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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日本战犯在上海的关押、审判与执行(徐家俊) 2015/09/17

  徐家俊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都市,淞沪会战的所在地,又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境内第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上海拥有多处抗战纪念地和丰富的抗战文物。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日,笔者根据多年来搜集的资料,对日本战犯在上海关押、审判和执行的情况作一梳理,与同仁探讨研究。

  一、上海地区关押关押日本战犯的场所

  1.提篮桥监狱。位于长阳路147号。从1945年12月起,在狱内的“十字楼”设立上海战犯拘留所关押日本战犯,由提篮桥监狱典狱长兼任战犯拘留所的所长。江公亮为首任所长,后任所长为徐崇文。“十字楼”6层高、建筑面积为5600平方米,设有绞刑房、橡皮监和各种监舍140多间,其中大多为每间8平方米,有固定的铁床、桌凳和抽水马桶,牢房内光线明亮,条件较好。它原是专押外国籍男犯的地方。据报载,1946年1月,提篮桥监狱除了关押日本战犯51名以外,还有英、俄、美、法、犹太等战犯。1同年6月,狱中关押日本战犯71人。2其后,又通过飞机、火车、轮船先后从日本引渡,或从台湾等地解押到上海。同时狱内还关押过一些德国纳粹战犯。

  当时提篮桥监狱内关押了不少重要的日本战犯,如侵华日军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中将、侵华日军第14独立警备队司令官大井川八郎少将等。3其中有些战犯在狱中自尽或病亡。如日本驻台湾总督、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于1946年4月19日深夜,吞服密藏在衣缝里的剧毒药品自杀死亡。4他是侵华战争中中国境内自杀死亡的日军最高将领。曾任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的冈部直三郎大将于1946年11月28日在狱内突发脑溢血死亡5,他是中国境内因病死亡的日军中的最高将领。1947年1月16日,在押提篮桥的186名日本战犯,移押江湾战犯拘留所。66月,十字楼改为上海高等法院临时拘留所,后为上海第三看守所分所。1949年5月被上海市军管会接管,经清理、整顿成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构。1999年12月建为“上海监狱陈列馆”,2014年9月,入选首批国家级的抗战设施遗址名录(上海地区仅两处)。

  2、国防部战犯监狱。位于江湾高境庙附近(今宝山区殷高路5号),俗称江湾监狱。该处原系日本人的洗衣场,1946年6月建立上海战犯拘留所,占地面积较大,四周建有电网,派士兵守卫。主要有五幢监舍(均为平房),实际使用了四幢,分别称“博”字监、“爱”字监、“和”字监、“平”字监。狱内设有印刷、缝补、翻译、工艺、建筑等作业,还有一座日文图书馆。监狱附近有一座江湾火车站。董悌庵上校任所长,后由姚开白上校任所长。1947年8月,经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第57次常委会讨论,该战犯拘留所升格为“国防部战犯监狱”,以便将全国各地战犯集中于此执行。原拘留所官兵发一个月薪金,一律遣散。另任命国防部战犯管理处处长邹任之少将为典狱长。7江湾战犯监狱曾关押过不少日本战犯,如南京大屠杀首犯、侵华日军第6师团长谷寿夫,第10师团师团长、日本驻香港总督矶谷廉介中将,8侵华日军第118师团长内田银之助中将、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少将等。9多年以后,侵华日军总头目冈村宁次在其《冈村宁次回忆录》中也提到江湾监狱的情况。10

  由于国防部战犯监狱的监管设施及管理工作不及提篮桥监狱,1947年7月22日上午在押狱中的日本战犯池琦道成、杉山佐五郎偷越警戒电网越狱脱逃,时隔一星期后,即7月29日晚上在虹口捕获。11。同年12月14日,在押的崇明日本特高课课长中野久勇脱逃,(两个多月后才捉拿归案)。震动朝野,蒋介石大为震怒,下令对典狱长邹任之撤职,押往南京查办。12继任典狱长孙介君(湖南常德人),副典狱长王成荃。由于战犯监狱半年内有3名战犯脱逃,所以,后来凡被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仍然关押在提篮桥监狱。1949年2月,江湾国防部战犯监狱撤销。今殷高路5号所在地,解放初期为解放军部队使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为上海市收容所所址,现为上海某戒毒所。但原建筑物已改动。

  二、设在上海的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地区先后设立过盟军美军军事法庭、第一绥靖区军事法庭和国防部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下面把三个法庭的基本情况简介如下:

  (一)盟军美军军事法庭:

  1944年,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即,盟国战犯审判委员会在英国伦敦成立,并拟定了《国际战犯法院公约》和《联合国引渡战犯公约》。次年,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约》,共同表明要严惩日本战犯的立场。根据有关规定,甲级战犯由设在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乙级、丙级战犯则直接由受害国组成军事法庭进行审判。1946年1月,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奉命在上海组建美军军事法庭,审判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杀害美国空军被俘人员的有关案件。军事法庭设在提篮桥监狱十字楼,法官、检察官、辩护人、翻译,记录员等均为美军军官担任。其中法官有:史冰克、都米顿、奥斯特、米撒、培莱等人,军事检察官有韦斯德、韩德伦、葛拉德、奥斯庞、杜尔等人。美军军事法庭于1947年1月撤销。

  (二)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

  为了审判在中国犯有乙级、丙级战犯罪行的战犯,国民政府在1945年11月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从同年12月中旬起到1946年,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10个城市设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其中除了南京军事法庭直属国防部以外,其他法庭分别隶属于各地区的最高军事机构。设在上海虹口江湾路1号四楼的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全称为“第一绥靖区军事法庭”,又称“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它属国民党第三战区领导,所以,又称第三战区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俗称上海军事法庭。军事法庭初期设检察官1人、审判官5人、通译(翻译)2人、副官1人、军需1人、司书2人、文书1人、传达长1人、传达2人、庭丁2人、工役2人、炊事兵3人、合计官佐18人,士兵11名。13第一绥靖区军事法庭由上海高等法院刑庭庭长刘世芳任庭长,瞿曾泽、蒋保鳌、陆起等4人任审判官,林我朋为检察官,书记官冯俊岳、翻译罗涤等;他们及后任者都授予军衔。14。如刘世芳授少将衔,其他还授上校、中校等军衔。

  1946年7月,刘世芳辞职。原上海高等法院民庭庭长李良(字次升,云南人)任军事法庭庭长。法庭成员有所调整。审判官为:瞿曾泽、王可权、陆起、胡永龄。检察官为:林我朋、符树德、屠广均,主任书记李业初,书记官袁潇庆、汪叔甲、翻译罗涤等。

  (三)国防部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

  1947年7月,第一绥靖区军事法庭撤销,并入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即原南京军事法庭),属国防部领导。第一绥靖区军事法庭原有人员大部分遣散,发一个月的遣散费。原位于南京的国防部军事法庭移址上海,由于工作量增加,编制有所扩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反映出上海军事法庭规格的提高)增设审判官2人,检察官2人,翻译1人,书记官5人、司书2人。该军事法庭组成人员有:庭长石美瑜(字可珍,福建闽侯人,1908—1992.6),主任检察官王家楣,检察官:李浚、徐乃堃(坤)、高硕仁、施泳,审判官陆起、李元庆、林建鹏、叶在增、孙建中、龙钟煌、张体坤。主任书记官丁家庵。书记官王成华、郭镇寰、郭薪夫、黄耀、杜康钊、苏孝斌、方家模、胡民铎、戴焱、宋定亚、余福明、郑子华。翻译王仁明、罗涤、黄文政、宋景秋,军需毛尚玉,副官曹淮泗,司书彭心彰、程振声、余家奎、陈耀青、万荣琳、李伯朗、陈玉瑛、刘平。15

  由于第一绥靖区军事法庭和国防部军事法庭都设在上海,所以当时媒体和历史资料,或人民大众一般统称为上海军事法庭。换句话说,上海军事法庭实际上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为第一绥靖区军事法庭,后期为国防部军事法庭,但后期的规格比前期高;这两个法庭的工作人员尽管变动较大,但是工作是前后衔接,审判数字是合在一起统计的。

  三、上海地区军事法庭审判工作概述

  (一)美军军事法庭的审判

  盟军美军军事法庭于1946年1月18日,首先在提篮桥监狱十字楼二楼设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被告为侵华日军第34军参谋长镝木正隆少将,汉口宪兵队司令官福本龟治大佐,酒井定次少佐,小阪庆助大尉,藤井勉准尉,增井庄造、久松宾曹长,山口久吉、冢田孝吉、竹内良行、松田耕一、藤井纯一军曹,白川舆三郎、西川庄次、水田优上等兵,汉口日本领事馆工作人员滨田正平、真锅良一、加藤匠等18人。这是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境内第一次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法庭正式开庭前,首先由审判、检察官员及工作人员起立宣誓。美军军事法庭的首次审理过程通过现代通讯设备,向全球广播。

  2月11日上午,美军军事法庭又一次在提篮桥监狱内公开审讯镝木正隆等18名日本战犯。法庭上除了原来到庭旁听的60名新闻记者外,又增设了100个旁听席,还于当日早晨在监狱外发《旁听证》,先到先得,发完为止;并提前在媒体上预告,除原定摄影记者外,其他人员不得拍摄照片。16其后,法庭又多次开庭审理。原美国空军飞虎队司令陈纳德于2月18日也到庭旁听,法庭特地为他设立首席旁听席。17以后经过多次庭审,法庭于2月28日进行宣判,其中镝木正隆少将等5人判处绞刑、福本龟治大佐判处无期徒刑,酒井定次少佐等11人判处有期徒刑20年至1年半,1人无罪释放。18

  3-4月,美军军事法庭分别对侵华日军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田外次郎、和光勇精、冈田隆平上尉等4人和侵华日军上海江湾战俘集中营翻译主任石原勇、侵华日军沈阳集中营主任三木遂2人进行审判。19

  4月,美军军事法庭对侵华日军星川森次郎上士、向山玉忠准尉、永井正次翻译3人进行审判。20

  6月,美军军事法庭对侵华日军中野良雄大尉,川井靖海、井村秀一兵长,关晋上等兵等4人进行审判。21

  7月,美军军事法庭对侵华日军驻台湾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古川大佐、杉浦成孝中佐,中野、伊东出夫、松井正治大尉,伊达实夫、藤井健中尉等8人进行审判。22

  8月,美军军事法庭对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第23军司令官兼香港总督田中久一中将、参谋长福地春功少将,久保口外中佐、山口教一少佐,渡边昌盛、浅穿弘子上尉 等6人进行审判。23

  9月,美军军事法庭对侵华日军满洲集中营主任松田大佐、医官桑岛大尉进行审判。24其中对桑岛大尉判处绞刑25。

  总之,美军军事法庭于1946年1月至9月,共在提篮桥监狱十字楼内审判日本战犯九批47人,判处死刑11人(实际执行6人),判处无期徒刑6人,判处有期徒刑28人,释放2人。其中涉及到将级以上日本战犯5人,具体名单列表如下;

  美军军事法庭审判过的将级以上的日本战犯 

姓名

籍贯

主要职务

军衔

宣判日期

审判结果

备注

镝木正隆

石川

侵华日军第34军参谋长

少将

1946.1

死刑

1946.4.22执行绞刑

泽田茂

 

侵华日军第13军司令官

中将

1946.4.15

5年

 

谏山春树

 

侵华日军驻台湾第十方面军参谋长

中将

1946.7.25

无期徒刑

 

田中久一

兵库

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第23军司令官兼香港总督

中将

1946.9.3

死刑

1947.3.27在广州枪决

福地春功

 

参谋长

少将

1946.9.3

死刑

后来没有执行

  1946年4月22日,美军军事法庭对侵华日军第34军参谋长镝木正隆少将以及藤井勉、增田庄造、松田耕一、白井舆三郎等共五人在狱中绞刑房,由美军宪兵逐个处绞刑。261947年2月1日,对沈阳俘虏管理集中营医官桑岛大尉在狱中处以绞刑。27(这座具有历史和文物价值的绞刑房,至今完好保存,并成为上海监狱陈列馆的亮点之一)此外,美军军事法庭还在提篮桥监狱内多次审讯过27名德国纳粹战犯,其中除了释放6人以外,1947年1月27日对21人分别作出判决,最高为无期徒刑,最低为服苦役5年。28

  (二)对美军军事法庭审判工作的评判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军军事法庭为打击法西斯的侵略气焰,惩处反人道行为,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搜集证据,利用法律武器,先后惩处40多名日本战犯和20多名德国纳粹战犯,是一项伸张正义、顺应民意的行为,应予充分肯定。在时间上又先于中国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为中国各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据有关资料反映,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美国各军事法庭共判处140名日本战犯死刑,判处1033名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29但是美军军事法庭的审判也带有一定局限性和片面性,法庭不涉及日本战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它只注重日本战犯对美军被俘人员以及美军盟友菲律宾人民所犯的罪行,同时在调查、取证中还遗漏或没有追究他们一些重要罪行,如侵华日军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指挥下的军队于1939年10月至1942年10月期间,对上海郊区的烧杀惨案和“清乡”负有直接罪责。1940年4月的青浦“青东大屠杀”,经调查被枪杀、刺死、烧死、酷刑致死的有姓有名遇难者就达803人,烧毁房屋达4400间,但是美军军事法庭在审判中竟无一字提及。30最后,泽田茂中将只被美军军事法庭象征性地判处有期徒期5年。当时一家媒体曾这样报道:“各犯接受判令后,喜出望外,彼等初不料受刑如此之轻也。泽田茂弯腰领其同僚向法官深深一鞠躬后,微笑而退,其后被告之辨护律师频频向法庭道谢,感其大恩。”31另一方面,美军军事法庭所判处死刑的10名日本战犯实际只执行7名(其中6人在提篮桥执行绞刑,1人由广州军事法庭执行枪决),该法庭所判处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日本战犯,于1947年1月从提篮桥监狱被移送江湾国防部战犯监狱。当1949年2月战犯监狱撤销后,这些日本战犯被遣送回日本经过短期关押后,后来都被释放。

  (三)上海军事法庭审判工作概述

  上海军事法庭实际上分为第一绥靖区军事法庭和国防部军事法庭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上海第一绥靖区军事法庭,自1946年4月29日至1947年6月止,共受理案件250余起,其中审结120余起,尚待审理120余起。第一绥靖区军事法庭首次开庭审判的日本战犯是日军南上海俘虏所管理员汤浅寅吉。32后来,又对常熟宪兵队队长米村春喜、江阴宪兵队军曹下田次郎,33杭州宪兵队宣抚班成员黑泽次男34等4人判处死刑,对上海日本宪兵队军曹仓科值次判处无期徒刑,35对松江日本宪兵队军曹安田辉忠、36青岛海军港务部翻译丸山辰幸37等各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947年7月,第一绥靖区军事法庭撤销,国防部军事法庭移驻上海,石美瑜任庭长以后,在前任工作的基础上,加快了审判步伐,从同年8月起至1948年底,共审理日本战犯案件120多起,其中判处的死刑犯中有制造“崇明大烧杀”的大庭早志、中野久勇,酷刑拷打为营救美国飞行员的浦东乡民致死的久保江保治、野间贞二,还有被称为“花花太岁”的日军杭州宪兵队情报人员芝原平三郎,宁波宪兵队队长大场金次,松江宪兵队曹长松谷义盛以及老牌特务伊达顺之助。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上海军事法庭审判死刑的日本战犯38 

姓名

籍贯

年龄

职 务

宣判日期

枪决日期

枪决地点

米村春喜

熊本

53

常熟宪兵队队长

1947.1.6

1947.6.17

 

江湾刑场

 

下田治郎

广岛

30

江阴日宪兵队军曹

黑泽次男

枥木

34

杭州日军宣抚班成员

 

1947.8.12

提篮桥监狱

富田德

爱知

28

溧阳宪兵队军曹

1947.3.17

1947.8.13

提篮桥监狱

芝原平三郎

德岛

47

杭州、金华、宁波等地日特务机关

1947.7.19

1947.11.22

提篮桥监狱

 

浅野俊隆

枥木

34

上海日本宪兵队准尉

 

1947.12.10

提篮桥监狱

 

久保江保治

山口

33

浦东日本宪兵队特高科班长

1947.10.27

 

1948.3.15

提篮桥监狱

 

野间贞二

广岛

28

浦东日本宪兵队杨思桥支队东昌路分队军曹

中野久勇

岐阜

31

崇明宪兵队特高课课长

1948.2.28

1948.4.8

提篮桥监狱

 

大庭早志

福冈

32

崇明宪兵队队长

星野多喜雄

 

 

日本驻威海卫宪兵分队长

1947.9.13判处死刑

说明:1948.12.8改判有期徒刑10年

大场金次

静冈

40

宁波宪兵队大尉分队长

1948.4.19

1948.6.25

提篮桥监狱

 

松谷义盛

广岛

30

杭州、松江派遣队附员

 

1948.9.1

提篮桥监狱

伊达顺之助

东京

56

奉系军阀张作霖顾问、中文名张宗援

 

1948.9.9

提篮桥监狱

 

  被上海军事法庭审判死刑的日本战犯,除了米村春喜和下田治郎在江湾刑场枪决以外,其他的11人均在提篮桥监狱刑场执行枪决。此外,越南日本宪兵队特高课中国班主任兼河内宪兵队大尉队副妻苅悟、越南岘港宪兵队特高课课长田岛信雄、越南岘港宪兵队特高课军曹小西新三郎等3人,原由国民政府广州军事法庭所审判,呈报国防部核准过程中,因原审法庭已撤销,而解押到上海,于1948年4月20日提篮桥监狱刑场处决。39

  上海军事法庭还判处日军北支队派遣独立混成旅第五旅团独立步兵第29大队第4中队分队长岩间力男、上海沪西日宪兵队军曹川添平次郎无期徒刑。40判处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曹长石琦良雄有期徒刑10年,判处青岛日军宪兵队邮政检查员荒木菊勇有期徒刑13年41等。

  此外,上海军事法庭对为日军生产军火的意大利海军驻沪指挥官巴达底尼判处无期徒刑。42上海军事法庭(包括前后两个时期)还审理了10多名将级以上的日本战犯,其中有日军第133师团长野地嘉平中将、43日本中国方面舰队司令福田良三中将、日军第69师团长三浦忠次郎中将等44。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上海军事法庭审判过的将级以上的日本战犯

 

姓名

籍贯

年龄

主要职务

军衔

宣判日期

审判结果

野地嘉平

 

 

日军第133师团长

中将

1948.4.12

无期

黑灏平一

山口

54

第20军68师团步兵第57旅团长,

少将

1947.1.26首次起诉

 

栗岩尚治

长野

56

日军第三师团辎重联队长

少将

 

船行正之

东京

58

日军第64师团长

中将

 

 

1948.5.31

 

无期徒刑

三浦忠次郎

宫城

61

日军第69师团长

中将

福田良三

 

 

日本中国方面海军司令

中将

15年

宫川清三

东京

59

日军第40师团长

中将

12年

大井川八郎

福岛

61

日本独立第83旅团长

少将

无罪释放

落合甚久郎

栎木

57

日军第27师团长

中将

1948.6.7

无期徒刑

菱田元四郎

东京

59

日军第116师团长

中将

10年

黎冈寿男

东京

55

64师团长第55旅团长

中将

1948.6.8

20年

原田清一

 

 

厦门根据地司令官

中将

 

1948.7.5

 

10年

樱庭子郎

青森

56

第20军独立混成旅团长,

中将

宣告无罪

神田正福

爱知

59

日军第六师团长第17军司令官,

中将

1948.11.1

14年

伊达顺之助

东京

56

奉系军阀张作霖顾问、中文名张宗援

少将

1948

1948.9.9

执行死刑

柴三兼四郎

东京

60

第26师团长

中将

1948.11.19首次起诉

 

土桥勇逸

 

 

日本驻越南

中将

1948.

 

冈村宁次

东京

58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大将

1949.1.26

无罪释放

  据有关专家研究,上海军事法庭共审判日本战犯116人,其中判处死刑14人,无期徒刑22人,有期徒刑75人,无罪释放5人。45

  (四)上海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工作述评

  1.上海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符合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遵循《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精神,执行国民政府审判委员会制定的有关文件的要求,在中国人民一致要求惩处战争罪犯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符合广大人民意愿。上海军事法庭设立以来,在人员紧张、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开展了大量工作。他们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和取证工作。印刷大批宣传品,通过各种途径,分发张贴,号召大家进行举报。组织人员前往江湾、浦东、沪西各战俘营集中指认,由于上海各战俘营关押日军战俘15万余名,尽管指认工作犹如大海捞针,但还是被民众指认举报了若干人员,扩大了办案线索。同时法庭派人去长三角地区搜集证据,挖掘犯罪现场,召开有关座谈会,如1947年5月,上海军事法庭的办案人员专程赴杭州调查战犯罪证,并在浙江省高等法院开庭,提审汉奸犯,取证、调查战犯芝原平三郎罪证。46上海军事法庭对众多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还追究了个别为虎作伥的韩国、台湾地区的战犯,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书记员、翻译等工作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的历史功绩应当充分肯定。

  2.上海军事法庭(包括前期的第一绥靖区军事法庭和后期的国防部军事法庭)是当时国民政府10个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军事法庭。外地的军事法庭大都于1947年底或1948年初结束,而位于上海的军事法庭从1946年4月开始,一直工作到1949年1月26日,是全国10个军事法庭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47同时,从被审判的日本战犯人数来说,上海军事法庭是国民政府10个军事法庭中名列全国第二,共计116名,仅次与审判118名日本战犯的广州军事法庭。其他各地军事法庭的审判日本战犯的人数为:汉口80人、北平78人、沈阳38人、南京24人、徐州22人、济南19人、台北15人、太原7人。48

  3.上海军事法庭受其审判的日本战犯涉及面比较宽,一、从地域上讲,华东地区的有:上海浦东特高课课长久保江保治、军曹野间贞二,崇明宪兵队特高课课长中野久勇;江苏溧阳宪兵队军曹富田德、海州宪兵队军曹西冈显三;浙江杭州宪兵队情报人员芝原平三郎、宁波宪兵队分队长大场金次、温州日本特务机关长三谷春一;安徽蚌埠宪兵队军曹赤田清藏;福建厦门保安司令薛原惠辅;山东青岛海军港务部翻译丸山辰幸、威海宪兵队分队长星野多喜雄等。甚至还有中南地区的樱庭子即等人。二、从受审的日本战犯的职务上讲,既有下层的日本军队中的军曹、曹长,也有中层的少佐、中佐,还有大将、中将、少将的高级军官。由于根据办案的需要,要搞清日本战犯的姓名、职务、部队番号、犯罪日期、地点、后果,再加上日军投降后烧毁了大量的档案文件罪证,还有军事法庭受人力、财力、物力的限制,一些交通不便、路途较远的地区,给审判的取证工作带来了很大障碍,最后不少人不得不宣布无罪释放,使他们逃离法律的惩处。如曾任第20军第82旅团长的樱庭子即中将,1947年12月,上海军事法庭曾对其提起公诉,指控他驻扎湖南郴州一带,纵容部下对民众奸淫杀掠无所不为,仅株洲一地同胞被杀害者则有300余人,妇女被奸者100余人,多人被毁尸灭迹,此外,还焚毁房屋200余栋,财产损失无法计算。可是迫于多种原因,取证工作无法深入开展,1948年7月法庭只能对他宣告无罪。49

  4.上海是抗战胜利后各地军事法庭判决后日本战犯的集中地和移送回日本的遣送地,这也反映了上海在抗战胜利后监禁日本战犯的重要地位。抗战胜利后我国各地成立的军事法庭审判战犯,到1948年大体上已告一段落,除判死刑战犯已分别在当地执行外,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日本战犯大都集中到国防部上海战犯监狱监禁。如1948年3月由汉口乘轮船押解抵沪。41名战犯送江湾战犯监狱执行监禁。其中有浦银次郎少将、奈良中将、泮健中将。50根据1948年7月份的调查,集中国防部上海战犯监狱的日本战犯共251名。其中各军事法庭判处的日本战犯分别为:上海91名,广东55名,徐州14名,台湾5名,济南7名,汉口36名,北平38名,南京1名,太原4名。内无期徒刑75名,10年以上92名,5年以上55名,3年以上18名,1年以上11名。已刑满释放的7名。51

  5、对部分日本战犯姑息养奸。如上海军事法庭对在押的侵华日军第13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日军第43军司令官细川忠康、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等人无罪释放。松井太久郎曾任日本“梅机关”机关长、日本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等要职,他犯有不可抵赖的罪责。侵华日军首犯冈村宁次,曾任日本驻沪领事馆武官、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七七事变后,他先后出任侵华日军第11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其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冈村被捕之后,延迟到1947年8月23日才首次出庭受审。法庭设在上海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1000多人旁听。相隔近一年半以后,即1949年1月25日,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公审,开庭时只有20余位新闻记者到场,与第一次公审时的场面形成巨大反差。法庭上,石美瑜庭长象征性地问了几个问题后,就宣读了“宣判冈村宁次无罪”的判决书,法庭内全场哗然。石美瑜拒绝回答现场的提问和质疑,立刻宣布退庭,众多人提出抗议。52一个罪大恶极的战犯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对冈村的无罪判决,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中国共产党也对此发表声明。这是上海军事法庭,也是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最大的败笔。1949年1月30日,冈村在上海乘美国维克斯号轮船回国。次年,冈村出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1961年6月,他还作为贵宾出访台北。

  后来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开战,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他们在大陆的统治日薄西山、朝不保夕,原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匆匆迁往广州,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根本无暇顾及日本战犯的监禁和管理。1949年2月上旬,位于上海江湾的国防部战犯监狱撤销,把在押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日本战犯被移送到日本,由驻日本的美军和日本新政府共同管制,有的仅仅象征性的关押一段时间。21世纪50年代,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都先后释放。

  (作者单位: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史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