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机器业工人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形成的同时，就展开了反对国内外剥削阶级的斗争。民国10年（1921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勇敢投入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斗争，在上海近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参加武装起义

清同治七年（1868年），英商耶松船厂工人首次举行反对外国资本家无理降低工资的罢工。此后，类似斗争在一些大厂中时有发生。然而，由于斗争大都是自发的，缺乏坚强的领导和组织，所以多数以失败告终。

民国8年（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后，6月4日，祥生船厂400余工人率先举行罢工，声援北京学生。在短短几天内，上海机器业有1万多工人参与罢工斗争。民国9年（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中，来到江南造船所，在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9月，李中在《劳动界》上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提出“要产生工人的中国，首先就要工人联络”、“成立一个大团体”的主张。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帮助下，10月3日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会上，通过了由李中与陈独秀共同起草的《上海机器工会章程》。11月21日，中国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后，上海机器业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民国14年（1925年）5月30日，为抗议日本厂商枪杀工人顾正红，江南造船所等机器业工人与其他产业工人一道，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在南京路一带集会游行，与前来镇压的英帝国主义捕房轻骑队展开搏斗，当场被枪杀13人，打伤几十人，造成五卅大惨案。6月3日起，祥生、公兴、明精、新民等机器厂工人相继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杀害中国工人。6月下旬，上海总工会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将总罢工转向经济斗争。但是，一些外商船厂资本家拒绝工人经济要求，罢工坚持了整整100天。

经过五卅斗争洗礼，上海机器业中一批优秀工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民国14年（1925年）11月，上海机器业第一个基层中共支部——祥生船厂支部成立。为配合北伐战争，上海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于民国15年（1926年）10月、民国16年（1927年）2月和3月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在第三次起义中，祥生船厂、和丰船厂、江南造船所、瑞镕船厂等机器业工人，组成各路纠察队奋勇当先，先后攻占了春江码头岗哨、三区警署、俞家庙兵营、广东街派出所、兵工厂和炮兵营等敌人据点。后又会同其他各业工人纠察队，攻占了闸北火车站。

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的鼓舞下，江南造船所、耶松船厂和大隆机器厂等许多机器厂都成立了工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担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祥生船厂工人杨培生，于7月1日惨遭杀害。但是上海机器业工人仍进行着各种斗争，民国17～18年各发生罢工14起，其中有的罢工人数达千人以上。民国19年，由于物价上涨，民不聊生，共发生罢工23起。

民国21年一二八事变后，机器业工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中共地下组织在不少大型机器厂举办读书会，办夜校，宣传抗日救国，发展革命力量。大隆机器厂青年工人刘继业和新业铁工厂青年职员谭宝莲等，在斗争中成了中共党员。民国25年，中华铁工厂徐诚炽等一批青年工人在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下，秘密到达陕北，参加了红军的通讯工作和兵器生产。

2.反抗日伪统治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江苏省委工人运动委员会（简称工委），加强了对机器业党组织工作的领导。从民国27年起，陆续调派地下党员，到机器工厂集中的地区开辟工作，先后在沪西建立了中共杂厂委员会，在沪东建立了中共沪东重工业委员会，并在一批工厂中建立了党支部。

由于物价飞涨和资本家的重重剥削，机器业工人为了维持生存，自民国29年起，开展了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3月，英联船厂工人向资方提出成立工会，增加米贴，不准开除工人的要求。资本家勾结租界捕房，殴打工人，逮捕工人代表，引起了工人强烈反抗，爆发了长达56天的大罢工。5月，沪西普利机器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资本家拒不接受，还以开除工人代表、停供伙食相威胁，工人被迫奋起罢工，并迅速得到震旦、新华、大东、安泰等机器厂工人的全力支持，形成了罢工浪潮。泰利机器厂、慎昌洋行杨树浦工厂和马勒船厂的工人因不堪虐待，也发生了要求增加工资的怠工和罢工斗争。

民国30年12月太平洋战争后，上海机器业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伪开展了隐蔽、灵活、巧妙的“无头”斗争。“无头”斗争是从要求增加“配给米”开始的。有的工厂采用怠工，有的干脆不上班，造成生产瘫痪。因找不到怠工的领头人，资本家只得贴出同意增加工资和米贴的布告。为了配合抗日战争，工人还开展了破坏敌人军火生产的斗争。有的采用涂改产品入库单，把“1”改成“7”或“9”，以少报多；有的使机床超负荷进刀，造成马达烧坏而停产；有的在加工时，故意造成废品。民国33年底，利用美军飞机对上海进行轰炸，把“逃警报”变成破坏生产的斗争形式。警报一响，工人就冲出工厂躲避不再回来，使生产经常处于瘫痪状态。

在与敌人开展斗争的同时，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指引下，上海机器业工人还积极到抗日根据地参加经济建设和军工生产。民国27年初，中华铁工厂的许永和等4名工人，随厂迁到武汉时，辗转去延安参加建设。民国31年，普利机器厂黄宗祥等28名工人，去苏北根据地修理枪支。华通开关厂张国宝等10人，去了淮南根据地。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马勒船厂工人朱荣生，把自己独生儿子朱金山和七八十名职工送到了苏北和苏中新四军抗日根据地。

为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民国34年五六月间，沪东、沪西以及一些大型机器工厂，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工人地下军。他们巧妙地夺取敌人枪支弹药武装自己，打入敌人内部开展策反工作，还袭击敌人粮库等。8月15日，日本投降，机器业中共地下组织及时翻印了根据地送来的朱德总司令命令和“欢迎刘长胜当市长”等标语，组织地下党员在市区街头张贴。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中共沪东地下组织还在扬州路设立公开联络点，组织纠察大队，领导工人开展保护工厂的斗争。同时，中共地下组织还组织工人向日本大班开展清算斗争，迫使大班发给米和煤等物资，维持工人生活。

8月19日，为配合新四军占领上海，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工委决定组织工人武装起义。8月23日上午，在60余名工人地下军带领下，棉纺和机器等行业7000余名工人高呼“我们要上工”、“救济失业工人”等口号，从四面八方涌到信义机器厂，并在该厂设立了前线指挥部，控制了电话、制高点和交通要道。下午4时，工委书记张祺来到信义厂，传达了中共中央21日发出的“新四军不进上海，停止行动”的急电。5时，当工人们正在撤离时，大批敌伪宪警包围了信义厂，并开始抓人，工人们奋起反抗，大陆铁厂地下党员胡勇民、陆文彬和工人群众等21人，在与敌人搏斗中被捕。为了夺回被捕同志，工人手挽手卧倒在警车前，反动军警强行拉起工人将警车开走。愤怒的工人一直追至普陀区警察分局，斗争持续到凌晨3点钟。

3.复工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一到上海，大搞“五子登科”（位子、房子、车子、金子、女子），大批工厂停工，失业和饥饿严重威胁着全市2万多机器业工人，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工人很快组织起来，与敌人展开了争取生活维持费和要求复工的斗争。从信义机器厂撤出的工人，汇集在苏州河北岸朱家湾平民村，成立了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先后组织登记的有40余家工厂5万多失业工人，其中机器业工人3000多人。

联合会成立后，经与宪兵队、警察局多次交涉，被捕工人终于获释。9月初，已处于停业的大陆铁厂与日本大班交涉，要求发放生活维持费，狡猾的日本大班却逃到普陀区警察分局乞求保护。1000多名工人坚持斗争，迫使警方交出大班，并发给工人生活维持费。

民国34年9月19日，美军第七舰队司令率舰来上海访问，国民党总工会通知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派200人去外滩参加“欢迎”。工委组织沪西和沪东失业工人联合行动，把“欢迎”会变成要求复工的大示威。这天，2000余名工人高呼“要复工、要饭吃”口号，游行到外滩，行人围观，交通阻塞。国民党当局指派其工会头目周学湘出来表态，同意第二天陪工人代表去找国民党市党部书记吴绍澍，工人们才逐渐离去。第二天，谈判毫无结果，消息传到平民村，很快汇集了数万名工人，冒着倾盆大雨包围了市党部。国民党当局调来大批军警，强行驱散工人，并扣押16名谈判代表。9月22日，当工人们看到国民党喉舌《正言报》诬蔑请愿代表是“冒充工人代表捣乱社会治安，将予讯究”的消息，义愤填膺。当日下午又有两万工人到国民党总工会请愿，要周学湘放回被捕代表，答应工人复工。周恐事态扩大，只得答应释放被捕代表，同意复工。

在沪西工人进行复工斗争的同时，沪东工人开展了争取生活维持费的斗争。民国34年8月下旬，马小弟根据中共杨浦地区工作委员会关于按产业性质筹组工会的指示，成立了由机器厂为主的沪东轻重纺49家厂联合工会，领导工人开展要求生活维持费的斗争。英联、求新、小江南（小三菱等）4家船厂工人联合行动，与厂方谈判，而日本大班以没米没钱为借口，企图一推了事。于是7000余工人包围日本大班住宅，却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干涉。到第二天，日本大班才被迫发给每人3匹布作为生活费。在亚细亚钢铁厂，当工人代表与日本大班谈判时，四五十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前来恫吓。工人们冲进厂里，把大班看管起来，大班到第二天才答应发给米、煤等实物和一部分生活维持费。10月间，一些日本大班为拒发工人生活费，纷纷跑到国民党涉外委员会，于是，东华、丰田等厂的4500余名工人包围了涉外委员会。国民党当局派来大批警察威胁，在工人们强烈抗议下，警察被迫撤离，日本大班仍不同意发给工人生活维持费，于是工人采取行动，不准日本人进出和吃饭。国民党市党部害怕事态再扩大，才派人调解。几经交涉，日本大班不得已发给工人3个月的生活维持费。

沪东机器业工人经过艰苦斗争，虽争取到一些生活维持费，然而90%机器业工厂尚未复工，有6700余名工人失业，生活陷入绝境。在沪东四区机器业工会（筹）组织下，爆发了沪东失业工人“一·二二”要求复工请愿大游行。民国35年1月22日，1万余名失业工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工筹会门前。警察局派来大批警察，在路口架起机枪，妄图阻挡示威队伍。在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带领下，工人们挡开敌人的机枪和刺刀，在“失业工人复工、救济请愿大会”的横幅前导下，高呼“要复工、要饭吃”口号，向国民党市政府进发。

在请愿工人强大压力下，迫使副市长何德奎等人出来与工人代表谈判，由于谈判代表态度坚决和工人强大压力，国民党市政府被迫达成了同意工人派代表讨论复工问题，尽先录用失业工人；发放救济面粉；准允在合法范围内成立工会以及要求停止内战等5条协议，并由国民党上海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主任秘书赵班斧向请愿群众当场宣布。

沪东失业工人经过长达3个月的斗争，终于使29家机器业工厂的2200余工人得到复工，而大部分工人仍处在失业的痛苦境地。

4.三月大罢工

民国34年9月，国民党成立上海总工会整理委员会，并在各区设立办事处，委派亲信，施展各种手段，企图控制区工会。中共地下组织根据各区特点，利用国民党派系之间矛盾，运用“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策略，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各区成立的机器业工会，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上海总工会领导，实际上部分或全部由中共地下组织控制。如三区（沪西）机器业工会15名理监事中，有4名地下党员。四区（沪东）工会17名理监事中，有7名地下党员。五区（浦东）造船业工会和二区（沪南）机器业工会的理事长也都是中共党员。

区机器业工会成立后，工会中的地下党员充分发动群众，开展争取民主权利，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三区机器业工会和各厂工人代表经过酝酿，拟订了以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不准开除工人等为主要内容的“十八条”谈判条件，并推定7名谈判代表，呈文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同时向机器业同业公会进行交涉。劳资双方在社会局经过两次谈判，陷入僵局。于是三区工会决定举行全区性罢工。民国35年3月27日，200余家机器业工厂的3000余名工人在胶州公园集会后，冒雨示威游行，开始了声势浩大的“三月罢工”。

罢工一开始就遭到资方的竭力破坏。有的以关厂、停止供给伙食和解雇相威胁；有的利用工人与老板的师徒关系，千方百计破坏罢工。但工人毫不退缩，罢工迅速扩大到300余家工厂，5000余名工人。同业公会大为震惊，通知各厂对罢工采取一致行动。但有些厂的资方因罢工停产，不能按时交货，影响信誉和减少利润，于是顾不得同业公会的通知，主动找工会商量先行复工。于是一些厂经过谈判达成了协议，工人很快复工。这时，一些原来处于观望的资本家也被迫与工人谈判。到5月下旬，达成协议的工厂已占五分之三，复工人数超过百分之八十。在工人坚持斗争和各方压力下，6月7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被迫作出基本满足工人“十八条”要求的裁定，长达3个月的三区机器业工人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

5.反内战、反饥饿

民国35年，全国内战迫在眉睫，举国上下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6月19日，沪西机器业40多家工厂60多名代表组成沪西工人和平民主促进会，开展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签名运动。

6月23日，上海各界5万余人在北火车站广场召开大会，欢送上海各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赴南京请愿代表。沪东区、沪西区、沪南区和上海机器厂第一厂（现大隆机器厂）的200余名工人，到北站参加欢送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7月9日，中纺第二机器厂等13个单位的工人，草拟了《关于要求勿背弃停战命令致蒋介石书》，呈国民党政府。

与此同时，沪东区工人开展了要求统一工资标准，提高底薪的斗争。沪西区工人举行了为争取年奖的怠工斗争。二区和五区开展了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在斗争中，四区机器业工会为帮助工人解决看病和子女读书困难，还筹办了劳工诊疗所、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补习夜校。参加工会的工人越来越多。

民国36年2月16日，国民党政府公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把职工生活费指数冻结在1月份的数字上，并强行规定不得增加职工的底薪（工资基数）。面对当时形势，工委决定在全市发动职工开展以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为中心内容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在各区机器业工会工作的地下党员立即行动起来。2月25日，四区机器业工会，召开所属50个基层单位的80余名工人代表开会，推选徐周良、许炳庚等17名代表，组成请愿团到国民党市政府、社会局和总工会请愿。次日，又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宣言。以后三区、六区、四区、二区机器业和五区造船业工会也派代表到国民党社会局请愿。

各区机器业工会中的中共党员，在参加大西洋菜社为国民党上海总工会常务干事周学湘“出国考察”举行的欢送会后，酝酿成立全市性机器造船业工会，并商定以各区工会的名义发表联合宣言，广泛开展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的斗争。之后，在《时代日报》上以二区、四区、六区、机器业工会和三区纺织业工会领导人的名义，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国民党政府冻结生活费指数，呼吁解冻。中央电工四厂等单位，先后发动工人怠工。四区工会还发动所属工厂工人的“签名运动”，出版快报、号外等，在群众中广为散发，还编印了《生活费指数要解冻》等歌曲，在工人中教唱。

五一前夕，国民党操纵的上海总工会抢先成立“上海市五一劳动节纪念筹备会”，阴谋把纪念大会开成反共示威大会。陆京士还特批大会活动经费。为了控制会场，他们采取各种手段监视到会群众的活动。对此，中共地下组织也作了相应部署。5月1日上午，约3万名工人涌进跑马厅（现人民广场一带）。当水祥云、谷正纲、吴国桢发表讲话时，“工人肚子吃不饱”、“肃清贪官污吏”、“打倒官僚资本”、“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的口号声响遍会场。接着，工人举起“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的横幅，分几路上街游行。国民党的反共大会，变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示威大游行。5月10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有条件解冻生活费指数。这种“有条件”地解冻，使工资底薪在30元以上的职工，仍然不能按指数实足计算工资。根据工委决定，各厂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经过反复斗争，取得了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斗争的胜利。

四区机器业工会在斗争中逐步同二区、三区、六区机器业工会和五区造船业工会，以及江南造船所工人福利委员会加强了联系。各区机器业和造船业工会中的中共党员，也开始酝酿成立全市机器造船联合产业工会（简称机联会）。

为使机联会取得合法地位，参加机联会筹委会工作的各区工会负责人，决定利用赵班斧急于扩大他的势力范围，争夺社会局副局长职位的强烈愿望，请他出面“保护”。赵班斧表态说，机联会在批准以前可以先组织起来，他愿意向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打招呼。7月底，呈文社会局申请批准的同时，在四区机器业工会门口挂出了“上海机器造船联合产业工会筹委会”的牌子，还出版了上海机器业工会的小报——《机工通讯》。

11月，中共上海市机器业委员会（简称机委）建立，这使各区机器造船业工会的联合有了组织上的保证。12月14日，上海市机器造船联合产业工会筹备会，借蓬莱路国民党总工会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出席代表300多名，代表着二、三、四、六区的机器业工会和一、四、五区的造船业工会以及江南造船所工人福利委员会等1.6万余名会员。机联会成立后，机器业各厂工会纷纷成立，会员人数激增，仅四区工会就增加会员近4000人。

［1947年8月20日，由上海市第四机器制造业产业工会创办的上海机器工人的小报──《机工通讯》］ 

6.声援“申九”斗争

民国37年2月2日，国民党一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二二申九”惨案。机联会站在声援“申九”斗争第一线，揭露惨案真相，发动群众捐款。《机工通讯》第15期出版了《申九惨案特刊》，还组成“申九惨案哭诉团”，到各厂进行控诉。2月18日，各行业职工派代表在四区机器业工会举行追悼会，并一致通过成立上海各业工会申九惨案后援会（简称“申九后援会”）的倡议和《告上海各界宣言书》。会后，全市约有6万余人佩戴黑纱。各种形式的声援活动在全市各行各业广泛开展。

3月8日，机联会向赵班斧等提出了结束声援斗争的6项办法。3月12日，具体负责结束工作的9人小组携带捐款和慰问品，分别看望申九惨案死难者家属和受伤工人，还去警察局慰问了被关押的工人。3月20日，工委委员王中一突然被捕，因此，原定3月26日在浦东同乡会召开的对死难者追悼会未能进行。接着，国民党当局进行大规模的逮捕。4月1日，国民党的工福会将机联会和四区机器业工会负责人徐周良等人关押起来，又登报通缉二区工会负责人。接着又逮捕了机器业中2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经过曲折斗争建立起来的机器造船联合产业工会筹委会，随之解体。

7.反“整理”斗争

由于被捕同志坚贞机智的斗争，加上敌人内部派系矛盾，又不知中共地下组织底细，经过组织营救，多数人先后获释。民国37年4月1日晚，国民党特务搜查了四区工会，2日清晨又逮捕了中机、日亚等厂的6名工人代表。接着对四区机器业工会进行接管“整理”，向四区16个百人以上的大厂工会派去“指导员”、“秘书”，加以控制，准备改选。

针对敌人的阴谋，中机、日亚、中央电工四厂中的地下党员，深入群众交朋友，使国民党的“整理”工会十分孤立。在四区16家百人以上的工厂工会选举时，绝大多数工会领导权仍在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手中。

国民党在“整理”四区机器业工会的同时，解散了原来由中共地下组织控制的上海市护工队第15大队，重新拼凑成护工队第二大队，并在各厂发展护工队员。机委指示，各厂地下党支部挑选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重新打入护工队。结果被“整理”后的中机厂护工队，仍有三分之二的队员是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有的还担任了区队长和分队长。4月5日，国民党社会局向三区工会宣布“整理训令”时，委任的整理委员和各股主任，大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整理”的结果，反而加强了中共地下组织对机器业工会的控制。

国民党社会局在“整理”区工会和改组厂工会之后，取消了区工会，成立了上海市机器业产业工会。10月15日，在海防路芷江大戏院召开市机器产业工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出席的会员代表485人，当选的29名理监事中，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占三分之二。在7名常务理事中，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占了5名，基本上控制了上海市机器产业工会的领导权。国民党当局对机器业工会的“整理”，就此告终。

8.迎接解放

民国38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政府已分崩离析。上海机器业各厂中共地下支部，根据中共上海市委指示，建立了护厂队、纠察队，发展工人协会（简称工协），开展反破坏、反屠杀、反迁移、保护工厂的斗争，迎接上海解放。

到上海解放前夕，沪东、沪西、沪南、浦东等区的机器业各厂，共有工协会员千余人。

3月，机器业各厂的护厂队、纠察队，在“机器是工人的命根子”、“保护工厂就保住饭碗”的口号下，值班巡逻。沪东工协党团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上海工人协会”等名义，在工人中秘密散发《工协简讯》。对那些犹豫徬徨的资本家，用信件形式，劝告他们看清形势，不要盲目跟随国民党逃跑，与工人一起保护工厂。对那些平时欺压工人的流氓、工头、特务，则警告他们不要再与人民为敌，不要轻举妄动，争取将功赎罪。中华铁工厂中共地下支部，还对驻扎在浦东的国民党保安队、徐家汇的国民党军队做策反工作。

当时，国民党政府，借口所谓“维持正常秩序，防止共党破坏”，要各单位成立应变组织，妄图煽动群众抵抗人民解放军。对此，中共地下组织决定接过“应变”的合法口号，领导各厂开展了争取应变费的斗争。沪东机器业一些大厂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公开成立应变委员会和安全委员会等组织。

3月下旬，中农公司虬江厂职工联合会，向公司提出发应变费的要求，但公司却置之不理，于是，工人进行怠工、坐工，迫使厂方发给每个职工7石米和1条毛毯。虬江厂斗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农公司吴淞厂后，该厂职工联合会也向厂方提出发给应变费的要求，厂长推说没有钱。于是工人们找到国民党的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经过1天的斗争，迫使厂方发给每个职工7石半米和毛毯、火油等。新业机器厂的中共地下党员动员资方成立应变委员会，购进大米、面粉、酱菜等食品，同时组织了消防队、救护组。通过开展争取应变费的斗争，机器业各厂工人，一般都得到了相当3个月应变费的粮食、油等实物，这为维持工人基本生活，稳定工人情绪，开展护厂工作，迎接上海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早在民国37年年底，国民党政府密令一批企业拆迁华南和台湾。一些外商企业企图关厂，抓紧变卖机器设备。同时在一些大厂中，国民党收罗地痞、工棍组织自卫团，妄图进行破坏。于是反搬迁、反破坏，就成了护厂斗争的主要内容。中农公司虬江厂厂方借口扩建广州分厂，企图把全套设备拆迁广州。在该厂地下党支部领导下，职工联合会团结广大职工，以“拖”的办法抵制拆迁，如1台400吨压机，拆了一星期，仍原地未动。厂方明知工人在“捣蛋”，但苦于无把柄。于是，他们雇用300名临时工，深夜进厂，突击拆卸装船。但被地下党员发觉，立即派人说服船老大，将已离开码头的驳船拖回厂。工人们还在一块有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署名的木牌上写上“工厂重地，禁止驻兵”大字，挂在厂门口，防止散兵游勇来趁火打劫。

与此同时，沪西的大隆、华通开关机器厂的资方也在筹划拆迁设备、半成品等去台湾。大隆厂老板害怕工人阻挠，把准备拆迁100台设备的计划，事先问社会局呈文，向厂内工福会打招呼，企求支持，并利用除夕前夜工人在家吃小年夜饭的机会，偷偷拆走10台精密机床。翌日（除夕）清晨又派来10余辆卡车，企图继续搬迁。这时，闻讯的工人从四面八方赶到厂门口，在地下党员带领下，奋起阻止，使资本家搬迁计划无法得逞，以后，工福会头子陆京士亲自出面“做工作”，又派“指导员”来大隆厂“开导”工人，资本家还使出了软硬兼施的各种手段，但是，大隆厂工人在厂地下党支部领导下，经过2个多月的斗争，终于使极大部分机器保存了下来。

华通开关厂资本家在虹口设立秘密仓库，企图把机器在那里集中后运往台湾。在护厂队员日夜监视下，使搬迁无法进行。于是，资本家用给每人发5块银元暂时回家或随厂去台湾为诱饵，企图支开工人。但是工人宁要工厂，不要银元，挫败了资本家的搬迁计划。

为迎接上海解放，4月中旬，根据中共上海市委指示，上海机器业各厂纷纷秘密组建人民保安队。到4月底，泰利机器厂成立了有200人参加的人民保安队。华通厂把100多名护厂队员全部编为人民保安队。大隆、公茂、中央电工器材、慎昌等许多机器业工厂也都先后成立了人民保安队。

［上海机器业工厂“人民保安队”臂章］

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后，国民党残兵败将从前线溃退流窜市区，妄图利用工厂继续顽抗。5月21、22日，两股全副武装的敌军窜入沪西中国纺织机械二厂。在工会理事长郑世昌的组织下，经过巧妙斗争，生擒了这两股敌人，收缴了全部武器。5月25日，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地区，龟缩在河北岸的残敌还在负隅顽抗。华通厂的人民保安队员，来到恒丰路前沿阵地，为解放军作向导，同解放军乘上军用卡车，神速冲过恒丰路桥，敌人无力抵抗，被追缴械投降。

在上海临近解放的几天里，机器业各厂的几千名人民保安队员，拿起自制的匕首、长矛、铁棒，日夜守卫工厂，有的按地域分段，走上街头维持社会治安。益中福记机器瓷电厂的保安队员兵分两路，一路上街维持治安，搜查散兵游勇和武器弹药；一路到一家医院，保护文书档案和医疗器械。电工四厂的保安队员，在巡逻中发现一家酒精厂内有残敌，当机立断，冲进厂内，一举俘虏了200多敌兵。泰利机器厂的保安队员配合解放军保护沪西区的大变压器和华山路上的国民党电台。大隆厂的保安队员负责铁路沿线的治安工作，确保铁路安全。

在此期间，沪西机器业各厂保安队员俘获敌“东南民主联军”、“华东地下军”等特务2股，团长一名，还有许多游勇散兵。缴获战车6辆，长短枪100支。沪东的英联、中机、日亚、源丰、平和等机器厂，劝降了成排成连的敌军，缴获步枪、冲锋枪888支，机枪69挺，各种子弹226箱，各种火炮13门，炮弹45箱，手榴弹29箱，汽车12辆，还有战马和钢盔等大批军用品。

上海机器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解放军完整地保护了工厂，迎来了上海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