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区古代私家藏书，使用者限于藏书家及其亲友。明代至清代中期的若干官府、书院藏书，则向求取功名的文人学子提供书籍。近代图书馆出现后，服务对象开始扩大。清末至民国初期，图书馆的读者大多为学校在校师生以及住在租界内的外国人。民国11年（1922年）6月，上海通信图书馆向社会公开，率先向普通市民敞开大门，标志了上海地区图书馆社会服务的开端。

民国时期，图书馆服务内容主要为书刊流通，以读者到馆阅览和图书外借为基本形式，读者通过图书馆提供的书刊目录索借所需的图书。上海通信图书馆以及其后的一批由进步文化社团举办的图书馆，用编印、发行馆藏书目、推荐书目等方式向社会宣传进步文化、思想，吸引、团结了大批追求真理、进步的青年。还举办专题讲座，组织读者座谈会，开展读书指导活动，向不同社会层次、群体的读者提供帮助，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这一时期，由各企业、机关、社团举办的图书馆，也大多向社会开放，其作用和影响远远超出了官办的市立图书馆。此外，市区内的震旦大学图书馆等高校馆，也不同程度地对外开放，满足了社会对科技书刊的部分需求。

20世纪20～30年代，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曾先后组织广智流通图书馆和采用图书流动服务车等形式，进行了将图书送出大门，开展社会服务的尝试。

建国初期，全市向社会开放的图书馆，普遍置办政治、文化通俗书刊和儿童读物，为普及人民大众文化服务。1954年，市人民图书馆配备专用图书流通车，定期巡回于市郊各地，向文化设施薄弱的乡镇提供图书服务。加上设立于各区的市图书馆阅览室和遍布于企业的工会图书馆，书刊文化服务得以前所未有地深入。

1956年起，在全国“向科学进军”的形势下，全市公共、高校、科研三大系统主要图书馆通过协作协调网络，采取了协调藏书建设，编印联合目录、组织馆际互借等一系列措施，使各图书馆的书刊、资料利用率得到提高，增强了整体的社会服务功能。50年代末期，三大系统主要图书馆大多开始了各种形式的资料、情报课题服务，形式有专业文摘、专题书目、课题资料索引或汇编等，为党政机关决策、教学科研、企业技术革新、农业技术普及等提供文献服务，使得图书馆社会效益和图书馆社会地位的共同提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图书馆服务停顿多年，至1972年后才逐步恢复。在极左思潮影响的社会条件下，图书馆早期的优良服务传统被废弃，服务内容贫乏，形式单调，大部分功能退化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的宣传工具，尽管大多工作人员仍本着职业道德勉力坚守岗位，但图书馆的整体业务与服务水平均急剧下降，其恶果和影响更是长期难以消散。

1977年以后经拨乱反正，图书馆的各项传统服务渐次恢复。80年代起，图书馆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服务也不断发生改革变化。各图书馆普遍放宽了馆藏文献对外开放的尺度，同时开架借阅也在各系统图书馆中不同程度地实施，缩短了文献与读者间的距离。80年代后期，图书馆服务改革进一步深化，各系统图书馆根据不同读者、社会需求先后开辟了专题文献、特色文献等新业务领域，服务方式从一般化走向多样化，如预约服务、电话外借、代阅代查等，以满足各种不同的社会需求。

这一时期，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手段开始应用于图书馆服务领域。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期，科研、高校、区县各系统均有部分图书馆建成了书刊流通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中科院上海文献情报中心，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图书馆和交通大学等高校图书馆，利用电子计算机技术进行科技文献情报检索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民国时期，编制卡片式或书本式馆藏目录是图书馆揭示馆藏的主要方式。民国14年5月，甲子社开始编纂“人文类辑”，搜集图书、期刊和报纸上的重要文章，分类剪贴后供使用参考，民国21年起正式编印《人文月刊》，刊出报刊要目索引，并成为其后人文社、鸿英图书馆的特有业务活动。这是上海地区图书馆对书刊文献系统开发的源头。

1955年，根据文化部安排，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开始编辑出版《全国主要期刊资料索引》，以后发展为上海图书馆编辑、发行的《全国报刊索引》。40年来，始终是全国报刊文献最主要的检索刊物。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上海图书馆编纂了《中国丛书综录》、《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各系统图书馆在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协调下，编印了多种联合目录和新书目刊物，有效地展示了上海地区的图书、资料收藏，促进了图书馆服务水平的提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上海地区图书馆普遍重视文献资源的开发。各系统图书馆编印的学科、专题书目、索引、文献等数以百计。其中上海图书馆编印的《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编印的《内部资料索引》、中科院上海文献情报中心编印的《中国生物学文献》等，在国内外都有影响。80年代后期起，各图书馆根据不同社会需求，编印了多种科技、经济或社会文化的专门信息刊物，文献资源开发工作进一步深化。

1986年11月，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图书馆建成《中国化学文献数据库》，成为国内第一个中国文献源数据库，对全国和上海地区计算机文献数据库建设发展起了示范、推动作用。其后全市各大、中型图书馆陆续建起了一批不同规模的文献数据库，其中中科院上海文献情报中心1990年建成的《中国生物学文献数据库》，上海图书馆1995年建成的《中文社科报刊篇名数据库》等均为国内文献开发的重要项目。

50年代后期起，上海图书馆即有计划地整理、重印、出版部分有重要研究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50～60年代，少量重印了《纳兰容若手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料》等10余种史料。1979年以后，史料重刊工作发展较快，上海图书馆与出版单位合作，影印出版了旧中国历史最长的中文报纸《申报》，馆藏别具一格的《清代朱卷集成》，囊括历代中医药典的《中国医药大成》，均为社会各界欢迎。同时，还整理了一批重要历史人物，如徐光启、汪康年、盛宣怀、李鸿章等人的著作、文档，陆续出版。这些文献资源的整理开发受到社会科学研究界的普遍好评。

建国以后，上海地区各图书馆还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文化服务，在历次“红旗读书活动”、“红领巾读书活动”、“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中，有关公共、学校、工会系统图书馆，配合主管部门作了大量组织、辅导工作。8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深入，各区县、街道图书馆与有关部门协作，组织了各种规模的“家庭读书”活动，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专题文献展览、讲座也是社会服务的重要形式， 1989年以后，上海图书馆为主举办的多次文献展览，得到社会和市府、中央文化主管部门的肯定，曾赴京、赴港以及浙江、四川等多个内地城市展出。上海图书馆的讲座活动，已成为全市机关、企业政治工作人员关注的热点，并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多次通报赞扬。80年代以来，区、县图书馆还应用各种形式，协助地区有关企业、机构等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各方面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