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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经皓首?金石可镂——记上海老知青志愿者群体查阅地方志史料的实践(宇宏) 2015/06/03

  宇宏

 

  2014年12月21日,在毛泽东主席发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指示46周年之际,《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在上海举办新书发布会,由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自2009年起组织实施的史料辑录工作,至此全部完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不仅持续时间长达30多年,仅直接参与的城镇知识青年总数达1700多万人,而且涉及到整个社会及每一个家庭,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知识青年运动。由于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评价问题至今难以定论,受到这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人们至今还在争论上山下乡的是非功利,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学术研究也难以为继,形成了当代中国“知青学”学术研究的困境。

  “知青学”学术研究的最大难题,是资料问题。从现有的资料来源看,主要是政府部门文件、档案资料、报刊文章,以及大量的知青文学作品、回忆素材等等。上述的种种资料浩繁而丰富,独特而珍贵,在当代中国历史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和无可替代的宝贵价值。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定宜庄、刘小萌出版《中国知青史》著述之后,有关知青历史的学术研究在其后的20多年中居然进展缓慢,究其原因,无非是“知青学”研究导向以及相关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有鉴于此,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之后,以有关“知青学”的史料整理工作为当务之急,为深入开展“知青学”研究提供扎实而系统的资料基础,于是在现有地方志中辑录整理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史料记载,即引起人们的关注。政府主持编纂的地方志,是以地方史志为特征的资料著述,它所记载的资料,都是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收集、整理、甄选和规范形成的,具有“存真、述史、资治”的特殊功能,也具有客观上的资料权威性。因此,从地方志中辑录相关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记载,则成为“知青学”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其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2009年9月,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开始组织部分老知青前往地处浦东王港镇的上海通志馆查阅地方志。在这里,他们欣喜地看到几乎每一部地方志中都有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资料记载,但困难也是出乎意料的:首先是地方志书的数量超乎想象,仅上海通志馆就收藏各类地方志书达4000多部,而自中央大力开展地方志编纂工作以来,列为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单位规划出版的地方志书就有6000余部。这样多的志书,以每人每天翻阅一部志书的效率计算,6000部志书大约需要6000个工作日,即使能够动员30多名老知青一起查阅,至少也需要200个工作日!其次,大家都是第一次查阅地方志书,不了解地方志的篇目结构,更不知道可能在什么地方查找到有关记载,这就陷入资料查阅的“盲目性”,只能一页一页地翻,一字一字地找,甚至有些概念搞不清楚,误判、遗漏等情况屡见不鲜,导致查阅效率很低。再次,上海通志馆远离市区,自龙阳路地铁站到通志馆所在地,乘公交车也要1小时到达,几经奔波,对于都是60岁左右的老知青们来说,只能是不堪劳累。最后,上海通志馆只是书库,没有基本的阅读及查阅的设施,人们只能以书捆当座椅,以纸箱、甚至两膝当书桌,在书柜之间的狭小过道中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于是,初来时的热情也随之消沉,首轮史料辑录工作不得不无疾而终。

  首轮查阅工作虽然搁浅,但人们已经越来越感觉到,对于中国“知青学”这门学科而言,从地方志中查阅辑录有关史料,这是一条必定要走的路子,也是上海知青对“知青学”研究应尽的一份历史责任。因为上海是全国输出知识青年数量最多的大城市,应该对中国“知青学”的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经过有关人员统一思想、严密组织、精心协调,2011年11月,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重整旗鼓,发起组织了部分老知青以“志愿者”的身份开赴上海通志馆,重新开展知青资料查阅工作。这次能够坚持参与查阅资料的老知青志愿者约有30人,按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六大区,分成六个小组,各自按照查阅工作计划分头进行。此后查阅人员变动比较大,前后加入进来参与查阅资料的老知青志愿者、大学生、北京老知青志愿者等各方面人员达到近百名之多。

  笔者为内蒙古插队知青,有幸参与了这次史料查阅工作。笔者首先经过两天的志书查阅,结合自己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的经验,提出了查阅地方志资料的具体步骤,经过对老知青志愿者进行暂短的地方志知识讲解,使老知青志愿者对地方志编纂的规律有所了解,从而使查阅工作有程序、有规范、有重点地展开,大大地提高了查阅工作的效率。

  由于地方志编纂的要求,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资料都不是集中编写在一起的,而是以资料的各种属性分门别类,以各种方式和形式编写在相关的编目中,呈现出散乱、零碎和多样的特点。作为共和国的一件历史大事,同时也是地方上的一件历史大事,这件事在地方志中不可能毫无反映,总会有蛛丝马迹、只言片语显露出历史的痕迹。放眼全国,哪个地方没有受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影响,又有哪个地方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事实?因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资料的入志是有其特殊性的,我们正是根据这些特殊性规定了查阅工作步骤。我们规定的志书查阅步骤主要如下:

  一、按照史料查阅的要求,首先确认地方志书的名称、著作者、出版单位及出版时间等。

  二、查阅“大事记”,自建国初期至1983年期间的历年大事记载,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迹都可能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出现,是从时间上体现知青运动的发展情况。

  三、查阅“目录”,在目录页中记取正文中可能出现知青史料的编目,以备重点查阅。

  四、查阅“人口编”,主要检索“人口机械变动”情况。

  五、查阅正文各编,按照知青史料的类别,查找与知青运动相关的各类记载,如“劳动人事编”有关知青就业安置的内容,“公安司法编”有关知青刑事案件,“社会团体编”有关青年运动的记载,“文教科卫编”关于知青参与队伍建设的记载等等。

  六、查阅“人物编”,凡出生于1945年至1958年期间的人物,均有可能是有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人物。

  具体地说,查阅资料的步骤突出了几个特点,作为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老知青志愿者来说,对这些特点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譬如上山下乡的时间范围,自20世纪50年代起至80年代初,前后将近30年;知青运动也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社会运动互相交集,是一种保持着自身特色的社会化运动,因此其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同时,不能忽视地方志编纂人员的思想理论水平,他们可能对上山下乡运动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因此对上山下乡的历史资料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不写或简略资料记载,或将有关资料按“门类”分解到其他编目中,人为地造成资料的分散;另外就是不排除地方志编目结构本身的问题,不知道上山下乡的历史资料如何处理,因此在编目安排上呈现五花八门的情况,使我们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到处查找。

  为了进一步提高查阅资料的质量,减少遗漏,我们选择了若干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关的“关键词语”,以备辨识资料内容的参考,如高小毕业生、返乡务农、青年学生、知识青年(或简称知青)、城镇青年、支边支农、插队落户、精简下放、垦荒移民、农场农垦、建设兵团、半耕半读、社来社去、工农兵大学生、赤脚医生、就业安置等等。所有这些关键词语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烙印,体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初期走向高潮的深刻的时代变化,仅仅是从资料的角度而言,也是反映知青运动不可缺少的基本概念。对于查阅资料来说,只有熟悉和掌握了这些“关键词语”的内涵,才能有效地减少资料查阅的疏忽、误判和遗漏,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地方志以规范的体例记史述志,是有一定成规的。自上世纪80年代党中央布置开展全国统一修志工作以来,在旧地方志编纂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三十年的具体实践,地方志编纂更趋于成熟和规范,这就为知青史料的查阅辑录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大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资料从这些地方志书中检索、查阅、挖掘、整理出来,形成了全国第一部专题性、专业性、专学科的《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严格地说,这其实就是一次修志用志的具体实践,是总结经验、找出规律,推动地方志编纂更贴近于社会实践、贴近于历史研究、贴近于理论研讨、贴近于科学利用。

  查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史料,原则上只收录地方志所记载的资料。如果不是地方志书,或不是1983年以来编修的地方志书,则不在查阅辑录的范围。在我们查阅史料期间,全国地方志“志书库”共有各类志书9847部,对应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不含台湾、香港、澳门),333个地级行政单位和2856个县级单位。为了保证史料辑录的完整性,首先要求保证全国每一个县级以上单位的地方志书都要查阅到。即以笔者负责的“内蒙古自治区”部分来说,内蒙古地方志“志书库”共录有218部地方志,而内蒙古县级以上行政单位共114个,其中有4个县级单位的地方志未能在上海通志馆和上海图书馆查到,直到经过中国国家图书馆方志馆查阅,才确定没有遗漏。

  前期查阅工作仅是在查找到资料的页面上,贴上填写页码的纸条并夹在书里,以标示资料的位置,然后拍摄成照片资料,留待以后统一打印。但资料拍摄以后,页码纸条就被丢弃,一旦资料拍摄效果不佳,就可能造成重复查阅资料的困境。而且这种方法对于几部志书的资料查阅或许不成问题,但对于数以千计的志书、数以百万计字数的如此浩繁的工作量来说,拍照片的程序就显得极为繁琐,不仅难以应付,而且极易造成资料来源的混乱,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查阅到的资料如何存档,是此后整理资料、核对资料、辑录资料的重要基础,直接影响到辑录资料的完整和质量,因此我们对拍摄资料提出具体的技术要求,如照相机镜头与页面持平,字迹清晰,字面不出现变形、叠字等情况;“一页一幅”,画面占满页面,不得漏拍页码及编名;注意资料内容完整,不得出现缺头、断尾等情况;标示字条应保留在原位置,以备复检;拍摄完成后,及时输入电脑,按查阅顺序存档,并备份资料,以防止意外丢失等等。

  但实际工作情况表明,拍摄资料这道工作程序不适宜查阅资料的工作需要,因为摄影人员对资料不熟悉,摄影技术达不到基本要求,因而拍摄的资料出现了大量字体变形,模糊不清,缺少页码、编名,甚至上无头、下断尾等资料不全的情况,特别是标示字条被随意取下,致使标示资料的位置再难查找,造成大量返工复查情况,严重影响了查阅工作的质量和进度。为此,我们取消了这一工作程序,改由资料查阅人员将收集到的资料直接复印,再将复印件顺序排放,由此逐步理顺了资料查阅整理工作的程序。

  如何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编排,也是我们在查阅工作中进行思考的问题。辑录资料的基本编排,是按照全国行政单位的排序走向的,即参照省级、地级和县级三级行政机构排列,并由地级带领所属的县级单位,这就不至于造成资料编排的混乱,也方便于读者查找检索。

  既然是从地方志书辑录史料,当然就有一个要不要保持地方志编纂特点,这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的原始、原态、原本和所谓“第一手性”的问题,至关重要。这就要求在查阅资料、收集资料、整理资料的一系列过程中,不对资料做任何加工或改变。《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与地方志书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注重于辑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资料,也仅仅体现在这种“针对性”方面。但改变还是出现了,最显著的改变就是取消了地方志原有的体例结构,全部施以“条目化”。地方志的特色在于它的体例和编目结构:体例表明它的大事记、正文、表格及人物编等是运用了不同的记述方式;而编目结构则明确资料的归属。显然,资料全部实行“条目化”以后,其地方志的特色也随之改变,尽管资料本身并未受到损害。

  该书原名为《中国新编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笔者对此提出意见,认为“新编”二字不妥。“新编”当然是相对于建国前的旧地方志而言,专指建国以后编修的地方志。事实是,自1983年以来我们已经实施了二轮修志,第二轮修志相对于第一轮修志,应该算是“新编”了吧?但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资料绝大多数都是从第一轮地方志书中查阅到的,这是因为第一轮志书大多涵盖了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以前的历史时期,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发生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而且,国家规定每20年进行一轮修志工作,因此哪一轮修志都不能称之为“新编”。

  以一个学术研究课题开展全国性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料的辑录工作,这不仅是一项资料收集的“重大工程”,而且是一个充分利用和挖掘地方志史料资源的大胆尝试。在史学界学术研究中还没有出现过这样大规模的资料收集,更没有出现汇编成整整七大册5000多页、洋洋600多万字的大部头资料书籍的先例。因此,这部《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为此后开展类似的史料辑录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证明了地方志的无与伦比的“存史”价值,地方志确实能够为开展各种史学研究提供真实、详尽、可靠和基础的历史资料,确实是一个内容丰富、信息量庞大的历史资料的“宝库”。

  (作者单位:上海市长宁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