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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海地方志书全景再现历史事件——以“青浦教案”为例(陈畅) 2015/09/17

  陈畅

 

  地方志是博物之书, 一方之全史。因为横陈百科、纵述史实,全面、客观、系统记载某一时期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的情况,故“方志能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的著作文献包括志书,都会因倾向性而偏颇或是记述重点不同、详略不一。编修地方志,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编修地方志,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对同一历史事件,往往多部志书都会有所记载。无论是因工作亦或个人爱好而研究、关注历史事件者,通过多部志书的参考,寻找同一历史事件的构成要素,修正和完善细节,完全可以回眸真实历史的发生,恍然如事件的参与者或旁观见证人。在确凿把握史实的基础上,就能够进一步谈及借鉴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问题。

  上海地方志编修,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今存最早志书为南宋绍熙四年(1193)的《云间志》,辑存大量古代上海史料。至清,上海地区各县均修有县志,乡镇里志编修亦很发达。及至1930年上海市政府制订《上海市通志馆组织章程》,1932年上海通志馆成立,并在著名学者柳亚子主持下编纂《上海市通志稿》25篇、1000多万字。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编纂志书总计252种,流传至今的132种。其中,由学识渊博的浦东名人黄炎培主纂的《川沙县志》,是一部举世公认的名志。

  新中国成立后,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备受党和政府重视。1960年2月,浦东县编纂县志。1961年起,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等以明清上海地区乡镇里志为基础,整理编印《上海史料丛编》22种。1981年,上海市史志研究会成立,指导修志业务。1986年8月,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成立,全面启动“一纲三目”(上海通志和县志、区志、专业志)的首轮新编地方志书编纂工作。1993年7月,《奉贤县志》等10种县志全部出版;1999年2月,《普陀区志》等12种区志全部出版;2009年,《梅山冶金公司志》等百余种专业志出版;2004年,《上海通志》出版。

  及至2010年1月,上海市第二轮新编地方志书编纂工作全面启动。同年2月,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制定《上海市第二轮新编地方志书编纂规划》,要求2010年至2020年期间完成《上海市志(1978-2010)》和上海市级专志两个市级志书系列的编纂工作;2015年前完成上海市区县志续志系列志书的编纂工作。上海市二轮修志工作启动以来,至今已逾五年,截至2014年12月底的统计数据显示:市志共155部,已启动编纂工作的133部,其中进入收集资料阶段(包括制作电子资料卡片、编辑资料长编)的94部、进入初稿编写阶段的59部、进入市级评审阶段的1部、进入出版阶段的1部;专志共65部,已启动编纂工作的41部,其中已拟定篇目的35部、参加培训和制作资料卡片的29部、开展资料长编的21部、撰写初稿的16部、进入分纂总纂的5部、进入内评内审的4部、进入出版阶段的1部;区县志续志共25部(由于黄浦区、卢湾区撤并,新增《上海市黄浦区志(2000年7月-2011年5月)》和《上海市卢湾区志(2004年1月-2011年5月)》2部),已出版17部、进入评审验收环节的2部、处于资料收集或是初稿、总纂、内部评审阶段的5部。

  由上述可见,上海地方志拥有巨量、全面、权威的文献资源。而这些能“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宝贵资源,完全能够全景再现历史事件,在了解史实、借鉴经验、汲取智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为了增强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成效、扩大社会效益,积极开发“数字化上海地情资料库”,不断完善“上海通”网站,探索多功能的数字化发布形式,为相关单位和个人提供更为便利的服务。

  笔者在“上海通”网站的“全文检索”中输入关键词“青浦教案”,随即看到满足条件的相关记录,除《上海地方志》/1989年第二期,历史上的今天/ 3月8日,上海360度/人物述林栏目中的3条之外,其余基本来源于电子版的上海地方志书,包括上海通志/第十卷军事,第十二卷外事,第十四卷民族、宗教,第四十四卷人物,大事记等中的13条;专业志/上海宗教志,上海外事志,上海卫生志,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上海房地产志,上海出版志,上海租界志,上海文物博物馆志,上海出版志等中的29条;区县志/县志/青浦县志中的4条,区县志/区志/黄浦区志中的4条,区县志/县志/上海县志中的1条;特色志/上海名建筑志中的1条等。

  通过参考、比对这些上海地方志书中记载的信息,“青浦教案”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等要素渐趋清晰,笔者似乎“穿越”回到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再见正在发生的“青浦教案”始末:

  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四日,即1848年3月8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7)、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三人,公然“违反协定”,擅自从上海驾舢板船前往青浦,将船停泊在离青浦县城约五里的地方,然后进城,在城隍庙前的空场上散发宣传基督教义的传单等进行传教活动(按1843年10月8日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规定,外国人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时也议定,“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还,不得在外过夜”。麦都思等擅到远在90里之外的青浦去传教,非当日所能往还,显然违反条约规定)。城隍庙前人群麇集,其中有不少是山东籍的漕运水手(当时青浦聚集着1400~1500条满载待发的漕粮船,水手、民工聚集此地)。有的水手向麦都思等索要布道小册子,麦等不给,双方发生争执。在喧阗杂沓中,雒魏林所持“司的克”(手杖)将前排一人的脸部擦伤,引起大批乡民和漕船水手不满,有些水手向传教士投石子,顿时现场秩序大乱。麦都思等逃离县城。但是,在城东门外不到半里的地方,被随后追来的40多名手持篙、锄头、棍棒、铁链的漕船水手打伤。

  青浦县令金镕闻讯,立即派差役前往制止,救出被围的麦都思等三人,备轿送回上海,并下令捉拿“袭击教士者”。3月9日,上海道台咸龄写信向麦都思等表示慰问,同时也指出传教士擅自前往青浦是“违反了协定”。

  发生在青浦的这一纠纷事件,如果两国关系正常,调解即可解决。但是,在当时背景下,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otherford Alcock),小题大做,借此扩大事态,挑起事端,从而激起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件教案——青浦教案。

  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三人,系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麦都思,52岁,是英国伦敦会在上海所办墨海书馆的负责人,也是英国领事的重要中文顾问;雒魏林,37岁,传教医师,1844年英国伦敦会将原来设在浙江省定海的诊所迁到上海(仁济医馆前身),由雒魏林主持;慕维廉,26岁,刚到上海一年,参与墨海书馆的创办。三人在英国侨民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

  麦都思等三人被护送回上海后,即向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汇报,要求报复。3月9日,阿礼国退回咸龄向他说明事实经过的原信,要求惩凶赔偿。咸龄认为“斗殴细故,不足深诘”;阿礼国却不仅出言不逊,而且用折扇敲击咸龄的头加以侮辱。3月12日,阿礼国致函咸龄,要求迅速捉拿犯人,并威胁说:拖延或踌躇对两国友好关系都是不利的。3月13日,阿礼国又致函咸龄:要求在48小时内捉到祸首,要求在严惩祸首之前禁止漕运船只离港; 阿礼国同时发出布告,命令所有英国船只停止缴纳关税。3月14日,阿礼国与英舰司令毕德曼联系,命令英舰“爱司匹格”号开至上海、动用装有10门大炮的“奇尔特”号封锁上海港,禁止漕船出港。1000多艘漕船,因此举被阻半个多月。3月16日,阿礼国发出布告,通知所有英船船长,随时准备保护英国在上海的利益。3月17日,阿礼国将已下令英国船只停止交付税款,以兵舰封锁上海港事宜报告英国驻华公使。3月18日,咸龄函告阿礼国:已捉拿到凶手2名,希望英方不要阻止漕船启航;阿礼国复函咸龄,要求将主犯带到上海,在英国官员和“受害者”面前受惩罚,否则粮船决不能开行。3月19日,阿礼国派遣副领事罗伯逊乘英舰“爱司匹格”号前往南京,直接向两江总督李星沅进行恫吓。3月20日,江苏巡抚陆建瀛派候补道员吴健彰到上海,协助处理此案。3月22日,阿礼国、麦都思到道台衙门辨认被捕的2名嫌犯,指认不是正凶。3月24日,两江总督李星沅、江苏巡抚陆建瀛会派署江苏臬司倪良耀赴上海,专办此案。倪良耀径赴青浦,3月25、26日捉拿了一批所谓的“凶犯”:倪万年、王明付、刘玉法、王玉山、宋方、井海、高玉、魏盛春、贾永奎、夏得胜。3月28日,阿礼国、麦都思等至县署中,于10人中指认倪万年、王明付2人为首。倪良耀枷号10名水手,押解上海。阿礼国这才通知毕德曼撤销封港令。10名水手在提审之前,被罚站笼1个月。在英方的压力下,清政府以咸龄在办理此案中“原欠紧速”为由,于4月1日将其撤职,吴健彰代理上海道。5月19日,10名水手最终被定名“殴打外人和抢夺财物罪”,其中,王明付被打100板,永远充军;倪万年被打100板,充军3年。事实上,这10人中,只有王明付、倪万年是在场者,其余8人均属无辜。但是,阿礼国不问情由,一概要求惩办。此外,清政府还根据3名传教士提出的“失物单”赔款银300两,并派官员赴英舰和传教士寓所“拜访道歉”。5月27日,代理上海道吴健彰亲赴英国领事馆,面交“罪犯”的定案公文;阿礼国照会清政府,表示同意处理结果。至此,“青浦教案”事件暂告一段落。

  然而,阿礼国并没有轻易放过借此向清政府进一步捞取利益的机会。“青浦教案”事件处理甫毕,阿礼国乘势逼迫新任上海道台麟桂同意英租界向西扩界的要求。最终,1848年11月17日,双方订立协定,英租界西面扩展到泥城浜(今西藏中路),北面从李家厂推进到苏州河,总面积拓展到2820亩,较初定数增加2倍以上。伦敦教会同时获得在上海地区传教的特权。

  “青浦教案”事件的处理,为此后中外纠纷的解决开了许多恶劣的先例。外国领事可以因类似的纠纷,动辄拒付关税,封锁海口,派兵舰进入内河,要挟封疆大吏,惩办地方官员,任意处罚民众。时任上海道台咸龄,本是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钦差大臣耆英的心腹,在对外关系方面一直秉持委屈退让的“温和精神”。在处理“青浦教案”事件过程中,他只不过是据章指出麦都思等人到青浦系“违反协定”之行为,只不过是对英方的无理要求没有立即应允,其他并无过激之处,却落得撤职下场。这一“前车之鉴”,进一步促使清政府官员日渐形成惧怕洋人的思维。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