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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上海霍乱疫情始末 2020/03/19

		
			《联合时报》5版史苑 2020-02-21 作者:沈思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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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上海中山医院隔离病房内收治的霍乱患者
 
霍乱(Cholera)在中国属于甲类传染病,也是被列入强制管理的烈性传染病。
民国时期的上海,霍乱频繁发生。1938年的霍乱大流行带给人们心理上的阴霾还未完全散去,1946年,抗战胜利还不到一年的上海再次被霍乱的阴霾所笼罩。1946年5月暴发的霍乱,造成数千人感染。
起势早 来势猛
1946年的霍乱开始得比较早。5 月 23 日,上海沪西、闸北首先发现6起霍乱病例,之后,疫势开始蔓延。5月28日,有报载:“本市现已发生真性虎烈拉十四起,三起在一日之内,即行死亡,其他病势严重。”(注:虎烈拉,为霍乱英文Cholera的音译)进入6月,霍乱从沪西、闸北蔓延至南市,感染者多为在平民区生活且没有条件饮用自来水的工人、贫民等生活环境较差的民众。6月中旬,霍乱流行更加猖獗,沪西一带尤为严重,卫生局专门派遣10支流动注射队,到霍乱流行较为严重的沪西区实行挨家挨户注射。6月15日《民国日报》载:“患有真性霍乱者计二二人,男一二人,女八十二人,死亡者男十六人,女七人,十三日死亡率最高。”
1946年6月下旬,霍乱发病率达到更高纪录,26日,霍乱患者达到68人。7月初,霍乱已全面蔓延至虹口区、沪东区。7月4日,市防疫委员会提醒市民注意防疫: “疫病辄按几何率增加,从五月二十三日发现第一病例起,今日为第四十三日,平均每日二十七例,约每周增加一倍……而非各界合力防卫……七月份一个月即可超出一万三干人。”此时,上海各大时疫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当时报载:“现除广慈医院尚有二十余双空床位外,其他各医院与私立时疫医院,昨日均已宣告额满,无法收容。”7 月10 日,位于闸北天通庵路的市立第一传染病医院,又加盖活动病房两所。
7月18日,霍乱疫势仍持续蔓延。当时,市政当局负责人在防疫经费筹募大会上说道: “今年霍乱流行,以情势观察,恐较一九三八年尤盛”。7月底,疫情毫无消退迹象,霍乱患者超3000人。
客观上讲,面对疫情,市政当局还是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应对措施。事实上,上海在应对霍乱疫情方面是有经验的。1871年,新上任的工部局卫生官爱德华·亨德森(Edward Henderson)就开始在租界内发起接种牛痘行动。最初,这种预防接种在位于宁波路的工部局疫苗接种门诊部进行,疫苗购自苏格兰疫苗药房及英国国家疫苗站,门诊部开放时间为每星期一四下午。
自民国初期,工部局卫生处还让病理实验室制造天花、霍乱、狂犬病、伤寒、脑膜炎及鼠疫等防疫疫苗。在防疫注射中,设备齐全的防疫汽车队起到重要作用。在种痘、注射预防霍乱疫苗时,该汽车队依照各卫生分处所定日程,分别前往学校、工厂、工场、路隅、草棚、旅馆、百货商店、公寓、市场等地。另外,在菜场、露天游泳池等地,各卫生分处也常设点进行防疫注射。为了预防霍乱在夏季流行,卫生处除检查饮料,督查水厂严加消毒外,还推行免费注射霍乱疫苗。
1926年,上海华界就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医疗卫生机构——淞沪商埠卫生局,取代了之前淞沪警察厅的部分卫生职能,后又改称上海卫生局。由于上海频频流行传染病,1936 年,上海卫生局联合市内有关机构、群众团体、防疫专家、社会热心卫生人士等共同组建了上海市防疫委员会。由于传染病频繁发生,防疫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
1946年5月1日,上海卫生局便早早发布夏令防疫的通告,上海卫生局告知:“夏令在即,疫疠堪虞,特自今日起,为市民免费注射霍乱疫苗,以资预防。”卫生局还指定了市立医院与卫生所共40处医疗机构免费为市民注射。但是疫情发展之凶猛,还是超出当局之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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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28日,《申报》在头版刊发了“霍乱流行”的消息
 
“防疫”与“隔离”措施不断推出
对抗传染病的最佳措施,就是“防疫”和“隔离”。自1946年5月23日,市内发现霍乱起,上海卫生局就不断增加霍乱疫苗注射流动队的数量。5月底,鉴于霍乱疫情的加重,防疫委员会开始派人分赴各区保甲办事处实施强迫注射疫苗,除北火车站、八仙桥、白渡桥外,还在四川路桥、天后宫桥增设注射队。此次霍乱防治期间,上海每日出动20个流动队,设置40处固定注射站,后增加至64支防疫队。据《民国日报》1946年6月9日第三版《虎疫猖獗,市民速打防疫针》一文刊载:“至霍乱基本平息,先后注射二五万余人次。”
防疫注射确实对于预防霍乱有明显作用,未注射区较注射区死亡率高,据当时中国时疫医院医生称“五百人中注射防疫针后,未有一人被传染”。防疫注射对防治霍乱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霍乱弧菌易通过饮用水传播,河水、土井水是霍乱的主要传播媒介之一。隔离问题水源,切断传播路径,保障水源清洁与安全饮食也是重中之重。然而,在当时,只有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能够使用自来水,而多数的平民及贫民用的仍是河水与土井水。鉴于此实情,当局也采取了加大饮用水消毒力度,在市内各贫民区安装“防疫龙头”,提供清洁水源等措施。
在保障饮食安全卫生方面,卫生局、警察局也有诸多措施,要求饮食店及水果摊贩,严格采用纱罩玻璃柜等措施。卫生局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还公布预防霍乱、伤寒、痢疾的要点:快打防疫针;茶水要煮开,菜食要烧熟,千万勿吃生冷;饮用食具,食前用开水消毒;用纱罩纱橱防蝇、用蝇拍蝇笼减蝇;染疫病人,速送时疫医院医治。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加大了取缔不洁冷饮食品摊位的力度,卫生局还对上海各餐馆从业人员组织卫生训练班,学习卫生知识,培养卫生意识,让他们注意饮食清洁安全。
垃圾也是滋生和传播病毒的一大恶源。通常情况下,上海市区的垃圾每天都被用驳船或汽车运至南市、闸北以及沪西的垃圾堆场,而这3处也是霍乱疫情的重灾区。再加上当局施政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使得清道夫薪资微薄,且长期处在恶劣的卫生环境中工作,各种矛盾突出,清道夫怨声载道。
1946年5月中旬,就在上海疫情暴发之际,清道夫们与当局的积怨也再次爆发,罢工开始了!鉴此危局,市政管理部门不得不派遣警察上街临时担任“清道夫”的角色。当时,驻沪美军也提供卡车10辆用于清除垃圾。7月8日起,防疫委员会更在全市举行清洁运动,卫生局也决定试办清洁区管制。清洁区管制要求:户内与户外清洁并重,分区竞赛,清洁总队负责清除垃圾,保甲长负责保持清洁。这些举措,对于营造上海良好公共卫生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扑灭疫情提供了支撑。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此次霍乱流行期间,上海社会各界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参与防治霍乱。同业公会、慈善团体、宗教团体与同乡组织都在此次防疫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上海新药业制药业公会在此次防疫中是社会团体防疫的杰出代表。该公会通过捐赠善款,设立了两所急救时疫医院,收治贫苦病人。一院建在闸北南星路,二院建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美丽园隔壁。
童子军理事会在防疫活动中,工作非常积极。他们不仅沿街发放防疫传单,还参与注射队,在北火车站等处不辞辛劳地劝说市民注射霍乱疫苗。
中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英国红十字会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防治霍乱活动。美军也参与到此次霍乱的防治中。注射防疫疫苗期间,由于医疗器械的不足,市卫生局曾多方求助,还曾与美国驻沪海陆军、美国红十字会接洽,会商防疫事务。其间,美驻沪海军还调派海军医官6人,参与上海防疫工作。6月中旬,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及美国红十字会向市卫生局供应了10万人的注射器、酒精、棉花、针头、疫苗等。
上海防疫委员会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各界热心人士纷纷报名。一些带有专业技术性质的工作岗位,还需经过专业知识考试才能被录用。上海各高等院校、护士学校、女子中学的学生很多都主动参与到义务注射队中。震旦大学医学院的30余名师生,组成“水上注射队”,专门为黄浦江、苏州河的船户注射防疫疫苗。
1946年上海的这次霍乱疫情,起势早,来势猛,使得当局猝不及防。幸得各方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协力防治,疫情在8月上旬开始减退,9月基本解除警报。据《上海卫生志》记载,1946 年的这次霍乱流行,共发病4415例,共计死亡35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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