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读取工具条配置

回忆老友沈渭滨教授(刘其奎) 2015/07/31

刘其奎

  2015年4月18日,老友沈渭滨教授不幸逝世。去世的前两天,我和老伴前往中山医院急诊重病室探望。隔窗相望,他有气无力地因欠我一篇文债而表示歉意。还在去年下半年我筹备出版《静真斋史志文集》之时,曾电约他为文集写一篇序言。他电告我序言不写了,待文集出版之后我一定写一篇读后感。可后来他身体每况愈下,无力践约。故此,在临终前不忘向老友致歉,其重情重义,使我潸然泪下。

  老友离去,倍感悲痛,回忆与沈教授四十多年的交往,一幕幕旧事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一、七宝中学浴室偶遇

  1972年1月间,作为“六指导员反革命集团成员”之一的我,正在奉贤干校监督劳动改造,突接复旦大学历史系工宣队通知,要我立即返校去七宝参加《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的编写工作。编写组由七一人民公社干部、土记者3人,人民出版社老编辑2人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5人(我是其中之一)共10人组成。编写一部公社史不是一朝一夕、几个星期几个月所能完成的,需要积数年(实际上是三年)之功才能编成。这样编写组就要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安下心来长期住下去。为此,先是选点七宝中学,后又移至七宝农校作为编写组住宿、活动、编写的基地。

  在七宝中学选择的是一幢二层小楼,厕浴样样具备,搭伙在教师食堂,生活还算安逸。

  时间长了,与七宝中学的老师逐渐熟悉。我发现有一位个头不高、面孔瘦弱的女教师,天天头戴草帽,认认真真地打扫校园和厕所。出于好奇,我打听一位教师,说那位打扫卫生的女教师名叫汤先华,她的先生正隔离审查。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沈教授夫人的名字,但当时还不知道她就是沈教授的夫人。

  在我们居住的小楼北面是一排教室,最顶层的一个房间我发现经常有人来往。据校内人员讲,屋内正隔离着一位“学术权威”,但我不知其人姓何名谁。当时正值炎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其他有家眷的教师都回家度周末,我单身一个留守值班。待我去楼下淋浴室沐浴时,发现有一位年龄和我相仿的男士也在冲凉。此人个头不高,面有愁云,不苟言笑,与我对视,问我是何单位。我答称是复旦历史系的教师,正在编写《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当时各自都心知肚明,他正在受审,我正处监视使用,话多有失,彼此都不再多语。事后得知他就是沈渭滨,那位打扫卫生的女教师正是他的夫人汤先华老师。

  二、一篇“批邓”小文撞在枪口上

  沈渭滨“文革”期间在中学被作为“学术权威”受批判,与他率真的性格以及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有关。据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王孝俭回忆: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九·三0”政变,总统苏加诺被政变头目纳苏蒂尔软禁,镇压印尼共产党并枪杀领袖艾地,还大规模排华。政变改变了东南亚的政治生态、打击了崛起的世界新生力量,也影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十多天后,沈渭滨先生在七宝中学教师饭厅举办了一场关于“九·三0”的讲座。极而言之,这种事不要说在中学,就是在大学也很少有人会做。而这位沈先生却滔滔不绝地向在场的师生讲了政变前和政变中的印尼形势及今后的走向。此事在七宝中学师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革”初,他被作为学校的“权威”而受批判,与此不无关系。

  “文革”的中期,沈渭滨由七宝中学调至华漕中学任教,并加入了中共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此时,正值“批林批孔”大潮之后,“四人帮”的心腹大员朱永嘉授意复旦和华师大两校历史系编写《中国近代史丛书》,并委任华师大历史系教授陈旭麓先生主持这项工作。因为沈渭滨早在上世纪60年代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时就受到过陈旭麓先生的指导和帮助。陈先生非常赏识沈渭滨的学识才华。故吸收沈参加《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从事中国近代史丛书的编写工作。也就是在“尊法反儒”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沈渭滨执笔写就了一篇《资产阶级与儒法论争》万余字的长文,以“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名义在《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3期上发表。1975年12月经陈旭麓先生推荐,沈渭滨被调至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从事中国近代史、晚清史的教学与研究。

  正因为陈旭麓先生的助力,沈渭滨进入复旦从事教学和历史研究的愿望才能得以实现。沈渭滨在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的初版后记中曾记述了对陈先生的感激之情:“自从1961年我首次聆听陈师关于辛亥革命史分期与研究方法的讲座后,我就一直把他视作终生追慕的导师。1963年曾报考过陈师的研究生,惜乎未能录取。此后,又多次向陈师求教过学习与研究中的问题。1975年我试写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就经陈师过目和评判。后来与陈师接触多了,更是经常得到指点与开导。”所以在沈渭滨的著作、文章及言谈中,提及陈旭麓先生,他总称之为“恩师”,这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

  到了“文革”的后期,“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批邓”狂潮。众多报刊上借所谓“风庆轮”事件大批所谓“崇洋媚外”。《学习与批判》连续发表《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乘长风破万里浪》、《评崇洋有理》等文章,借批判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影射攻击邓小平所谓“崇洋媚外”、“爬行主义”、“洋奴哲学”,说什么“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李鸿章洋奴哲学的狂热鼓吹者。”

  在这股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文汇报》的编辑多次劝导、说服沈渭滨写就一篇题为《药方只贩古时丹》不足千字的短文在《文汇报》上发表,明批李鸿章的“崇洋媚外”,暗批邓小平的所谓“洋奴哲学”。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在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反革命罪行的材料中,这篇短文被收录在“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中。谁能料到一篇小文竟然撞到枪口上。沈渭滨说不清、道不明,承受着来自各方的种种极大的压力。当时我和近代史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杨立强商议采取拖的办法。但市、校二级清查办多次追查施压,细木顶不过大樑,最终沈渭滨被取消党员资格。这件事使沈渭滨留下了终生的伤痛。

  三、严师出高徒

  在沈渭滨教授的寓所有一副自撰的对联:“半世坎坷皆为字;一生惬意是文章”,这是对自己人生性情的真实写照。具体言之,“文革”结束后的前半生,他经历过种种磨难和受过不少委屈;改革开放之后,国势安定,历史科学迎来明媚的春天,他寄情于教书育人与潜心于史学研究,二者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这是对沈教授最大的精神慰籍。

  教书育人的实践证明,名师不一定出高徒,而严师一定会出高徒。沈教授上课充满激情,条理清晰,内容充实,寓意深刻,有独到见解,决不人云亦云。他口才好,板书漂亮。在复旦历史系上课,堪称头牌。他关心、爱护、指导学生,更加严格要求学生。他结合课堂教学,指导学生开展专题讨论,并要求学生认真查阅史料,参考别人的研究成果,写出发言提纲。他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指导学生从选题、收资、做长编、写初稿、改稿、定稿等六个步骤完成一篇论文的写作。他提出一篇优秀文稿必须具备观点正确、材料丰富、文辞优美三个标准。他强调作为文人必须具备德、才、学、识修养,遵循我国史学传统,在考据、义理、辞章三方面下功夫。这里我特别抄录姜鸣同学在《回忆沈渭滨老师的点滴往事》(见《文汇报》2015年5月22日《文汇学人》第8版)一文中对其发言提纲所作的长篇中肯的批语:

  “通读发言提纲,感到你的学习态度是认真的,能注意阅读原始资料,认真做好提纲,在分析问题时有钻研精神,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注意到文字的运用和结构的铺排,这些都是很好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在近代史领域内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个人要成才有多种因素,其中,主观的努力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制度,为青年的成长提供了最重要的客观条件,而青年学者自己的刻苦钻研是最重要的主观因素。在正确的学习目的指导下,通过顽强不懈的努力,使用良好的学习方法,谦虚谨慎,定能达到科学的高峰。

  作为发言提纲,你的提纲有论点、有论据、有论证,言之有物,而且有自己的见解,是符合专业要求的,在全班中比较突出。但严格说来,你的提纲还有如下缺点:

  1.不少论点应展开而未展开,这就使提纲缺乏深度。

  2.不少表述缺乏学术风度,只是一种推理、设问,显得肤浅。

  3.有的提法只注意一个方面的分析,没有注意问题本身有上下、左右、前后的多种联系,因而显得简单化。

  4.有的提法前后还有小矛盾,显得不够统一。

  如此等等。这些,在进一步学习和钻研中应当注意克服。凡重要论点,一经提出,必须展开,予以论证,这样才会令人信服。而无戛然中止之感。凡文中的论点、论据、论证的表述,一定要有学术性,不要作一般的推理,更不要作简单的历史类比。至于文章论点,无论大小,都要前后统一,更是论文的起码要求。”

  对于学生一次专题讨论发言提纲做出那么细致、翔实、深刻、系统、全面的批语,这在我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其他师长中,的确不曾多见。正因为沈渭滨教授对学生如此严格、精心要求,几十年来哺育出一批批优秀学子,例如姜鸣、马勇、刘申宁、廖大伟等等都成为史学领域的栋梁之材、知名的史学专家。究其成因,恩师沈渭滨功不可没,这也充分验证了:名师不一定出高徒,而严师定能出高徒。

  四、史学研究的开拓者

  沈渭滨教授专治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他的研究都很有建树。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对近代中国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以及近代人物和上海地方史志等领域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史学界很多人称赞他是“通才型”的历史学家。

  他先后出版过《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困厄中的近代化》、《晚清女主——细说慈禧》、《道光十九年》、《中国近代史大事年表.近代史卷》等多部学术专著。他还主持并完成“国家清史工程.传记.光绪朝(上)”的项目,其中《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在日本出版数版,是日本大学中国问题专修生的必读书。他的代表著作《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1992年初版,2001年重印,2011年增订再版,在学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沈渭滨教授学术生命的旺盛期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除了“左”的路线对人的思想的禁锢,史学领域的研究禁区一个个被冲破。此时的沈教授思想焕发出勃勃生机,论文一篇篇发表,著作一部部出炉。在与其聚会餐饮之际他笑口常开,说古论今,无话不“侃”。谈到学术问题,他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妙趣横生。那时他在复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从事教学与研究,我在中国现代史教研室除了给学生开设民国史专题研究课外,重点从事汪伪政权史、国民党新军阀史以及民国军事人物等研究。大家常在一起切磋和交流教学和科研的心得体会。

  在与沈渭滨教授学术交流中,他强调不是以论带史,而是论从史出,研究要广泛收集占有资料,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然后得出正确的结论。他还强调,研究要从宏观到微观,也或从微观到宏观,从上下、左右、前后注意多方面的联系,不能简单化、公式化。他常常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固有的结论审慎思辨、敢于创新,提出他分析研究的新思想、新结论。例如,哪个阶级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学界的说法不一,有说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有说是地主阶级洋务派;有说是农民阶级;有说是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等等。为此,沈渭滨教授与杨立强先生合作,撰写了《论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一文,提出:“地主阶级改革派向往着中国回到三代之治的‘盛世’;地主阶级洋务派的练兵制器,希望中国回到‘乾嘉盛世’,让清王朝得以‘中兴’;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希望建立‘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拟出过空想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方案”;革命派旗手孙中山提出了‘创建民国’的政治纲领,设计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各项步骤。所有这一切,只有‘创建民国’的主张得以实现。虽然后来民国成了一块空招牌,但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国人民要民主不要封建,要共和不要君主专制独裁,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说,鸦片战争之后的八十年,反帝反封,建立民主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是时代的历史要求,担当此大任的只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作为时代中心的历史地位是客观存在的”。沈教授的这一分析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的,得到史学界多数人的赞誉。再如,沈教授在《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一书中,以大量事实,剖析、批判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腐朽落后性以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势,从而揭示了鸦片战争一定会爆发的历史必然性。书文指出:“闭关政策虽有微弱的自卫意识,本质上则是自然经济和传统文化支撑下一项愚昧落后的政策”,“落后国家在时代大变动中发生趋同时代潮流的历史性大转折,取得社会进步与价值观的更新,往往是在一种被扭曲了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反动在历史大潮中的辩证法。明乎此,我们就可以在自己的民族义愤时,保持着历史学家的冷静态度和睿智的观察力。”这话说得鞭辟入里何等的深刻啊!《道光十九年》一书还以编年的形式开创了记述编撰历史的新模式。

  沈教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开拓创新的见解还有多多,例如:他那篇《中国近代史导读》点赞并同意蒋廷黻先生关于近代中国的主题是现代化。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中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是从明清之际,不是鸦片战争,更不是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而是辛亥革命。他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的真正转型始于辛亥革命,故此,辛亥革命理应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等等。

  我极其赞赏沈教授治学的严谨、求真、务实、一丝不苟。他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大作在书后注明引证的资料共有410种,计有:报刊17种、文集与史料84种、年谱传记58种、著作与论文集103种、论文(不含在论文集中所收文章)135种、工具书13种。从这些数字中不难看出沈教授做学问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何其多也!

  有人说沈教授有霸、傲二气,初与他接触我也有同感,我曾当面向他提出过。但接触多了,我感到他还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闻过即改的。有例为证。《道光十九年》后记中特别提到:本书写作初期,恩师陈旭麓先生得知我有将鸦片战争的起始年改为1839年之想,立即写信给我表示不同意这种观点,信中指出:“1839年与1840年的关系是头发与头的关系,我们要说的是‘头’,不是‘头发’,当然也要注意‘头发’,不是‘秃子’,不知你以为然否?”先生的教导,犹如醍醐灌顶,我立即驱府,与先生多次讨论,终于改变了我以前的看法,决定彻底改写,把全书定位在时贤著作中语焉不详的“头发”上,专讲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外关系以及英国策动侵华战争的原因。书名改为《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可见,沈教授并不固执己见,而是知错即改。我觉得,他认为正确的,决不随风跟雨,定会坚持己见,争论到底。我记得有一次,在复旦旧教学楼一大教室,讨论儒法斗争,他竟敢站起来与能言善辩的朱维铮、李华兴两位大员发生争辩。事后,我说他胆真大,他答称:怕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五、他是造诣很深的方志专家

  1993年我由复旦调任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分管修志业务工作。1997年沈渭滨教授退休,此后我们之间的交往、沟通、研讨大多以编修地方志为话题。我知道沈教授对编修地方志造诣很深,我就留意让他参加有关重大的地方志工作研讨会、重要的志书评审会以及全市性的志书评奖会,每次他都乐意参加,并能提出重要的中肯的参考意见。1997年在苏州东山召开《上海通志》篇目研讨会,时任通志总纂室主任的王孝俭同志在会上详细阐述了要抓住资料的整体性和资料的完整性来调整上海通志的篇目和内容结构。沈教授从资料性是志书的本质属性出发,非常赞同王孝俭的意见,并当面向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林克和市志办主任黄美真、以及常务副主任的我力挺王孝俭的想法和做法,认为王孝俭提出通志的资料整体性和完整性,是抓住了通志的要害。

  多年来,方志界存在着趋时、浮躁两大弊病。有人著书否定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否定前人总结的地方志具有“存史、资治、教化”六字功能,否定修志的公益性,说什么“编修地方志已经成为产业”。还有地方志机构听命于长官意志,地方志机构趋于行政化、机关化。有的方志工作者打着“创新”的旗号,要否定、冲破方志编纂要坚持“记述体”、“述而不作”等原则规范,要搞什么“新创”等等。再有,多年来已出版的志书在凡例第一条表述指导思想,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一记述,与其说是与时俱进,不如说是与人俱进更确切。

  针对上述种种问题,近年来我从修志的实践出发,以大量事实先后撰写了《编修地方志应注意的问题——兼对〈中国现代方志学〉若干问题的批评》、《编修地方志要讲政治,但不能“政治化”——学习胡乔木同志关于地方志工作讲话的思考》、《关于地方志机构性质和职能若干问题之我见》、《志书凡例指导思想如何表述之我见》等文章。每篇文章成稿后我都恭送沈渭滨教授过目,并征求他的意见。他阅后说:“两篇文章我都看过,我赞成你的观点,两篇文章对编修地方志都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一定要设法发表”。他随即打电话给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学林》杂志社的周武同志联系,在2007年该刊第4期上发表。不久,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全文复印并向国内订购资料单位发送。《编修地方志要讲政治,但不能“政治化”》一文,后寄送《广西地方志》,于2007年在该刊第4期打头的第一篇文章发表。这里我除了对沈教授关照文章发表颇多助力表示感谢外,更敬佩他慧眼识志,不愧是造诣很深的地方志专家。

  说他对地方志的造诣很深,还可以从他参加志书的评审体现出来。2013年的9月,他应邀参加《九星村志》的评审。他从地方志对史学研究所发挥的价值角度写了近千字《简评九星村志》评议稿。他认为:《九星村志》“是一部优秀的新编村志,……是近年来难得的一个地方志精品”。并列出三个小标题加以说明:

  一、《九星村志》具有可靠的存史价值。存史是地方志特具的功能,《九星村志》在这方面极为显著。全书120万字,都以翔实的资料说话,不着浮词,没有空话套话,而且各项统计都有扎实可靠的出处来源,真实反映了九星村历史发展的历程。……为已出的新编村史所无,对历史研究极有价值。我作为历史学家,对此极有体会。

  二、《九星村志》充分显示了中国农民的巨大创造力。九星村原是七一地区的贫穷村,……土地资源逐步减少,村民流向外村和集镇,村民集体贫困。……九星村难能可贵地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从发展仓储的失败中,确立了经营、管理市场,到成立控股公司,使村民入股,……闯出一条集体致富的道路,充分说明了九星村人的伟大创造力。

  历史上的社会学研究,十分重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旧方志的传统,往往只记到地方政府的县级,对县级村镇中的地方士绅的自治都语焉不详,甚至没有述及,从而使研究者束手。九星村志以各种详细资料,……为研究农村自治、改革创新,提供了社会学的一个范例。

  三、《九星村志》为新修村镇提供了若干参考价值。1.村镇志编纂必须突出本村、本志的特点(工业、农业、旅游、第三产业)——谋篇布局;2.村镇志必须坚持详实可靠的存史功能(宅基、收益、分配)——鲜活详实;3.村镇志必须贴近村民的生活和需求(为农民所喜、所忧)——乡土气息、教化作用。

  以上是我择录的沈教授关于《九星村志》评议语的部分内容。他的不足千字的评语言简意赅、内容精辟。特别重要的是,他提出了编纂村镇志必须掌握的三项原则,并以这三项原则点评了《九星村志》,充分显现了沈渭滨教授修志造诣之深的功力。我认为这三项原则既坚持了地方志的编纂规范,也符合当代的修志实际,当今修志工作者应该学习、借鉴。

  沈渭滨教授关心、热爱、指导修志,还体现在他乐意为旧志作序的工作上。2002年,王孝俭同志请他为上海县两本清代的小志《蒲溪小志》和《紫隄村志》的整理本作序,他欣然答应。在《紫隄村志》序言中,他凭着深厚的方志研究功力,提出中国地方小志成熟于清雍正年间,为地方小志的起始年代界定划了一条红线,对地方小志的编纂具有重要意义。

  我精读了《蒲溪小志》的序言,洋洋洒洒近万言之多,相当精彩,可堪称当今评议旧志的不刊之作。在其序言的最后,沈教授语重心长又极其精辟地谈及编纂村镇志的意义:“乡镇作为城市与农村的中介,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要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不研究市镇的经济功能,就难以理解农村经济与市场的关系,要阐述都市文化的辐射与影响,不研究市镇文化对乡村的作用,就很难解释都市文化的效应和张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农业社会的变迁史本质上就是乡镇社会的发展史。所以城市史研究,不应停留于城市市区的研究,必须拓展到作为城市和农村之中介的集镇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阐明城市近代化的尝试与力度。尤其在当代城乡一体化的建设中,发掘乡镇的历史文化特点,对加速乡镇的城市化进程,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见《蒲溪小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7月)。这是沈教授积多年史志研究的经验之谈,函意深刻。可见,在地方志的编纂中,要充分认识编纂乡镇志的意义。在当今城镇化的过程中,有条件的乡镇应该启动编纂村、乡、镇志。

  沈教授撰写的序言,还披露了一条极具存史价值的历史资料:“道光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一八三六年七月初八日)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于该年浚毕蒲汇塘后,循镇民之请永留拦潮大坝,以防黄浦江泥沙经龙华港内灌之禀词批文。林氏批文,体现其关心民瘼,注重河工之经世致用一贯吏风。”这一重要史料,1963年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和研究室在编《林则徐集》时,其中《公牍》一册缺道光十六年各类公牍,而《蒲溪小志》所录该年林则徐批文,恰可拾遗补缺(批文见《蒲溪小志》第22页至23页)。这一资料的发现,弥补了林则徐研究的缺失,也可以说是沈教授在治志的历程中,为林则徐研究立了一大功。

  一生惬意是文章。沈渭滨教授在世时寓乐于文。但愿他驾鹤西去,在极乐世界与恩师陈旭麓先生继续开怀畅饮,无文不“侃”,以文求乐吧!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