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上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研究】    该课题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组成的课题组承担，并形成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上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要关注发展的阶段特点和发展中面临的特殊问题。未来5年～10年，上海将达到高收入地区水平，可能率先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将基本建成“四个中心”的框架，特大型经济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尤其是扩散能力将显著增强；城市建设将从600平方公里向6000平方公里扩展，城市建设继续维持较大的规模；公众需求将从物质需求为主，转向物质需求与文化需求并重，文化需求和个人发展的要求可能逐渐居主导地位；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将形成经济社会合作发展的良性机制，但地区发展差距可能会继续扩大。就上海自身而言，发展还将面临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城市的适度发展与城市人口不断膨胀的矛盾，区域一体化的要求与合作机制滞后的矛盾，社会公正的要求与利益协调机制滞后的矛盾，塑造大都市文化价值的要求与文化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增强社会凝聚力、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的要求与社会资本不足的矛盾，城市治理法治化要求与现代意识薄弱的矛盾。上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和矛盾，并有效加以解决。“报告”通过国内相关指标体系的参考、现有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的比较和国外社会评价方法的借鉴，根据客观性、适量化、可行性的原则，设计上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社会评价类指标和矛盾监测类指标这2个方面。社会评价类指标归纳为居民生活质量、环境、制度基础3个领域，24个评价指标。矛盾监测类指标归纳为城市化、经济可持续发展、个人发展、社会资本四类问题，16个指标。“报告”介绍运用上述指标体系进行实验性测评的情况，并结合测评中得出的初步结论，就上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近期需要推进的重点提出政策建议：一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优化公共服务；二是加强引导和服务，帮助进城农民及其家庭安居乐业；三是拓宽个人发展空间，激发社会活力；四是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萧明）

    【开展“抓住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契机，推动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调研】    该调研由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与浦东新区政协联合组成课题组于2—4月开展，并形成市政协主席会议建议案《关于抓住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契机，推动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建议》。“建议”认为，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是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关键环节。主要建议：（1）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一是进一步缩小政府经济管理事权范围；二是继续深入推进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三是提高政府运作的现代化、标准化水平，探索推进政府管理质量认证，在政府各部门中由外围到核心，循序渐进地开展ISO 9001质量认证；四是改革政府行政效能综合评估办法，实施组织考核和人大代表评价、政协委员评价、企业代表评价、社区代表评价相结合的多方联合评价，推进预算公开，完善问责制度、监察制度和投诉制度；五是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改革投资管理体制。（2）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完善市场经济环境。一是按照“非禁即入”原则加快审批制度改革；二是改革国资国企管理体制，理顺市国资委与浦东新区国资办关系，浦东新区国资办、功能区与企业集团关系，完善国资授权经营和监督制度，加强契约管理和预算管理，彻底放开企业经营管理权，使国资管理由管企业转向管股权；三是积极营造市场环境；四是强化市场监督管理，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审批权落地试点，提高专利申请、审批效能，积极争取知识产权纠纷审判权在浦东新区法院落地；五是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扩大贷款贴息、技改贴息、研发贴息、融资担保、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财税政策享受面，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竞争领域和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社会事业领域，支持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改制，重点扶持一批有潜力、有优势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3）大力培育民间组织，建立新型政社关系。一是加快推进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分开；二是按照“加强管理、放开发展”的思路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探索推进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专业服务和委托管理，在公共财政支出中设立“民间组织服务”专项资金，完善政府向社会中介组织购买专业服务的机制；三是健全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信息沟通机制；（4）优化市区管理体系，建立新型市区关系。一是积极争取二级市功能和权责的改革试点；二是优化浦东新区政府条块功能定位。

    （胡德平 沈培端）

    【进行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政策创新和深化研究】    该研究由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组成的课题组承担，并形成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自1990年开发开放浦东以来，中央颁布一系列优惠性政策和功能性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税收优惠、资金筹措、市场准入以及审批权限等方面，对浦东的开发开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市政府、浦东新区也陆续制定一系列推进浦东开发开放和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主要集中在营造发展环境，扶持重点开发小区，财政扶持和税收优惠，引进人才等方面。“报告”认为，浦东的政策体系，经历从优惠性政策向功能性政策的实践、探索和演变，这在国内是个创举。经过努力，浦东已经实现“四大转变”。第一，在开发建设方面，由基础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转变到全面提升城市综合功能的新阶段；第二，在发展动力方面，由政策创新为主转变到制度创新为主导的新阶段；第三，在发展布局方面，由重点小区开发为主转变到城区整体统筹发展的新阶段；第四，在社会发展方面，由促进社会事业发展转变到改变二元结构和社会结构、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阶段。“报告”认为，浦东综合改革试验要继续探索政策创新的新思路，产生政策创新的新亮点，使政策创新更具时代特征和浦东特色。“报告”提出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策创新和深化的基本思路：一方面，不断创新和深化政策设计；另一方面，通过系统的政策创新，推动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深入。“报告”建议，形成促进政府转变职能的内部动力与外部监督机制的政策体系，包括政府职能实现根本性转变的政策，促进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中介机构严格分开的政策，促进政府转变职能的外部监督机制；形成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包括实现公平加快社会发展为目标的政策，促进各级政府加快社会发展的政策；形成浦东成为我国科技创新摇篮的政策体系，包括为企业自主创新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人才政策，营造人才集聚的良好环境。

    （萧明）

    【开展进一步提高上海郊区农民综合素质的调研】    该调研由市政协区县政协联络指导组组成课题组于2—8月开展，并形成市政协主席会议建议案《关于进一步提高上海郊区农民综合素质的调研报告》。“报告”认为，当前新农村建设，关键是要落到人这个主体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农民综合素质，积极培育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一代新型农民，为建设新农村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报告”建议：（1）大力实施主体建设工程，以新农村的亲身实践提高农民的现代化素质。大力宣传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激发农民投身新农村建设的自觉性。积极组织农民投身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培养郊区农民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2）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教育工程，提高农民现代化的生产技能和就业致富的本领。一是加强专业农民生产经营技能培训，培养造就新一代的现代农业劳动者。二是加强转岗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非农就业的本领。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在郊区建立中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实行多元职业教育制度，满足各种人才的需求。建立健全郊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三是加大财政投入，整合教育资源，为提高农民的素质提供有力的支撑。各级财政要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重点向郊区倾斜。从城乡统筹的角度考虑，认真做好教育资源的布局规划。完善和落实相关政策，吸引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合理流动。（3）大力实施精神文明创建工程，全面提高郊区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精神文明水平。以共同理想为目标，加大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力度。加大郊区公共产品的投入，完善公共文化体育体系，并向村一级延伸，加强对农村公益性文化设施的投入和管理。巩固完善电影下乡、文艺下乡、图书下乡等形式，让城市文明辐射到郊区农村。鼓励挖掘农村特色文化和群众文化。高度重视保护、传承和发扬郊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金山农民画、刺绣、沪剧、田山歌、锣鼓书、竹刻等。（4）大力实施平安建设、和谐村镇工程，提高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服务和教育水平。市政府尽快制定出台《来沪人员管理办法》。同时，市、区二级应设立外来人口管理服务中心，镇村应设立外来人口管理服务站。建立完善来沪人员的教育管理制度，提高外来人口的内在素质。（5）大力实施提高农民素质的保障工程，建立提高农民素质的长效机制。

    （胡德平 沈培端）

    【开展加强农民工素质教育、全面建设和谐社会调研】    该调研由致公党市委课题组开展，并形成调研报告《上海加强农民工素质教育 全面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报告”认为，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上海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也离不开农民工，离不开农民工综合素质的提高。“报告”分析上海农民工教育的现状和需求，认为存在的问题是：（1）从政府角度来看，关于农民工教育的有效机制尚未建立；对于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经费投入极为不足；农民工教育资源与农民工受教育需求不成正比；在农民工教育内容方面的专门研究、科学探索较少。（2）从企业角度来看，不少企业未能承担农民工培训的法定义务。（3）从社会角度来看，为农民工提供教育服务的社会公益组织尚不完善。（4）从农民工个人角度来看，这一群体学习时间极为匮乏。“报告”提出对策思考：（1）加强宣传，促进全社会充分认识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重大意义。一是加强对农民工的正面宣传报道；二是在上海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中进一步倡导“提高全民素质，振兴中华民族”，促使教育界同仁一致为农民工教育做出努力；三是有关方面对农民工文化生活总体状况进行专项、深入地调查，抓住影响农民工素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核心因素，有的放矢地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切实提高其文化素质、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四是进一步开展较为大型的“农民工文化节”，发挥农民工的主体作用，让农民工积极参与各种文体活动。（2）制定法规政策，保障农民工受教育权。一是制定法规政策，保障农民工受教育权，提高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二是理顺、完善农民工教育培训机制，建立由市政府牵头，市教委为主，其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的农民工教育体系，充分吸收各种优势资源，做好农民工教育工作；三是鼓励有关大学借助、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尝试建立以农民工为主要教育和培训对象、向农民工提供专业培训和学历教育的、规范的较高水平学校；四是建立完善农民工职业资格评定体系，严格执行劳动准入制度；五是允许乃至鼓励社会慈善机构为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培训筹集善款。（3）结合“网格化”管理，充分发挥社区在农民工教育方面的作用。一是由各级政府牵头，选择农民工较为集中并且具备一定条件的社区开办社区学校，承担培训农民工任务，免费向农民工提供市民素质、文化和职业技能等教育，提高农民工综合素养，协助农民工找到稳定的工作，建立正常的生活，促使常住农民工尽快融入社会；二是社区学校培训对象应以社区常住农民工为主；三是社区学校应由政府部门牵头成立，街道、居委会承担主要组织工作，由各级政府协商解决资金来源、资源供给、师资配备、场地安排等问题；四是社区学校培训农民工的内容应以市民教育为主，同时适当教授一些基本职业技能；五是探索建立社区学校培训农民工的长效机制；六是教育部门组织力量专门就农民工市民教育或入城务工基本常识等编写适合于上海特色的培训教材，使社区学校的教育内容不断充实和系统化；发挥党团组织作用，在农民工聚集较多的地区，充分利用正在推行的农民工流动党团员组织开展培训。（4）探索农民工教育培训社会化机制。一是完善企业用工合同，促使用工企业承担农民工职业教育的部分责任；二是整合相关资源，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办学，建立社会化、市场化的收费、运作等较为灵活的农民工培训系统，从政策上鼓励对农民工青年全部减免收费，扩大农民工受教育面；三是有关部门支持、鼓励用工企业对农民工的培训进行集中运作，由企业与有资质的、对口的社会办学机构签订长期合作合同，有针对性地集中培训农民工，使培训规模化、集约化，提高各方积极性，提高农民工培训教育质量、效率。（5）发挥网络在民工素质教育中的作用。（6）与农民工输出地政府加强合作，进一步加强与农民工输出省（市）政府的合作，就农民工培训的机制等问题积极磋商，共同做好这项重要工作。

    （张女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