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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烈士与上海路名(朱少伟) 2015/11/20

  朱少伟

 

  在上海的众多马路中,有一些以抗战烈士命名,并且蕴涵着很感人的故事。

  闸北区的晋元路,因抗日名将谢晋元而得名。谢晋元是广东蕉岭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937年8月3日,侵华日军分几路进攻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10月26日,驻守上海天通庵阵地的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第一营奉命掩护右翼部队撤退,完成任务后该营与上级失去联系,团副谢晋元率营退守于西藏路桥北堍的四行仓库。日军随即从西北方向四行仓库发起攻击,谢晋元身先士卒,顽强抵抗,英勇歼敌。民众对此深为敬佩,称他们为“八百壮士”(实际仅四百五十二人)。10月28日晨,谢晋元又亲手击毙两名攀楼的日本兵,民众见状拍手欢呼。10月29日,谢晋元写给师长孙元良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表示:“在未达成任务之前,决不轻易作牺牲,任务达成后,决作壮烈牺牲,以报国家。”四行仓库“孤军”的事迹迅速传遍国内外,成为举世瞩目的一幕。10月31日,谢晋元奉命撤入上海租界的胶州公园(解放后成为静安区工人体育场,北部兴建江宁电影院)。四行仓库之战得到民众的踊跃支持,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全国军民抗日的信心和决心。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不幸遇刺身亡。1947年7月,为了纪念卢沟桥事变十周年,褒扬谢晋元坚决抗敌的可歌可泣事迹,把四行仓库西面的一条马路——满州路改名为晋元路(1964年易名晋源路,1985年复称晋元路,同时将四行仓库也公布为“‘八百壮士’抗日纪念地”)。

  杨浦区的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因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杨靖宇而得名。杨靖宇是河北确山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代中共南满省委军委书记。1934年任南满抗日联军总指挥。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在东北长期坚持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于吉林蒙江县(解放后改名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为了纪念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抗日名将,遂以吉林靖宇县名来命名上海新修筑的三条马路。

  黄浦区的自忠路,因抗日名将张自忠而得名。张自忠是山东临清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1931年后,曾担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第五十九军军长、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卢沟桥事变后,率部在台儿庄等地抗击日军。1940年5月,在襄河南岸南瓜店前线作战时身中七弹,弥留之际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旋即拔剑自戕,壮烈殉国。1946年,为了纪念这位抗日名将,把上海筑于1901年的白尔路、西门路改名为自忠路(1964年易名西门路,1985年复称自忠路)。

  黄浦区的安澜路,大家都认为同抗日名将戴安澜的名字相关。戴安澜是安徽无为人,早年从黄埔军校毕业。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在1938年后,率部参加鲁南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战,奋勇抗击日军。1943年3月,率第五军第二OO师赴缅甸参加远征军作战,在同古保卫战中打退日军二十多次冲锋,予敌重创。战斗结束撤退途中,遭敌袭击负重伤,不久壮烈殉国。抗战胜利后,许多人希望在上海命名一条安澜路,然而老城厢附近恰巧已有此路名(该马路筑于1903年,因这一带原先矗立于河道的安澜桥而得名)。从此,该路名便被人们视作是对这位抗日名将的纪念。不久前,笔者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曾建议相关部门顺应市民愿望,对安澜路之路名含义重新作解释,正式确定以它纪念戴安澜烈士。

  宝山区的一二八纪念路,是为了纪念在淞沪抗战中牺牲的将士而修筑的。1932年1月28日,侵华日军在沪发动“一·二八”事变,分三路进攻闸北一带,蒋光鼐、蔡廷锴毅然率领十九路军反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申城的日商纱厂工人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各界组织反日救国会,民众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等,踊跃支援前线。当年,宝山庙行一带的战斗最惨烈,日军指挥官植田谦吉在2月20日下令从海、陆、空发起总攻,以第九师团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混成旅进逼吴淞、南与海军陆战队合围闸北,宋希濂的《我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回忆》说:“日军自2月20日拂晓,开始向我进攻,先以飞机十余架更番轮流向我八十八师正面的庙行镇一带,猛施轰炸”,“至22日,敌更倾巢来犯,先以重野炮五六十门向庙行镇一带阵地轰击,连续四五个小时,火力之猛,前所未有,许多工事,多被摧毁。上午九时左右,敌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猛烈进攻,重点指向庙行镇以南的大小麦家宅一带。守备该处的八十八师五二七团,伤亡甚大,第三营营长陈振新当场阵亡”,“向庙行镇及以南地区进攻的敌军,在正面遭受八十八师及八十七师二五九旅的坚决抵抗,同时其左右两侧受到六十一师出击部队及本旅的猛烈攻击,伤亡枕藉,损失甚大”。那时的庙行防线,日军一靠近手榴弹就像雨点般在其头顶开花,随即士兵们跃出壕沟与之拼搏,阵前血肉横飞,伤亡无数;经过激战,日军遭受重创,只好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继而又被迫中止进。上海军民同仇敌忾,淞沪抗战坚持一个多月,使日军三易指挥官,死伤逾万人。同年底,褚辅成与王云五、史量才等一大批知名人士为修建未留名的淞沪抗战阵亡官兵墓,在报上登出启事:“此墓建筑,既为民族精神之表见,不宜过于简陋。除已由宝山各界捐地三十亩及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捐银壹万圆外,余均有待于各界之赞助,为数不厌其多,同志更求其广,人人捐助银币壹圆,愈多愈妙,即为群众热心之表示。伯叔兄弟、诸姑姊妹,共起图之!”上海民众共集资二十四万余银元,开始在庙行建造无名英雄纪念墓,至1936年2月正式落成,它坐落于周巷村东部、鹅馋浦北岸(今共江路668号),呈方形,高十余米,内置烈士衣冠石椁;墓门上方刻着“义薄云天”四个大字,两旁立旗杆;墓前筑石桥,周围遍植花木;出口处设六扇铁门,有四间门卫室。那时,出于方便人们前往祭扫的考虑,专门修筑了一二八纪念路。

  如今,人们徜徉于这些马路,回顾那些抗战烈士的英勇事迹,都不禁会油然产生敬佩之情……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