、工会和共青团的组织关系仍在地区）。这时，上海工业管理体制上的特点是，集体所有制生产企业（包括郊区）全部归市手工业局管理，国营、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由工业各局按行业管理。

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从全市经济的整体观察，出现了手工业与工业、商业部门之间在供产销安排上不能统一协调，影响进一步发展的矛盾。为此，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提出：“应该解决由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实行按经济类型归口而产生的手工业、商业、农业生产安排，经济改组、技术改造及供销协作关系等方面所产生的矛盾，及时按行业恢复其原有的自然经济关系。”具体措施是撤销手工业的行政管理机构，将全市手工业合作社实行按行业归口管理，与工业关系密切的归工业，与商业关系密切的归商业。1957年4月，市手工业联社一届四次社员代表会议通过了“手工业按行业归口管理”的决议。同年6月，市手工业局撤销。1957年底，原手工业系统的合作社（组）1632家、从业人员11.91万人、年工业总产值3.97亿元，按行业分别划给上海市轻工业局、纺织工业局、工艺美术局及第一商业局。翌年10月，上海市工艺美术局撤销，工作并入上海市轻工业局，市手工业联社名义保留，挂靠在上海市轻工业局。

三

从1958年“大跃进”到三年困难时期，从国民经济调整到“文化大革命”，上海手工业在曲折中生存和发展。

上海手工业合作社按行业归口管理的3年多时间内（1958～1961年），在政治思想方面，进行了整风整社运动；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开展了“双革”运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在改革生产关系（即所有制）方面，搞转厂过渡。

上海手工业合作社的整风、整社运动于1958年第一季度起在中共上海市委统一部署下，由各区区委直接领导下进行。这次手工业整风、整社，按照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的要求达到3个目的：一是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阵地；二是整顿组织，树立和巩固手工业工人和贫苦独立劳动者的领导优势；三是转变干部作风，改善经营管理，切实贯彻执行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推动了生产的迅速发展，1958年全市手工业年产值比上年增长33.6%，主要产品产量和花色品种也有显著增长。

手工业合作社建立初期，生产设备非常简陋，基本上是手工劳动。1957年全市手工业总产值中，按照当时统计方法计算，属于“现代工业”的产值只占11.7%，即使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较高的五金行业也不过占30%左右，其他行业手工操作仍然是基本的、主要的形式。上海手工业广大社员有摆脱繁重体力劳动的迫切要求，老的生产方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在“大跃进”形势和全市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推动下，手工业系统的技术革命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根据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提出“应该尽可能地把所有能够用机器生产的手工业，统统都用机器生产，大搞技术革命，向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进军，争取在二三年内把手工业生产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的要求，上海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进一步明确：从生产薄弱环节着手，从减轻繁重体力劳动着眼，改进现有工具设备；贯彻从土到洋、土洋结合、因陋就简、自力更生的方针，以便从小到大，从简到繁，不断提高，不断完善；除改革原有的工具设备、制造土机器，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生产外，还把苦干加巧干的精神引伸到改进产品设计、更新花色品种、提高技术水平和改进原料配方、扩大节约代用等方面。群众性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不断深入，创造了一批革新成果，培养了一支善于苦干巧干的技术骨干力量。许多工厂从实际出发，普遍革新工艺、模具，自造各种多工位高效率的专用设备和生产流水线，专业公司及时组织交流、会战、提高和推广，使行业面貌从脚踏手敲、单机操作为主，改变为机械化、半自动化。上海金属品厂制造揿钮、别针的专用设备，上海文教针厂的“三针”（大头针、回形针和订书钉）的设备过去全靠手工，革新后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工效提高数10倍。与此同时，还组织行业内规模较大、机械制造能力较强的工厂，生产车、铣、刨、磨等通用机床和冲床等专用设备，为手工业合作社提供技术设备，“自己武装自己”。1958年底，上海市1407家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实现机械化生产的有148家，占10.5%；半机械化生产的620家，占44.1%；手工操作的639家，占45.4%。

［简陋生产设备──手扳压机］

［简陋生产设备──脚踏冲床］

［落后的生产工艺──淘洗金属粉末］

［落后的生产工艺──脚踏冲臼加工金属粉末］

1958年，一部分建社较早、基础较好、积累较多的手工业合作社要求转为地方国营工厂。他们认为，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虽然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但全民所有制比集体所有制更进步；也有的认为，手工业合作社生产发展了，积累增加了，即使不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也应扩大核算范围，转为联社领导下统计盈亏的合作工厂。这些观点与当时领导部门存在强调“一大二公”、加快过渡的思想相吻合，以至1958年下半年至1959年期间，手工业合作社转厂过渡出现了“一窝风”现象。全市手工业合作社（不包括江苏省划归上海市10个县的手工业合作组织）转为国营工厂或并入国营工厂的社员人数有7.6万人，占当时社员总数的64%；地处郊区乡镇的手工业社下放农村人民公社，转为社办企业的职工有1.3万人，占11%；改行转业支援内地建设和支援上海“钢帅升帐”，转入冶金行业的有1.7万人，占14%，保留手工业合作社社员身份的仅剩3万人（其中有2万人是从各区商业修理服务业中调整过来的）。

50年代末，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逐渐暴露出来。全国范围内生产下降，物资短缺，人民生活必需的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以及郊区小农具严重不足。196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手工业方面有了“三十五条”政策规定。1962年初，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决定重建市手工业管理局，恢复市手工业联社的业务活动。将1957年归口各局管理的专业联社（除针、棉织联社外），原则上按公司及其所属企业，不分所有制划回市手工业局，时有日用五金、文体用品、工艺美术、工具设备、服装用品和竹木用品等6个公司，744家企业，8.93万人。1962年工业总产值为8.9亿元（1957年不变价，下同），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544家、7.17万人，工业总产值8.18亿元；集体所有制企业200家、1.76万人，工业总产值7200万元。全局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比重大大增加（户数占70%，职工人数占80%，工业总产值占90%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相应减少。1963年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党组《关于调整手工业队伍，巩固合作社的报告》中提出“各级手工业管理部门应当集中精力把手工业合作社办好。手工业部门原则上不管全民所有制企业”。据此，又将日用五金和文体用品2个公司及其所属全部企业（均为全民所有制企业）217家、3万人，年工业总产值4.23亿元，从市手工业局划回上海市轻工业局。至此，市手工业局保留服装用品、工艺美术、竹木用品和工具设备等4个专业公司，所属企业511家，职工5.95万人，1963年工业总产值5.04亿元。调整后的企业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性质和50年代末由集体所有制过渡的以生产手工业品为主的国营工厂。

郊区各县恢复县手工业管理局和县手工业联社后，将下放人民公社的手工业合作组织收回管理，并将一部分新建的社办工厂调整为手工业合作社，也归县手工业管理局领导。

1958年，由劳动妇女组织起来的区街道里弄工业，分散在各个地区。1962年11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规定在市内10个区（除吴淞、闵行外）建立区手工业管理局，同时建立市手工业联社区办事处。1963年起，街道工厂（510家、2.9万人，年产值5421万元）、里弄生产组（3178家、8.6万人，加工费收入4109万元）划归市手工业局系统，其中街道工厂由各区手工业管理局（市手工业联社区办事处）直接管理。里弄生产组由区手工业管理局和街道办事处共同管理，前者管生产业务，后者管政治思想工作。同年6月，市手工业局和市手工业联社决定，根据不同情况，将街道工厂逐步改组为生产合作社或合作工厂，使手工业系统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组织形式趋向规范化。到1965年底，有70家街道工厂（职工约9万人）先后实现了这一目标，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停顿。

市手工业局恢复建制后，根据“手工业三十五条”精神，对一部分合作社不顾客观条件过渡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退回到集体所有制的有91家、1.1万人。与此同时，在手工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则有从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合作社（小集体）向分级核算、统负盈亏的合作工厂（大集体）发展的趋势。1965年底，市手工业局所属合作工厂186家、2.9万人，年工业总产值2.1亿元，分别占全局手工业集体所有制的14.6%、26.08%和37.37%，比1962年底的6%、14.8%和24.8%提高8.6、11.28和12.57个百分点。

市手工业局恢复后，集中主要力量，抓紧日用小商品和中小农具的生产。对主要行业的生产品种、经营方式和社会需求量等进行调查研究，制定恢复生产和发展规模的目标，组织力量实施，到1962年底，全市主要手工业产品的产量和品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其中由国家计委和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管理的40种产品有铁锅、菜刀、发夹、日用锁、镜子等37种产品的产量，达到或超过1957年水平。1963年下半年，日用小商品的市场供应趋向缓和，市手工业局组织有关企业扩大生产出口商品，主要是换汇率高、国际市场销售量大、有出口传统的手工业品。经过4年（1962～1965年）的努力，全市手工业系统初步形成了以中小农具、灯具、玩具、木制家具、铁制家具、绣品、饰品、服装和塑料制品等10个行业为骨干的生产队伍。1965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0.91亿元，比1962年增长12%，其中出口2.45亿元，为1962年的4倍。全员劳动生产率，全民所有制企业为13505元，集体所有制企业为5051元，分别比1962年增长18.9%和40.7%。4年中，全市手工业系统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上缴利润3.07亿元，为1965年固定资产净值的9.5倍，为同期国家投资的14.6倍，集体所有制企业共积累资金2.17亿元，同期上缴国家税收1.33亿元。在此期间，上海手工业不仅完成了恢复生产的任务，而且积蓄力量，为进入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左”倾思想急剧发展，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社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一纸通令退还社员股金，停止执行劳动分红，自负盈亏改为统负盈亏。其间，手工业生产方向也改变了，产品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在“电子中心论”以及批判“外汇价值论”等的影响下，上海手工业系统许多日用工业品，特别是以出口为主的工艺美术品、玩具等及部分传统手工业品在设计造型上被视作“封、资、修”、“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一度停产。1966～1970年，上海手工业系统有321家厂、社（包括车间），4万余职工放弃了生产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改行转产搞电子产品、机电产品及军工产品。1970年，上海手工系统工业总产值为16.05亿元（1980年不变价，下同），比1966年的10.72亿元增加49.72%。但在产值构成中，市场产品的产值，从1966年的74.4%下降到50%；电子、机电和军工产品的产值，从1966年的8%上升到28%。由于产品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以至1976年市手工业局工业总产值达到35.42亿元，比1966年的10.72亿元增加2倍多，其中电子、机电和军工产品的产值8.4亿元，比1966年的1.68亿元增加4倍，平均每年递增17.5%，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业生产普遍萎缩中的一个特例。1962年后，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税后利润统一上交给市手工业联社，使其能集中资金，统筹运用，但主要投资放在电子、军工行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上面，对一般企业的生产条件和职工必要的生活设施，则强调因陋就简，没有多少改善，以致这些企业缺乏后劲，出现了每况愈下、日渐衰落的局面。

四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上海根据“手工业三十五条”精神，终于实现了按行业不分所有制组成新的管理体系，使手工业向二轻工业顺利发展。

1977年，上海市按照国务院关于一、二轻工业的行业管理范围，结合实际情况调整行业归口。首先，将轻工业所属的日用五金、皮革塑料行业的绝大部分企业，文教行业的文教用品、纸制品、体育器材和乐器，日用器皿行业的铝制品和手电筒等162家国营企业、职工4.32万人，划给市手工业局。调整归口后，市手工业局系统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比重再度显著上升。其次，将市手工业局“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起来的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82家，职工2.3万人，划归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再次，将郊区各县的手工业合作组织324家，职工6万人，划归新建的上海市农机工业局。此外，各区手工业局撤销，原有街道工厂276家，职工9.06万人，年产值10.9亿元，由市手工业局收上来按行业分别划给所属各专业公司领导。经过调整，市手工业局管理的企业以日用工业品和工艺美术品为主体，形成了较完整的二轻行业，下属工艺美术、服装用品、竹木用品、玩具、文教、皮塑、灯具家电、工具设备和日用五金等9个专业公司（联社），1977年底，全局有工业企业673家，其中集体所有制309家，占45.91%；职工20.93万人，其中集体所有制11.2万人，占53.51%；工业总产值39.21亿元，其中集体所有制企业11.42亿元，占29.14%。这次调整后，企业隶属关系比较稳定，除了上海市服装公司暨所属全部企业于1987年成建制划给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外，直到1995年基本上没有新的变化，这对生产发展十分有利。

［市手工业（二轻）局的生产方针：“质量第一，新字当头”。］

1977年开始，为了纠正10年动乱形成企业管理上的紊乱状况，上海手工业系统开展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为中心的企业管理整顿工作。1978年按照全国统一部署，开展“质量月”活动，市手工业局为了挖掘企业生产潜力，推动产品升级换代，提出了“质量第一，新字当头”的生产方针，召开全局系统开发新产品创作设计万人大会，鼓励企业积极发展新产品、新品种。1978年底，市手工业局100种重点产品的质量，有98种达到或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各专业公司分管的389种产品有380种赶上历史水平；96种名牌产品中，69种恢复和保持了名牌声誉。1979年，“海螺牌”男衬衫和“红双喜牌”乒乓球首批获国家优质产品金质奖；“808牌”抽斗锁获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全局系统搞出新产品、新品种15169种。

为了扩大市场短线产品的生产规模，合理调整企业生产要素的组合，1978年，上海手工业系统根据发展经济联合的精神，突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在系统内部试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主要是国集合营和总分厂。前者是由条件互补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一对一地组成，后者以一个有一定规模、市场有较大潜力的骨干企业为主体，联合几个或一批小厂组成的生产联合体。具体做法是企业在所有制性质和资金渠道不变的前提下，重新建立新的生产指挥体系，实行人财物供产销六统一，按投资比例分配盈余，共同发展。还有一部分企业由于受原有生产场地的限制，难以进一步发展，与系统外的乡镇工业或地区街道工业组织联营，利用它们的场地、劳动力和资金，扩大生产规模，双方联合投资，以老厂管理为主，按比例利润分成。到1980年底，市手工业局系统先后组织国集合营企业30家（涉及60家工厂），总分厂14家（涉及企业62家），系统外的联营厂59家。通过以上措施，一部分企业获得生产发展的机会，一度市场供应紧缺的商品扩大了生产规模。1980年，市手工业局系统工业总产值达到49.87亿元，比1976年的35.42亿元增加40.8%，平均每年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