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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淞沪战争与瘟疫(刘雪芹) 2016/01/06

  刘雪芹

 

  一、疫情

  “一·二八”淞沪战争不仅给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还引起了一场生态灾难。纵向来看,受“一·二八”淞沪战争的影响,1932年的是1930-1936年7年间上海瘟疫最为严重的一年。横向来看,上海是全国瘟疫最为猖獗之城市,甚至还被日本等国宣布为霍乱、天花流行口岸。从疫病爆发时间来看,时疫的发生也较往年为早。从疫病种类看,霍乱、肺痨、天花和伤寒等传染病广泛流行,其中霍乱、天花和肺痨最为严重。

  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战争,疫氛骤聚。4月,《申报》进行了死因统计,伤寒男49人,女33人;赤痢男6人,女3人;天花男5人,女2人;白喉男12人,女13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男1人;猩红热男1人,女3人;麻疹男1人,其他发热及发疹病男78人,女51人;肺病男113人,女67人;其他痨病男14人,女8人;呼吸系统病男21人,女22人。1从图1《1930-1936年上海市12种传染病患病、死亡人数统计图》可以看出,全年染疫者10686人,2是1930-1936年间最高染疫人数的两倍,可见战争对上海生态的破坏,对疫情的加剧,对上海社会的创伤。

 

图像

  图1:1930-1936年上海市12种传染病患病、死亡人数统计图

  资料来源:《上海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卫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1930—1949年上海市十二种传染病发病、死亡统计表》。

  1932年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死亡人口最多的一次霍乱疫情。民国以来,疫疠频仍。20世纪以来的霍乱流行,堪称大流行者有5次,分别是1902年、1909年、1919年、1926年及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仅停战1月有余,4月26日,饱受战乱的上海就出现了第一例霍乱病例。“为数年以来所未有的现象,可见本年疫病流行之猛烈。”3比5月23日霍乱流行的第二个城市武汉提前了近1个月。4起初,每日仅发现患者1-3例而已。至5月31日,增至17例1天,从此逐日渐增,多寡不一。8月4日最多,竟达60例之多。8月17-18两天,疫氛颇有突增之势,自此又逐渐减退。总而言之,递减者较增进者为速,每天不过见留院轻减者1或2例而已。9月28日,可谓流行告终,共计201天。患者共计达4291例,死亡318例。其中华人的死亡率为7.4%,西人的死亡率为26.6%。5以致于日本于6月11日公认上海为有疫口岸。“自上海起程之乘客,于抵第一埠时,务须赴检疫所,候医师用显微镜检疫后,方准通行。”6

  表1        1932年各埠霍乱疫情表7

 

地点

例数

死亡数

地点

例数

死亡数

上海

4291

318

汉口

 777

123

南京

1353

386

青岛

165

 30

杭州

 351

 56

烟台

503

216

厦门

1614

745

天津

100

 16

广州

1093

386

北平

492

391

汕头

 541

 80

 

 

 

 

  从表1《1932年各埠霍乱疫情表》可以横向性地看出,受沪战影响,上海是全国患者最多的地方。

  表2        1932年公共租界部分传染病统计表

 

病名

患者

死亡

死亡百分率

天花

 380

210

55.3

猩红热

 424

 76

17.9

白喉

 409

 75

18.4

痨病

 914

800

87.5

流感

 168

 70

41.7

伤寒及类伤寒

 490

305

62.3

霍乱

1588

162

10.2

   注:该表参考《工部局年报》(中文版)1932年版,第223-225页。

  从表2《1932年公共租界部分传染病统计表》可以看出,与其它传染病相比较而言,1932年的霍乱疫情在上海是最为严重的传染病,其次肺痨、伤寒、猩红热和天花等传染病的流行状况也非常严重,尤其是肺痨,死亡率竟达87.5%,伤寒的死亡率也非常高,达62.3%。

  二、防疫与救治

  面对猖獗的传染病疫情,上海特别市卫生局和社会力量展开了多形式、多途径的防疫与救治举措。

  时疫医院较往年提前开门诊治患者。社会慈善人士在上海开设时疫医院不下20所,主要有西藏路上海时疫医院、集议善会虹口时疫医院、红会第一时疫医院、红会第二时疫医院、江湾时疫医院、平民妇孺时疫医院等。分布范围也相当广泛,“中区2个,北区4个,东区4个,西区3个,南区3个,吴淞1个,浦东3个。”8各时疫医院爆满,医务繁忙。闸北第一时疫,“本周病人极多,日夜拥挤,计真性霍乱108人,防疫362人,门诊1674人,各病室无一空床。”7月11-25日门诊共计达4085人。9虹口时疫医院6月份半月总报表统计,门诊2474人,重症120人,住院201人,真性霍乱28人,病愈出院119人,打防疫针1353人。10其中,“以西藏路上海时疫医院受治最多,约有2000人,其次为急救时疫医院,有320人,工部局隔离医院有232人,集议善会虹口时疫医院有216人,各医院所有治疗方法,多为生理食盐水静脉注射,收效甚宏,能得群众信仰,各医师等又均经验宏富,凡此皆为减低死亡率之大原因也。”11上海未设公立传染病医院,鉴于战区时疫旺盛,市卫生局特向吴淞汽车公司定制巡回诊病车3辆,以便巡回时沿路诊治病人。7月25日起通过市政府验证,前往吴淞、江湾和闸北巡回诊病。“车内设备尚称周到,内分病房、诊室,每车有医士护士及仆役各一人,凡病人请诊,一律免费,巡回诊病时间,为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两点至五点,停留地点,吴淞则在外马路,江湾则在文治路,闸北则在狄思威路,每日诊治者人数甚众。”12

  注射传染病疫苗的数量远超往年。1932年上海市卫生试验所的成绩不菲,备制霍乱预防注射疫苗4500瓶,足供200万人注射之用,分给全国各疫区。13市卫生局对于预防工作,较往年尤为认真,分别实施消毒及免费注射预防针。将所辖的公私各井、泉及河塘的天然水,实行科学化验,“现派警官三人,卫生警察四十名,每日分赴各处测量井内含水分量,以便使用漂白粉,实行消毒。”14自5月1日起,华界推行免费注射防疫针。10月4日发布“市卫生局结束预防霍乱工作报告”统计,华界共注射786407针,较上年增加20余万针。15公共租界“在街道上及在难民收容所内经施种牛痘者共计13万人,又有6万人为各卫生处所施种,结果本年全年经施种牛痘者之总数达262475人,远比前此各年为多。”167月20日,上海海港检验检疫所发现“S.S.Shantung”轮为霍乱染疫船,即对全体船员及304名旅客注射霍乱疫苗。各时疫医院在进行救疗的同时,一般也都要对患者进行注射,以便更好地防疫。

  在尽心救治的同时,市卫生局做好防疫宣传,指导卫生防疫和卫生知识宣传。市卫生局举办各种形式的演讲和专家讲座,及时发布通告和布告,1932年3月14日卫生局发布通告掩埋尸体,以顾全公共卫生。2-4月,工部局卫生处在普善山庄协助下掩埋尸体7671具。5月13日,市卫生局特发布“防疫要点”布告,劝告市民注射免费防疫针,打预防针是保护自己生命的事情,万不可误会迟疑;严防生水入口;号召扑灭传染病菌的媒介——苍蝇;注意卫生,对污秽及便溺进行消毒。“本局职司保护市民健康,历年均有劝告,兹因遭受兵灾各区,尤为可虑,用再剀切指导,务各尽力预防,共杜疫害,是为至要。”17同日,发布免费注射预防针通告,“通告市民赶快打针,以资预防免遗后悔,生水以及生水制造的或洗的东西,万不可吃,如有30人聚集之处,可报请本局定期派员前往打针,概不收费。并望市民互相劝告,以广预防,而免疫疠蔓延为害。特此通告云。”186月19日,市立民众教育馆于当日起每周日下午4-5时借大中华电台举行播音大会,播放夏令营防病常识,属国内首创。市卫生局的一些消毒措施有时会引起市民误会,为此卫生局专门发布通告,通告市民实施井水浜水消毒,所使用的消毒药品,没有任何毒素,对市民的健康没有任何防碍,为广而告之,特散发传单,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劝告市民不应阻碍工作,要共同防疫。19放映防疫影片是当时较为常用的宣传方法之一。海港检疫处处长兼上海防止霍乱临时事务所主任伍连德于1932年8月18日在《申报》上发布《海港检疫处霍乱周报》,申明“本管理处现编制1200尺长之霍乱影片,关于霍乱之病原及预防治疗方法演述甚明,并亲以上海市乡之各种风景人物及卫生机关,如医院化验所,搜罗靡遗,不久即可在各著名影戏院与各界相见。”

  疫情通报是防疫手段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对于预防传染病、抚慰疫情之下市民的恐慌心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卫生局定期通报卫生工作状况,对注射人数、死亡人数、防疫手段和疫情进行每周通报,还包括患者居住地点、各时疫医院的诊疗情况、预防注射情况等,以给市民有充分的知情权,使得市民不会因疫氛的炽烈而惊慌。

  三、结语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战争与瘟疫二者之间是双向互动之关系。一方面,战争作为人类的一种军事行为,带给社会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的灾难,失去平衡的生态则会导致传染病的大流行,加剧疫情。另一方面,瘟疫作为战争的次生灾害,加剧了战争对社会的破坏力度。1932年上海传染病的流行与“一·二八”淞沪战争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图1可以看出,上海历年都会有疫病流行,从某种程度上讲,瘟疫也是社会的一种常态。然而,1932年上海疫情如此之严重,患病人数如此之多,疫病规模如此之大,破坏力度如此之强,则是一种非常态。毫无疑问,导致其非常态的原因是受“一·二八”淞沪战争的影响。战争一方面导致社会百废待举,在政府极力遏制战争破坏的同时,疫情又来得较往年早,给政府和社会一个措手不及,使得救治不能及时到位,是疫情较往年严重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战后市民体质嬴弱,极易染病,且恢复能力差,在某种程度上让感染时疫者雪上加霜。

  瘟疫从来都不是卫生防疫进步的功臣,但却是重要因素之一。1932年疫病大流行促使上海特别市卫生局添设临时巡防车,弥补没有公立医院的不足;促进疫情通报、疫苗研制、防疫宣传的进一步完善。同时,也为此后的疫病防治打下了基础,1933年霍乱、天花疫情骤减,12种传染病的患病、死亡人数也大大减少。一些先进措施得以延续,1933年起,大中华电台每日下午4-5时宣传卫生知识成为保留节目,对市民进行持续的、多角度的健康教育。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