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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宝沈先生(王孝俭) 2015/06/03

  王孝俭

 

  编者按: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渭滨因病抢救无效于2015年4月18日上午7时逝世,终年78岁。沈渭滨早年师从陈旭麓、魏建猷等先生,从辛亥革命史研究起步,在辛亥革命、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等研究领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在军事史、党史、区域文化史与社会史、地方史志、民族资产阶级及晚清人物研究方面也卓有成就。著作有《孙中山与辛亥革命》《道光十九年》《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困厄中的近代化》《晚清女主——细说慈禧》等十余部,主编有《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史卷》《近代中国科学家》等。本刊特发表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沈渭滨先生的学生王孝俭的回忆文章,以示哀悼。

  沈渭滨先生走了,在七宝古镇的大街小巷永远消失了。

  我和沈先生有师生之谊。七宝中学文革前有一个传统,学生管老师都叫先生,不管男女。因此几十年来我一直叫他沈先生,他的夫人汤先华老师,我也一直叫她汤先生。1964年我考进七宝中学高中,第一年沈先生就教我们政治课。教政治,实际上很难说是他的当行本色,我们学生也不喜欢政治课。但我们走近他,却是政治的因缘。那时他还是只教了三四年书的大学毕业生,但在七宝中学已有了名声,可称青年才俊。一次在南大楼底层走廊上的两大块黑板上,用粉笔字写了他的关于谁创造了历史的文章。当然他是循着当时主流“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说法。我和同学沈燧清等看了,认为沈先生的观点片面,写文章反驳他,文章也写在这两块黑板上。我们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说法虽然是官方主张的,但与现实不合,如果没有英雄史观,就很难理解和说明当今对领袖的崇拜和宣传,应该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和英雄共同创造的,不过有时有以谁为主导的问题。我们还借用了俄国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书中,关于对彼得大帝在俄国历史上的作用的看法来佐证我们的观点。学生写文公开反驳老师,在七宝中学历史上似乎还未有过,引起全校关注。实际上,我们的做法也是有点风险和冒失的。按照当时的政治气候,沈先生的说法是正当的,我们只是看不惯当时主流媒体一面宣传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一面在鼓吹个人崇拜,但显然我们看法是不合时宜的。此外,几个毛头学生,与老师争长论短,毕竟不太好。事后,沈先生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们的做法表示赞赏。不过他坚持他的观点,说我们还年轻,许多事情还不懂。后来老校长薛圭方在校会上对我们的做法大加赞扬,说学校学术空气浓厚。我想这可能还是沈先生向老校长美言的结果。由此,沈先生也记住了我们几个人的名字,彼此关系深了一层。

  对他的认识,因一件事进一步加深了。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九·三○”政变,纳苏蒂尔软禁苏加诺总统,镇压共产党,枪杀共产党领袖艾地,大规模排华。此事件震惊世界,也震惊中国。因为印尼是万隆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国之一,与我国友好。这次政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南亚的政治生态,打击了刚崛起的世界新兴力量,也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了十几天,沈先生在学校教师饭厅办了一个关于“九·三○”政变的讲座。现在想来,按照当时肃杀的政治气氛,这样的事不要说一个中学了,即便是北大、复旦恐怕也不宜做。沈先生穿着洗白了的蓝卡其中山装,左胸别着校徽,滔滔不绝,讲了政变前和政变中的印尼形势及今后走向。此事给我影响至深,给了我思辨的武器,还告诉我一个人视野的重要性。事实上,沈先生的影响不止于我,不少当年七宝中学的学生或多或少会受其影响。文革初,他被视为学校里的一个权威而受批,其因也多多少少出于此。

  由此,我认为,沈先生应该干政治,当个中学教师着实委屈了他。四十多年后,一次我和同学冯纪康及沈先生的老学生梅国华聚会七宝迪奥咖啡馆,一致说他当年是有志于政治的。听了我们的话,沈先生颇显痛苦和尴尬。第二天,他打了个电话给我,念了一段昨天的日记,还说听了我们的一番话,一夜没睡着。

  1968年我插队落户,种了10年的地,与他完全没有联系。后有一次传来沈先生在公社礼堂讲儒法斗争的消息,后又在《学习与批判》杂志上看到他的那篇大名鼎鼎的文章。我晓得沈先生在研究时髦的法家和倒霉的儒家。

  又见面,那已是文革结束后的事,在一个非常适合聊天的场所,七宝西湖浴室。这时的西湖浴室,已从蒲汇塘南的浴堂街搬到塘北天香楼饭店旁。沈先生穿着笔挺的西装,左胸上别了复旦大学校徽。我正惊讶时,沈先生说他现在在复旦历史系教书。多年不见,他比以前年轻了许多。他听说我正在上海师院中文系读书,沉吟了一下,又笑起来,说学堂是小了点,不过师院中文系实力不让其他大学。他出自上海师院,清楚母校情况,且总要讲点母校好话。

  真正知道沈先生的功力,那还是在1983年。那时我已在上海县志办工作,为了收集资料,在南京住了半年。一次在一家图书馆看到当期的《新华文摘》,有一篇沈先生讲上海海派文化的长文。《新华文摘》是国家重要刊物,那时能被转摘一篇文章是件了不起的事。海派文化,以前只是在鲁迅文章中看到,现在沈先生把它作为上海文化的主要特征,且泛化到相当广的领域,这我还是第一次了解。由此我知道,沈先生在全国学术界文化热的形势下,兴趣转到文化史的一个支别。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新时期海派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

  这样,我认为沈先生做学问再合适不过了。

  我是他的老学生,他的夫人汤先生还教过我们两年的政治,想来他的脾性我应该是比较了解的,但有时还是吃不准沈先生。我知道他有一段时间研究过太平天国,熟悉太平军进攻上海的历史,特别是太平军在七宝地区来来回回的战事。在80年代中期,我和朋友金九牛等县志办一班人也早对一些太平天国的主流研究有看法。恰好这时我已接手主编《上海县志》,对县志初稿中有关太平军在县内活动的记述不放心,决定请沈先生这个太平天国研究专家看看。那时他还住在七宝浴堂街9号,原七宝士绅、号称“李半镇”家的走马楼二楼。戴着呢料贝雷帽,确已有名牌大学教授的派头。知我来意后,说太平军在上海县的历史我很熟悉,可随口谈,不过你是学中文的,文人不得修志是古已有之的成法,再加上现在文过饰非的风气,是修不好志的。被他三说两说,我甚至不敢拿出志稿来。事情就到此为止。1993年新编《上海县志》要出版了,他托人带信来,要参加县志的首发式。首发式那天他果然来了,还兴致甚浓。我清楚,他这次出场,不是应景,是确实感到了新方志的价值,新方志决非“文过饰非”之作。县志还是送审稿时,他就要我给他看看记述七宝的那部分。原来他要去日本讲学,自拟的题目就是从七宝镇的变化看农村的发展。那时出国讲学是何等风光的事,他自然不会马虎,可资料哪里来呢。后听说沈先生的讲座因资料扎实,分析逻辑性强,开得非常成功。后来他就时不时地参加地方志活动,对地方志来了兴趣,写文章,参加评稿,出任地方志奖评委。1996年,我接任上海通志总纂室主任后,决定对《上海通志》原纲目以及写好的志稿重新调整,但阻力重重。1997年,到苏州东山开会,全面推出我的想法。沈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在东闵宾馆作了一个下午的情况介绍。这可能是沈先生第一次听他的学生谈地方志,我的看法颇合其意。第二天,在西山的石公山上,面对着飘渺的太湖,他向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常务副主任林克(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黄美真教授和副主任刘其奎教授力挺我的做法,认为我提出通志资料的整体性和资料的完整性,是抓住了通志的要害。后来,他真的研究起方志来。我们请他为上海县两本清代小志《蒲溪小志》和《紫隄村志》的整理本作序。他欣然答应,洋洋洒洒,一本正经,以论文的格调来写他的序。两篇序文精彩,可称得上当今评议旧志的不刊之作。在《紫隄村志》中他还提出中国地方小志成熟于清雍正年间,清晰地在中国地方志编纂史上划了一条浓线。这是他对地方志的贡献。

  和沈先生接触更频繁的是2000年七宝老街修复和2006年《七宝镇志》的编纂。这时,他常常穿格子衬衫和牛仔裤,有时还套件中长风衣,手拄文明棍。我常嘲他其衣着是复旦历史教授装。在老街修复改造和镇志编纂的这两件事上,我发现沈先生对故里的情感很复杂。他是地道的七宝人,出生于北大街沟水弄,除了当兵、念大学,都住在七宝老街里。民国时期家里开了爿菜馆。一辈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对古镇的感受和看法,与旅游者是大不同的。体会到集镇人际关系复杂,集镇的衰败,交通不便,生活设施简陋等诸多困难,故时有烦言。尤其是后来他名声大了,来往的人多了,对客人如厕不便,电话不通,常感歉意。但真的到了一种时候,我又看到了另一个沈先生。老街改造,他被聘为文化顾问,每周一会必到,侃侃而谈,眉飞色舞,比自家房子装修还要起劲。情不自禁写了《蒲汇塘桥重修记》和《修葺七宝老街碑记》镌刻在石头上的大文,文中抑制不住对故里溢美之情。又对老街修复必须修旧如旧的主张提出质疑,认为老百姓欢迎就是好。《七宝镇志》参加全市地方志奖评比,他担任全市地方志奖评委,评比中举贤不避亲,以其最擅长的总结法,提出《七宝镇志》三点长于他志的地方。其实,沈先生不同于一般学人,他把自己的家与故里的发展紧紧连在一起,凡家乡事多有关心。文革前,我就在《文汇报》上看到过他写的蒲汇塘史实的文章,引起我极大的好奇,要知道,那时很少有地方史研究的。复旦的师生也常常把他的名字与七宝联在一起,这是他的荣誉。现在的大学里老师有如此鲜明的地标身份,已非常少见。

  沈先生之对复旦,也如对七宝,感情颇多复杂。他进复旦没人提携进不了,进了无突出作为也呆不长,更遑论当名师。在复旦,他是非“正嫡”出身,很长一段时间里,难免有“掣肘”之感。然而,他的事业都成就于复旦,他的后半生就在复旦教学、研究中度过,那里有他喜欢的学生和亲密的同事。他和复旦割舍不了。我有不少从复旦出来的朋友,他们告诉我沈先生在历史系上课是头挑,口才好,板书漂亮。这我知道,40多年前我领教过。他研究的方向早已转向近代史,特别是晚清史。这我不太懂,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十分有趣的领域,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就是在这时走向末路的,这样的丕变,其因其果一定是符合像沈先生这样的历史学家研究口味的。我陆续收到了他送给我的一本本专著,有《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困厄中的近代化》《晚清女主——细说慈禧》《道光十九年》,以及《中国近代史大事年表·近代史卷》等。这些著作基本勾勒出沈先生的学术脉络,我看了之后,对他的学问和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不少著作已为经典,《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在日本出版数版,是日本大学中国问题专修生必读书。《道光十九年》另辟蹊径,从另一角度研究鸦片战争和大清帝国,书的装帧深合其趣味,他说这本书是我所有书中最漂亮的。他又主持“国家清史工程”传记光绪朝(上)的编纂,他还用此书的编纂款项请我们吃过饭,说从我们身上获得了活力,算是活力费吧。凡此种种,我细想确也不易,而从地域文化来说,他确是为七宝、为闵行区增了光。他终身在这里耕耘,耗尽了血和汗。

  平时和沈先生接触中,我发现他时而老成时而天真,甚至好笑。酒席上兴致来时,他也会说些趣话。一次他说他有“红颜知己”,还说这些汤老师都知道。说着呵呵笑起来,我们这批老学生也忍不住笑出声来。还说台湾一个女学者要请他去台湾,等等。这时我们很想知道下回分解,到这时他却打顿不讲了,未免让我们扫兴。他是体育迷,重大赛事必看,虽然他本人看起来没一样体育运动是“来赛”的。他更是一个铁杆球迷,中国队参加国际比赛,屡战屡败,他还是一场不漏,大家笑他“痴”,他说球再臭也要看,下次国家队会赢的。世界杯更不会放过,会集结到朋友家看通宵。他原是菜馆小开,当然懂吃,前几年还现身为老朋友的餐馆点心做过广告,不过,至今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吃鱼,他家的宏兴菜馆响油鳝丝当年在七宝是有名气的。

  沈教授走了,在复旦校园永远消失了。沈先生走了,在蒲汇塘畔永远消失了。不过,我想像这样的老先生,他仍会如韩愈所云,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