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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一生终不悔——小记翻译家毕修勺(臧绪利) 2016/01/06

  臧绪利

 

  毕修勺,1902年出生于浙江临海,上海市作协会员,法语文学翻译家,法国大文豪左拉全部作品的中译者。

  20世纪20年代初期,毕修勺跟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先驱人物差不多的时候来到法国求学。由于家境贫寒,靠着多方资助才能远渡重洋,因此,一到巴黎,毕修勺不得不跟很多人一样勤工俭学。当时他在巴黎雷诺汽车工厂做工,与中共党员赵世炎、萧三、以及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兄弟同住一室。那时候萧三正在翻译《国际歌》,对“火山口下的熔岩在呼呼作响”这一句该如何翻译很是犯愁,毕修勺就在旁边说,“这不就是把肺都要气炸了的意思吗?我看还是译成: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大家都觉得这个翻译很好,于是,这个译法就固定下来并且流传到今天。这个时候,毕修勺的翻译天才初露端倪。

  在巴黎,毕修勺看到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一文,这激发起了他参加社会革命的热情。“无政府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往往被望文生义地误解,甚至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词。其实,克鲁泡特金是19世界末曾对世界思想潮流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主义革命家。他博学多才,虽为俄国皇室后裔,却甘愿放弃贵族特权和财产,为下层民众奔走呼号、伸张正义,因此几度遭到牢狱之灾和流放之苦。他的《告少年》20世纪初期也在中国广为传播,给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青年带来思想上的启蒙和鼓舞,他的学说和文章曾经感染和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人生追求。巴金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崇拜者之一,他因此而取了笔名“巴金”。在毕修勺看来,无政府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改造腐败的、不合理的社会,而首先要改造的却是人,只有将人改造好了,社会才能改造好。

  一个冬天的夜晚,萧三给毕修勺带来保罗·亚勒克西撰写的名著《左拉传》。毕修勺就在圣心大教堂的阵阵钟声下读完了传记,读着读着便潸然泪下。他从左拉的凄凉身世想到自己的相同经历,感觉到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左拉都说出来了。他读到这位民主斗士力排浊流,为“德莱福斯冤案”奔走的事迹,很受感动。1898年,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我控诉》一文,猛烈揭露和谴责法军参谋部陷害德莱福斯的阴谋,引发民主力量与反动势力之间的尖锐矛盾,为此,左拉以诽谤罪名遭到流放。1906年,当德莱福斯终被宣告无罪时,左拉却已经去世。在巴黎,毕修勺还读到左拉的名著《土地》,也被这部作品的力量所震撼。他深深地赞同左拉的思想,“人类的幸福只存在于事业的成功与劳动的成就之中。”“生活没有别的理由,每个人从生下来,就是为尽他对社会的义务”。从此以后,毕修勺下定决心,要把左拉的作品翻译出来,介绍给千千万万生活在中国的苦难同胞。也正是从那时起,他的命运就和左拉紧紧连在一起。

  1926年毕修勺回国,他随身携带的唯一财富就是60卷书籍,几乎都是左拉的作品。一年后他翻译出版了《左拉短篇小说集》,这是第一部被介绍到中国的左拉作品,丰子恺先生为这本书设计了封面。回国后,毕修勺受蔡元培等人委托,任上海劳动大学“劳工学院”筹委会委员。1927年9月学院开学后,毕修勺主动放弃学院领导的职务,去担任师范班的法语教师,同时还到丰子恺、朱自清等人创办的立达学园担任法语教师。该校本着“立人达人,改造人性,改造社会”的宗旨,为社会培养了一批精英。可惜的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该校毁于日军的炮火。

  归国后的毕修勺在思想上已经认同了革命的理念,并且把翻译作为自己的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地质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的何长工也是赴法勤工俭学时的学生,是个老资格的革命家。秋收起义失败后何长工逃到上海,是毕修勺给他化装,掩护他登上海轮去往苏联。

  1930年,毕修勺又一次来到法国,这一次,他是肩负更为神圣的使命,要把地理学家哀利赛·邵可侣的巨著《人与地》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哀利赛·邵可侣是与克鲁泡特金齐名的自由社会主义者,一生献身革命,为被压迫者谋解放,曾入狱一次,流放两次。毕修勺在翻译了他的《进化与革命》一书后,曾在序言中谈到自己对哀利赛·邵可侣的认识,“他之所以参加革命,是因为他看到社会的腐败:穷人劳苦终身而不得温饱,富者不事工作而奢侈淫逸,因此他希望铲除资本主义的堡垒,使世界上一切人都能自由平等。他不想从革命中取得政权,以新的统治身份出现于政治舞台。他始终与平民站在一起,唤醒依赖政治的错觉。他有宗教家的热情,却无他们的迷信。”毕修勺来到法国后,先是花了半年时间向哀利赛的侄子伯鲁·邵可侣学习世界史地知识,然后才着手翻译。他潜心工作,历时5年,终将二百万字著作译完,于1935年携译稿回国。为减少印制费用,他把全书分为24册,更名为《综合地理丛书》,由蔡元培等三人作序,单独出售。先行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7册,其余十多册因抗战爆发无法印行。

  第二次来到法国后,为了译好左拉的作品,毕修勺也专门走访了左拉故居。在潮湿的小阁楼里,他揣摩文学巨匠的创作精神。他又流连于左拉笔下的巴黎街头小酒馆、咖啡馆、百货公司、大菜市场……通过这种细致的考察,他才理解左拉的语言为何十分粗俗有力,为什么他那么喜爱法国社会的下层俚语。为了弄清楚这些词语的含义,毕修勺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第二次返国后不久,毕修勺就投入了抗战活动,为此,他的心情是充满矛盾的:从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变成了一个“有政府”的人,选择了一条与自己的初衷相违背的道路,最伤心的事情就是不得不放下翻译左拉著作的计划。而此时的上海,别的翻译家正在埋头工作,《莎士比亚全集》被全文译出,屠格涅夫、契诃夫和罗曼·罗兰的著作也被翻译出来。但他认为,投入实际工作,毕竟也是爱国人士义不容辞的责任。

  1938年,他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兼《扫荡报》总编。当时是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邓颖超同志也是设计委员,他们曾在一起办公。接下来,毕修勺就随部队到前线采访,从长沙、桂林、衡阳,一直到印缅公路,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他看到前线战士的英勇无畏和献身壮举,曾在一篇战地通讯中写道:“他们就像一头骆驼,老老实实,把一切都献给了抗战。”他也目睹一些高级将领的贪婪和腐败,这时候,他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左拉在《崩溃》一书中描述的情景。左拉所抨击的,仿佛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参谋部和司令部。在重庆,他看到许多学生和难民颠沛流离,无家可归,可是大官僚和投机商却花天酒地,穷奢极欲。于是他又想到左拉在《金钱》里写到的场面:

  你为什么总是描写不幸和痛苦?

  因为生活中的不幸和痛苦太多了。

  那你为什么还活着?

  为了爱……

  毕修勺感到这不仅是左拉在呼唤,也是自己的良知和理性在呼唤。不从爱出发,就不会有所作为。在随着《扫荡报》从武汉撤离到桂林的过程中,他备尝艰辛,差一点被日军的炸弹炸死。但是想到这是为了抗日而吃苦,那就还是值得的,唯一遗憾的是,在巴黎立下的誓言——翻译事业,就不得不悄悄地搁置一边了。

  毕修勺终究是一个文人气十足的人,他对于国共两党的区别不甚了了,对于复杂的人事关系更是难以驾驭。他越来越感觉到办报、搞宣传并非自己所擅长。置身于战争的动乱与激流中,毕修勺忧国忧民,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爱国道路,最终决心以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用笔墨做武器激扬文字,以发挥一个文人最大的能量。他是理想主义的战士,也是身体力行的战士,他觉得自己必须紧迫地转变工作方式,将整个身心都放到左拉作品的翻译上面。鲁迅和老舍他们用文学来引起“疗救的注意”,进行民族的精神启蒙,毕修勺这样的翻译家则用自己的翻译实绩引进西方先进的理念和科学知识。正是在全民抗战的炼狱中,中国知识分子才深刻地认识到,军事上的收复并非最终目标,中华民族摆脱愚昧,成为有文化、有信仰、有文明的民族,才能真正使中国从弱国变成强国,使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翻译界一向有“意译”和“直译”两种风格,毕修勺是坚定的“直译”派。他曾经在一篇译文中描写过法国民间一种处理房地产事务的机构,它们都是在不显眼的地方,门上只挂一块小小的铜牌。审稿者看了这段文字后居然作了妙笔生花的修改:“一处宽敞雄伟的建筑,上面挂着闪闪发光的金字大招牌”。毕修勺看了这样的修改不以为然,他说,“这是把法国的陋巷小宅写成中国的胡庆余堂和宝大祥了,岂不可笑!”在毕修勺看来,翻译是比创作还要艰难的工作。创作是有主动权的,而翻译,不但要忠实于原著的词汇和句读,更要反映作者的风格。因此,他为了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和风格,常常为了一个词、一个句子如何适当表达而花费一两个星期的冥思苦想。

  抗战胜利后,毕修勺与吴朗西、巴金等5人担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董事,仅在1946年到1950年的5年里就出版了数百种优秀的中外文化书籍。194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准备过江解放全中国,吴稚晖派人劝说毕修勺去台湾。毕修勺想到自己抗战期间担任过《扫荡报》主笔兼总编,害怕共产党会跟自己过不去,也曾考虑去台湾。但老朋友朱洗和巴金都对他说,共产党不是老虎,不会吃人。他自己也看到过朱德和毛泽东发布的通告,对于共产党的宽宏大度还是比较相信的,再说,《扫荡报》并不是国民党一党的报纸,而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于是,毕修勺留在大陆,留在上海。解放初期,毕修勺翻译出版了左拉的《劳动》《崩溃》《萌芽》三部作品。他当时给自己订的目标是每天翻译两千字,为此,他每天都要伏案工作十多小时

  然而,1954年8月,一张拘捕证摆在了毕修勺的书桌上,罪名就是曾经担任《扫荡报》主编。这一次坐牢坐了三个年头。1956年6月,毕修勺出狱回家,仍是埋头翻译,两耳不闻窗外事。有一天,一个朋友来探望,说他的入狱跟他不接触社会有关,劝他加入民主党派的“民革”组织。毕修勺一听就摇头,说自己在战争年代已经认清了国民党的面目,再不愿跟那些人来往。朋友说,“民革”跟国民党反动派是不同的,他们因为不满过去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才成立了“民革”。毕修勺还是没有答应。于是朋友又说,那么可以加入“农工党”。毕修勺考虑了一下,觉得这个党是共产党烈士邓演达发起的,又以农工和民主作为号召,就同意参加了。当年10月,毕修勺到北京探望女儿,见到“农工党”主席章伯钧。章伯钧要他留下来任《光明日报》总编,他谢绝了。他说自己刚从监狱出来,思想还没有改造好,不能负这样的重担。没想到,到了1957年,他还是被打成了“右派”,理由居然是充当“章伯钧的有力走狗”。那时,毕修勺还是反驳了一下的,但是人家说:“为什么章伯钧不找别人做事,单要找你?”毕修勺觉得这种说法很荒唐,但是却无法辩解。于是,1958年他第二次被捕,在好几个地方关押、劳动、改造。1965年5月,因为劳动和学习表现好,他获释回到上海。

  1966年,更大的灾难降临了。毕修勺家被抄、人被斗,无知而蛮横的里弄干部甚至比监狱的看守还要凶狠,他们对毕修勺说:“不准你做反革命的翻译工作”,一些不明事理的小孩子被人教唆着朝他的身上扔小石块。他的精神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只好把外文书籍束之高阁,每天去参加掘土、搬砖、推车等惩罚性的体力劳动。

  1979年,毕修勺获得了平反,“反革命”和“右派”两顶帽子都摘掉了,这一年,他已78岁高龄。此时的老人别无所有,他素衣俭食,一直过着勉强维持的生活,坚持日行三千步,日译三千字,还兼任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并被市政府聘为文史馆馆员。1992年,毕修勺去世,一生共翻译左拉小说24部,600多万字,翻译左拉的评论6篇,20多万字,加上其他译著,共达一千多万字,成为一位成就斐然的翻译家。

  千万条江河都流入大海。在今天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每一个人只要找到他自己的“利器”来报效民族,并且取得实效,他都是民族的英雄。而知识分子,无论是办报办学,还是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只要是对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有益,同样应该受到人民的尊重。

  谨以此文向默默无闻的已故杰出翻译家毕修勺先生致敬!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注:本文所引资料来自毕修勺先生纪念文集,内部印刷,藏于上海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