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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简论(刘雪芹) 2015/07/31

刘雪芹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后文简称为“震旦女大”或“女大”)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与并列为民国时期三大女子大学。与后二者研究成果丰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界关于震旦女大的研究相当有限,以至于该校的创办及其办学的基本情况等方面,人们所知甚少。1本文在档案等史料基础上,对这所学校作一初步研究。

  一 学院概况

  震旦女大是依据1935年9月中华公教进行会全国教区代表大会教字第13号提案设立,2创办者为上海耶稣圣心修女会(Shanghai Sociétédu Sacré-Coeur de Jésus)(以下简称上海圣心会)。女大名义上是震旦大学的女子学院、女生部、第二部,实际运作中享有高度自主权,3上海圣心会修道院院长能理(Conchita Nourry)、费敬如(Sadie(Sarah) Fitzgerald)先后任女大院长,修女唐树德(Margaret Thornton)任教务长。1937年10月学校正式开学,校址位于法租界蒲石路4181号。1951年9月,该校并入震旦大学,前后共办学14年,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1945年)为创建时期。学校设立之初,学生数量较少,1937年7月举行的入学考试仅有50名考生参加,10月5日开学时仅有25名学生报到,后学生数量逐年递增,1943年达239人。这一阶段所设院系也很少,仅在文学院下设教育系、经济系、英文系。1938年,文学院增设中文系,理学院开设化学系,学科体系初步确立。

  开学之初,由于校舍还没有完全建好,暂用上海圣心会修道院的底层房间上课。1939年4月27日,由著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利源合记建筑公司承建的教学大楼才举行落成典礼。5各项费用支出达35.67万元,6悉由罗马圣心会母院募集。

  1943年1月至1945年8月,日本军队在上海设立9个盟国侨民集中营,上海圣心会修道院为其中之一,曾关押过来自12个差会、6个国家的79位修女。7

  由于战时法国与日本盟友德国的特殊关系,因此能理等7位修女仍然获准自由活动,8学校的教学秩序得以维持,但日语成为学校必修课。1945年3月,日军命令学校人员两周之内撤出教学楼,校舍用作伤兵医院,于是震旦女大暂借圣心营一楼上课,很多学生因此辍学,学生人数大幅减少。抗战结束时,学校已经遭受重大损失,院长能理病逝,校舍破损厉害,学生流失严重。

  第二阶段(1945-1949年)为复兴与发展阶段。学生人数大增,最多时达400余人,在校生、毕业生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学生家庭背景发生分化,一些中下层阶级家庭的子女得以进入学校读书。学科体系继续完善,1945年9月,家政系与经济系分离,单独成为理学院下的一个学系,并根据社会需求,在文学院下设社会系。至此,女大形成了文理两个学院7个系科的稳定状态,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复兴局面。

  在这一时期,学校逐渐发展为圣母军9活动中心。1948年4月5日,震旦女大理则学教师、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委员、1950年代中国天主教“四大才子”之一沈士贤利用授课机会,率先在女大成立上海圣母军支会。同年11月,按走读和住读分为两团,取名“善导圣母军支团”。1949年3月,沈士贤率圣母军人员到伯多禄堂举行誓师大会。此后,上海的圣母军组织迅速发展,“有人估计,当时的震旦女子学院90%以上的学生信徒都参加了圣母军。”10震旦女大随之成为上海圣母军活动中心。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国共交战中获胜,外国教会纷纷撤离大陆,上海圣心会与天主教其他修会一样,选择了与国民党共退,逐步撤离中国大陆。1949年4月,上海圣心会的中国籍修女和半数的外籍修女撤离中国,很多学生因此转学。

  第三阶段(1949-1951年)为终结阶段。上海解放后,新生政权对教会学校进行改造和调整。1949年9月7日,校董会聘任教徒王健为院长,圣心会企图通过教徒间接控制学校。9日,校董会宣布震旦女大“独立”,与震旦大学脱离隶属关系,校名复原为“私立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随后成立校务委员会,由教职员代表4人、创办人代表1人及学生代表1人组成。还成立了学生会、经济系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学生团体。圣母军与共青团之间就学生会领导权展开角逐,共青团员李家熙成为女大第一位学生会主席。1950年7月,华东教育部派王国秀担任院长,协调震旦女大与震旦大学合并事宜。12月,护校委员会成立,首先禁止圣心会修道院修女随意进出震旦女大。1951年8月14日,华东教育部批准成立震旦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合校委员会,指定胡文耀、王国秀为正、副主任。9月,震旦女大并入震旦大学。震旦女大14年的历史,到此划上句号。

  二 办学风格

  震旦女大的办学规模、管理方式与圣心会在欧美所设之大学相似,以“培养贤妻良母”为教育目标,但是在14年的办学实践中,女大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办学风格。

  1.贵族化

  精英教育、上层路线是圣心会的教育传统,“圣心会学校专门培养上层社会家庭的女孩儿,帮助她们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准备。”11上海圣心会秉承母院传统,将震旦女大定位为贵族学校,学校的贵族化定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费高昂。每个学生平均每年要交140-230元学杂费,12与沪上有名的贵族学校圣约翰大学每个学生平均每年200元学杂费的标准相差无几,13其时中国国立学校学费二三十元,私立学校学费五六十元。而“孤岛”时期的上海,普通男工的平均月工资仅约20余元14,所以,只有中产阶级以上家庭才有财力供得起孩子在此读书。

  二是学校重视培养学生的高贵气质和贵族风范,目标是培养西方上流社会的那种举止优雅高贵的淑女。学校平常规定学生不要在校园内乱跑,不能大吵大闹,要很优雅、安静地走路。校园的生活方式相当西化,话剧、舞会、女子垒球、体操是校园里随处可见的“风景”;音乐会、报告会、游艺会、演讲比赛、篮球比赛、成绩展览等时常举行;摩登的服装和发型,时尚的妆容打扮,追求美丽的女大学生们尽管风姿绰约。校园生活深深影响莘莘学子的一生,一位曾经的震旦大学学生多年后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评论说:“女大的学生就是不一样,即使老了也都很有气质,不像一般没有文化的老太太。”15

  与贵族化的定位相应,震旦女大的规模一直比较小,14年中只培养了395名毕业生,连同肄业生,也仅千余人。开学之初仅有25人,第三年在校生才达到123人,最多时也仅400余人。且肄业率居高不下,1937-1947年,学生平均肄业率达66%。其中,1937-1941年度学生肄业率最高,达81%。第一届学生虽最多时曾达到45人,但仅有12人获得学位。平均每届毕业36人,一个系一个学生也招不到的现象和仅有1名毕业生的情况比较常见。16这同战乱时期特殊的背景有关,即使是社会上层,生活也极度不稳定。

  2.宗教化

  震旦女大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圣心会十分重视校园氛围的营造,认为“学校氛围在支撑天主教生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要使校园里处处是上帝,所有的装饰都是宗教性的,这种氛围可以给学生一种‘肯定、自信、愉悦、归宿、仁爱’的力量,可以拉近师生之间的感情距离,这样学生就会与教师进行心灵沟通。”17震旦女大校园与修道院“合二为一”,走廊上、教室里挂满了装饰精良的宗教画框,学生终日置身于宗教氛围之中,耳濡目染宗教文化。在课程设置方面,虽然国民政府规定学校不得把宗教课作为必修课,但校方偷梁换柱,在现代妇女、理则学、伦理学等修女、神父讲授的课程中大量杂糅宗教内容,甚至“用伦理学替代宗教学”。18修女上课时还有宗教仪式,“班里有班长,负责上课时说起立、敬礼,老师说坐下。逢到嬷嬷上课起立后要念经的,念好后坐下。”19在宗教活动方面,虽然国民政府严正声明不得强制学生参加宗教活动,但遇有圣心会重要节日,震旦女大全体学生都要参加演出、庆祝、望弥撒等活动;毕业典礼时,毕业生要逐一走上台面对主教宣誓:“我保证忠于我们学院的理想和目标,运用所学知识和修养为天主和我的国家服务。”20然后才能从主教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戴上学位帽。低年级的班主任要依次手持校旗上台,由主教降福。毕业典礼的主要议程一直以宗教为主要内容,直至1950年亦如此。据一位参加1949届毕业典礼的学生回忆:“我们毕业时,于斌主教从南京坐飞机过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为了迎接他的到来,不论是否教徒,我们都跪在圣心修道院一楼的教堂里,等他讲话。他给我们讲话后,我们再到教学楼里排队,两人一队从大礼堂的后门进入大礼堂。”21住宿生参加宗教活动更深入。用餐时,修女时常到场传教;晚上,修女带她们到露台进行娱乐活动。22据一位住宿生回忆:“每周三晚上是‘social evening’,同学们都聚集在‘Blue Room’,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的弹琴,有的聊天,嬷嬷还会准备一些点心给大家吃。”23

  3.管理严格

  校方制定有《训育办法纲要》,对于行为或态度不良之学生,规定凡遇案情较轻者由教师亲自处理,予以训诫或予以扣分处分;凡遇案情稍大者由教师报告教务长由教务长处理之;凡学生犯下列之一者由教务长斟酌情形予以1次或2次警告:对教职员无礼者、妨害秩序者、侮辱个人或团体者、毁坏校舍或校具者(除警告外按值赔偿)、违背其他校规者;凡警告至三次者予以记过一次,同时予以公布,亦通知家长,凡记过三次者予以退学处理。对于学生无故不参加课外活动或迟到,校方规定:除因特别事故曾向学校告假除外,各学生必须一律参加各种活动;凡学生必须告假者事前应由家长或保证人具函向学校代为请假;学生请假以下列各项事由为限:家庭或自身重大事故、自身疾病,倘无故缺席一次者由主管人员予以训诫,倘有两次无故缺席者由学校予以警告一次。24“每次上课唐嬷嬷的秘书都会到教室巡视,哪个同学没有来她就记下来。”25住宿生规矩更多:白天不准回宿舍;不得在宿舍放置或吃零食;熄灯铃响后,不准点灯。学校不允许约会,男朋友可以打电话,但不能见面。未婚者不准外出。

  不过学校管理也有人性化的一面,主要体现在考试成绩公布、补考、学分补休等。关于考试成绩告知方式,初期是在校园张榜公布,连学生的学习笔记也在公布之列,这种方法有利有弊,利是可让所有学生都互相知道彼此成绩,树立典型,也对成绩差的同学有所鞭策;弊是成绩差的同学比较难堪,容易导致其自卑和不自信,不利于心理健康发展。1941年1月10日下午三时召开的教务会议决定:“用通知法而不用公布法”,政策调整较为人性化地照顾到了后进生的人格尊严。关于补考,学校规定考试成绩不满60分者,须在1年内补考,补考以两次为限,不及格者重读,但当年不影响升级。学院还实行严格的学分制度,修满150学分,各项考试合格,毕业论文通过,且毕业会考及格,才能顺利毕业,获得文学士或理学士学位。但若本学年度应修学分因其他原因未能修满者,可以先行升级,同时补修所落下的课程之学分,补修通过不影响升级与毕业进度。

  4.强调自修习惯与方法的培养,注重社会实践

  震旦女大重视学生能力培养,在1939学年度连续三次的教务会议上,教务长唐树德多次提醒授课老师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学生课毕颇有时间,新生的自动探研习惯应设法养成。”“大学生对于学术,宜有自动研究精神,应敦促其实现,决议由各教员负责各科,示之纲要,导其寻绎。”“学生自动研究之精神,不仅注重课本,尤当注意课外。出题考试亦当启教诱导之机。”“因学生尚未知图书馆书籍应如何应用,各教授应指导学生学习参考方法,改中学教师注入式,大学注重教师指导学生自动式。”26这与圣心会强调修女“自修”、“内省”一脉相承。

  “自修”是一种学习能力,为社会服务最关键的还是要具备社会实践能力。震旦女大设有家政系、化学系实验室,为学生提供烹饪、西点制作、化学实验等实践机会。家政课还教授学生设计与制作衣服、家庭布置、育儿等知识,并开设幼稚园,让学生学习儿童教育常识。后期根据社会需要,增设大量食物烹饪学、生理学等相关课程,学生在大学四年级时到各医院、卫生事务所实习,很多毕业生留医院做营养技师,配合医生为病人配置合理膳食。化学系开设课程也是社会所急需的营养化学、药物化学、工业化学、机械化学、化学工程等,实用性很强;实验室器材一应俱全,“做实验时,两个人一组,课本上有的,我们都会操作。需要的实验器材,也都有的。同学还是比较重视实验,培养了很好的操作能力,毕业后都能独立承担工作任务。”27大学四年级时,学校帮学生联系工厂实习。教育系注重课室管理和教材教法的讲授,重视教学实习,这部分课程达10个学分。学生到指定学校试教,学校自己开设暑期学校、平民夜校,28既帮助贫困人家的孩子识字,还可以锻炼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力。社会系开设有社会调查、个案工作等课程,学校提供大米、食用油等物资,供学生到贫民区、棚户区进行社会调查时,作为礼品赠送。学生还为下层民众提供医疗、生活、救济等咨询服务,29指导学生从事各种平民福利事业。30

  学校还鼓励学生组织义演、义卖,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服务社会大众。学校为本校贫困生设立奖学金、补助金,并根据情况进行减免;对校外贫寒子弟设立奖学金,资助他们学业;组织学生到学校附近的霞飞路、学生父母的企业或工厂义卖助学章,鼓励学生募集寒衣,自制食品出售,以其所得作为助学经费。31为救济难胞,学校组织慈善义演、舞会。1946年冬,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的职业团队还曾经为女大义演助兴,演出所得悉数全捐。32就连毕业班制作毕业纪念册,也是由毕业生拉广告筹集出版经费。33

  三 结语

  震旦女大办学的14年正是中国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但震旦女大却能在这一环境下能坚持办学,且取得一定成就,原因可归为两个方面:

  其一,上海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华北、东南各地相继沦陷,国民政府亦迁都重庆,中国陷入战乱之中。但是在上海租界因其特殊的地位,形势相对比较稳定。震旦女大因设在法租界,因此拥有安定的环境,这是学校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此外,女大比较充足的师资和生源亦离不开当时上海独特的环境,这就是“孤岛”时期的畸形繁荣。

  抗战爆发后,大量人口涌入租界,据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统计:1936年,公共租界人口为118万余,法租界人口为47万余;1942年2月,公共租界人口是158万余,法租界人口是85万余。租界人口激增78万余。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人口出现世界城市史上罕见的人口大爆炸,从1945年的330余万,增长至1949年初的540余万,短短的三年时间净增了208万余。34随着人流、资金流、物流的相继涌入,租界呈现一片畸形繁荣的状态,“旅馆、电影院经常客满,茶楼酒肆川流不息地吐纳着衣冠楚楚的人群,各种商店也无不生意兴隆。”35据工部局统计,“截至1938 年底,租界内恢复生产的企业与新建的工厂数量达4700 多家,已逾战前两倍之多。1939 年,外埠迁至租界内的工厂多达1705 家,尤以纺织业的复苏最为迅猛。”据上海布厂同业公会调查,“1939 年租界内新设织布、染织及手织厂823 家,新增布机2.32万台,日夜运转每月可产棉布142 万匹,而工厂的利润是战前的2-3 倍。”36“沦陷区的难民大量流落租界街头,他们提供了大批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又吸引着官僚、外国商人和冒险家来到这里冒险淘金。这一切迅速造成市场需求的扩大,随着沿海沿江经济发达地区的相继沦陷,孤岛经济转向繁荣。”37

  “孤岛”人口急剧膨胀,经济的畸形繁荣,随之而来的是青少年学生求学需求的集中爆发,教育市场呈现出异常繁盛的状态,上海成为成都之外的第二个教育中心,“窃自事变以来,租界人口繁盛,因之学童特别增多,学校骤然兴旺,原有各校固然拥挤异常,而新设者如雨后春笋”。38“租界‘孤岛’,弹丸之地,却集中了各类学校334所。其中专科以上学校75所,高初中259所,加上其他性质的学校,共有学生33万多。”39 “孤岛”内的学校变得异常拥挤,据记载:“当时南京路的国货大楼,因为国货公司停歇了,改名慈淑大楼,这座五层而面积有限的大楼里大概就容纳了大学、中学、补习学校不下十余所,门前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招牌”,而且“每所学校几乎人满为患,广大江南沦陷区青年们,只有设法跑到孤岛来,才能找到求学的机会”。40震旦女大的开设正好适应了这一巨大的社会需求,所以生源日盛。

  其二,震旦女大自身的生存策略。

  一所大学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必须具有竞争优势。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女子教育已经相当发达,小学、中学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已位居全国前列,但上海女子教育没有综合性女子大学,大学教育一直落后于基督教的天主教和一些中国人都发现了这一问题。天主教于1935年提出在上海建立一所女子大学,而此时,上海女子小学、上海女子中学的创始人吴志蹇也萌生了在上海创办一所女子大学的想法。1937年10月,震旦女大开学。1938年9月,上海女子大学开学。41但后者仅开办了一年,因吴志蹇被日本人杀害而停办。震旦女大成为了支撑上海女子教育体系大厦顶端的一枝独秀。在高校林立的上海,震旦女大的女性化定位,具有唯一性,与其他名校、老校形成错位竞争,很快就脱颖而出。一次关于震旦女大的调查问卷中,在“为什么选择进入女震旦”一问中,17位接受调查者中有11位同学选择的是“因为女震旦是女子学校”,一位同学在采访时还谈到:“女子大学上海就这一个呀,爸爸对我说,以后你就读这个学校。”42女性化成为了学院的一块金字招牌,一些高官显贵、名门望族、社会名流纷纷把孩子送到该校,学生源源不断。

  一所战乱时期的大学要想生存,必须妥善处理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震旦女大把“政治”视为教学高压线,教务会议多次强调“不能涉及政治”:“各教授不得与学生讨论关于政治及国际问题”,“考卷内如有散见关于政治问题之著作,请各教师随时注明,以便毁灭。”“毕业论文……惟勿设政治问题”“请推荐名人演讲,题材须普遍而为众人所乐闻者,惟政治谈论则须除外。”43女大“不触碰政治”的生存策略为其赢得了生存空间。

  “不触碰政治”只是震旦女大管理者的一厢情愿,现实是必须妥善处理与法租界和日军的关系,女大的宗教背景则为其提供了便利。如果一个修会有国籍的话,耶稣会、圣心会,乃至整个上海天主教的国籍都是法国,上海天主教与法租界是一种利害共通的关系。圣心会与法租界关系则更进一层,圣心会创办于法国,法语是圣心会的官方语言,其母院长期设在法国,所创办的女子学校颇受法国贵族阶级的喜爱。在圣心会关于课程设置的规定中明确要求:“在法国之外的任何地方开设学校即采取该国语言作为中介工具,若学校在法语环境保护下,法语则作为该校的必修课。”44震旦女大院长能理是法国人,并把法语作为震旦女大的第二外语。因此,上海圣心会与法租界当局的关系一直较好,公董局教育处每年都为圣心会及其教育机构减免租金,其中圣心会使用建筑租赁税全免,教育机构减免1/2。45有了与法租界当局的这层关系,震旦女大才能在“孤岛”新生,并获得较好的发展。

  “孤岛”时期的上海,日军控制华界,并想方设法向租界渗透。梵蒂冈政治上倾向于法西斯同盟,天主教与日军一直关系默契。所以抗战期间天主教在华事业损失不大,只是教堂设施有所致损,教徒数量反而比战前有所增加。上海圣心会与日本的关系还要更进一层,因为前者是圣心会亚洲教区分会,受命于日本圣心会修道院。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上海圣心会敢勇担重任,在沦陷区上海、法租界开设震旦女大,与她可不受战局影响密不可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命运发生分化。公共租界由日军占领,失去中立地位;由于法国是德国的殖民地,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友国,所以法租界较公共租界稳定。留守两个租界的学校命运也随之发生分化,位于公共租界的圣约翰大学,校长沈嗣良不得不出席日伪政权召开的教育会议,发表反美亲日言论,并在日伪组织中担任职务,虽言不由衷,但仍背上了“汉奸”的骂名,抗战胜利后,被判刑1年。留守法租界的震旦大学、震旦女大,由于法租界的相对安全,及天主教与日军关系默契,震旦女大校园虽被日军占领,校舍遭到了损坏,但学院正常教学秩序仍旧得以维持。

  战乱时期兴起的震旦女大是教会大学留守沦陷区的一个典型案例。他既是了解抗战时期沦陷区教会大学生态的一个绝佳个案,也是从一个侧面了解“孤岛”时期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还是了解天主教办学情况的一个窗口,对于上海史和教会大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