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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龚氏渊源考(龚伯荣) 2015/03/26

  龚伯荣

  崇明龚氏先祖何人?崇明龚氏先祖来自何方?

  《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记载,崇明龚氏初祖龚猗,南宋初先徙苏州,再迁昆山;始迁祖龚大荣,元至元时迁至崇明,泰定二年创庆丰圩田数十顷,遂家焉。二子:德润、德浚,分别为北、南二宅祖。由此,笔者对照史料、研究方志、细阅家谱,做了一番考证、研究。

  最早提到龚猗的史料是《中吴纪闻》。《中吴纪闻》是南宋士人龚明之(1090—1182)所著,是记录南宋初年吴中地区风土掌故的笔记。《中吴纪闻·卷四》记载,“今县之西二十里许,有村曰信义”,“汴人龚猗,仕至殿中侍御史,居于是村之南”,“因插银杏枝活,时人异之”。短短四十个字,告诉我们关于龚猗一些极为重要的基础信息:龚猗原是宋都汴京人士,官至殿中侍御史,居住昆山西二十里的信义村之南,因插银杏枝成活,乡人深感惊异。那么,龚猗为何从宋都汴京迁至昆山信义村的呢?

  据《龚氏家乘》记载,龚氏初祖龚猗乃“宋徽宗壬辰进士”。北宋时期,汴京为北宋都城,经过宋王朝一百多年的治理,汴京社会安定,市场繁荣,百姓富足,张择端流传于世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这一时期汴京、汴河的自然风光和繁荣景象。北宋正和二年(壬辰年、公元1112年)三月,青年龚猗英姿勃发,器宇轩昂,汴京赶考。据《宋史·本纪二十一》记载,三月十二日己巳,宋徽宗在“集英殿策进士”。三月二十二日己寅,宋徽宗“赐礼部奏名进士、出身七百十三人”,龚猗与莫俦等“七百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龚猗被“授承信郎”,起步仕途,初涉宦海。

  青年龚猗功成名就、踌躇满志,在汴京安家立业、报效朝廷。然而,北宋末年,已是多事之秋,庆历新政失败,社会矛盾凸显,民族纷争不断,先后爆发了宋江、方腊农民起义,又与北方女真族政权金国连年征战,北宋皇朝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龚猗三个儿子分别取名安、宁、定,折射出龚猗对社会安定、家庭安宁的内心渴望。

  过了十五年,北宋皇朝发生“靖康之乱”。靖康年间(公元1126—1127年),宋金交兵,金兵攻破汴京,俘虏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两位皇帝,赵氏皇族、后宫嫔妃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被虏去金国,史称“靖康之耻”,又称“靖康之难”。靖康二年(1127年),宋徽宗九子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成为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1127年改元建炎,宋室南迁,途经扬州、镇江等地,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今杭州)。南迁途中,作为“承信郎”,“宋殿中侍御史龚猗扈从高宗南渡”(《苏州府志》)。研究史料可知,龚猗“乘舆播迁”,“扈从高宗南渡”,龚猗鞍前马后,出生入死,护驾有功,得到宋高宗赏识,由“承信郎”“荐擢御史,监察浙江”,后加封至“殿中侍御史”。

  按宋代管制,殿中侍御史属御史台,其职责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宋史·志第一百四十七·职官四》)。南宋初,朝廷面临徽宗、钦宗二帝被虏,南、北与金分治的乱局,朝纲混乱。李纲、宗泽、赵鼎主战,力主“收复中原”、“抗金勤王”;汪伯彦、黄潜善、秦桧主和,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宋高宗迫于形势和民意,一时起用主战派李纲为相,安抚民心;不久又起用宠臣汪伯彦、黄潜善,放弃中原。龚猗作为殿中侍御史,在朝廷上仗义执言,“廷辩”、“奏弹”,“以忤贼桧”(《巢林笔谈》),旗帜鲜明地支持主战派,主张收复中原。《龚氏家乘》记载,龚猗不满汪伯彦、黄潜善柄政、反对秦桧为相,屡次上疏。宋高宗只求偏安一隅,苟安于江南,后任用秦桧为相。龚猗闻之,叹曰“中原自此不可復矣”,“自此始,随草疏劾桧六不可相、赵鼎六可相”,但“疏三上而帝不答”。龚猗不愿同流合污,“遂投劾,冠挂而去”,弃官离职,先隐居姑苏、后迁居昆山。

  《龚氏宗谱》有这样一段记载:龚猗上疏朝廷,请罢黄潜善、汪伯彦为相,宋高宗“览奏、欲起”,“公前引帝裾”,“抗辞论谏声动堂陛,左右为之股慄”,“帝怒,拂衣而入坐,是降为散骑郎”。就是说,龚猗上疏时,宋高宗欲起身离去,龚猗上前拉扯着皇上的龙袍,高声进谏,声动朝堂,皇上大怒,将龚猗降为散骑郎。此段描述绘声绘色,笔者查阅《宋史》、《昆山县志》等,尚未发现此类史料。《宋史·列传四十(寇准传)》则记录了一件类似的事件:宋太宗时期,寇准任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期间,有一次“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辙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上由是嘉之”,得到宋太宗的赞许,“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中国历史上,臣下敢于拉扯皇上龙袍而进谏这类事件极为罕见。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为宋太祖。宋太祖奉行“以文靖国”的理念、实行“佑文抑武” 国策,立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遗训,宋朝历代皇帝遵循宋太祖遗训,臣子敢于上疏、皇上予以容忍,上述事件的发生不是没有可能。至于龚猗上疏“引帝裾”之事,尚需专题考证。

  南宋初年,吴中地区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吴郡志》记载,“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又曰‘苏湖熟,天下足’”,反映的就是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物产丰富、百姓富裕的现状,将相士大夫多喜“卜居”吴中地区。南宋时期,吴中地区隶属平江府(今苏州一带)。龚猗迁居昆山,居于昆山信义村之南。《中吴纪闻》记载,“今县之西二十里许,有村曰信义,如娄县之存旧名也,俗遂化为镇义”。“汴人龚猗,仕至殿中侍御史,居于是村之南”。《吴郡志》记载,昆山“县西二十里有村曰信义”。《信义志》记载,“龚遇仙猗祠在贞里,内有银杏”。据考证,南宋昆山信义贞里即今属昆山玉山镇燕桥浜村。从此,龚猗就在昆山安家落户、繁衍生息。据《龚氏家乘》记载,龚猗子孙先后迁至昆山戴墟、茜泾、蒋泾、泗马泾、盆渎等地居住。此后数百年间,龚猗后裔大多都在苏州、昆山、嘉定、松江、太仓一带生活。元初,龚猗七世孙龚大荣(字显卿)迁至崇明。

  龚猗迁居昆山期间,有一些关于植银杏树的记载。《中吴纪闻》记载,龚猗“因插银杏枝活,时人异之,目为遇仙云”。《巢林笔谈》记载,“银杏树荫下可布数十席”,世称此银杏树为“遇仙树”、龚猗为“遇仙公”。《信义志》记载,龚猗迁于昆山途中,“途遇道人,谓曰‘枯枝再生处可定居’。至信义,见枯枝从流下,因插之于地。祝曰,‘是枝得活,我当居此’。枝果活,乃银杏也,后成大树,蓊鬱虬盘,如瘿如乳者七十余颗,是为其子孙嗣世之数。乡人遂名曰‘遇仙树’,四方皆知龚以银杏开家”。可以判断,龚猗是农林植树的高手,亦是种植银杏的专家。明朝万历进士王象晋所著介绍植物栽培的专著《二如亭群芳谱》就有龚猗植银杏树一事的记载。

  《龚氏家乘》记载,“时江南大疫”,“公取所植草,授之曰‘服之当愈’。果愈,远近争求,取之活者甚众。人谓前所遇者、其仙乎,遂号之为遇仙公”;又记载,“时兵灾之后江南大疫,凡有疾来告者,即採草使煮,服之全活甚众,以故远近德而神之,皆称遇仙翁云”。可知,龚猗不仅是农林植树的高手,还是治病救人的医者,更是乐善好施的神人。

  龚猗是北宋“宋徽宗壬辰进士”,熟读诗书、重视子孙教育;又曾任职“殿中侍御史”,谙熟官场、关心后代仕途。其长子安、三子定宋建炎丁未年(1127年)同为进士,长子安仕至川陕宣谕史、三子定仕至殿中侍御史。其后裔为宋、元、明皇朝建功立业者不乏其人。曾孙文度任宋昆山县教谕、六世孙浚善任元蒙古驿使。《苏州府志》记载,龚猗七世孙詧“幼读史记”,“诵如悬河”,“人或试之,不错一字”,“洪武二十一年,以春秋应试文学科,荐授岳州学正”,后“擢兵科给事中,旋加都给事中”。八世孙诩焚膏继晷,以精湛医术治病救人,造福乡里,后入祀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

  龚猗任职“殿中侍御史”期间,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为后裔做了规矩,为百姓留下口碑。《皇明昆山人物传》记载,“龚氏人物自宋殿中翁猗以来,世以绳尺自检,敬法独好,任达不屑世务”。《巢林笔谈》记载,“自静轩公理以名藩谥清惠,世有廉吏,如海峰公瑾之令闽清,揽斋公承恩之判汉阳,鸣梧公起凤之令杞,子孙皆贫,不能自存”。“邑人有‘欲为清,视龚卿’之语,张元长先生曰:‘此其为龚氏之世谣也哉’”。龚氏后裔为官清廉,子孙皆贫,当地人把龚氏视作清廉的象征,故有“欲为清,视龚卿”一说。

  龚猗所植银杏树枝繁叶茂,“其平如盖,其广如屋”,又在银杏树旁盖了一座银杏堂。元明时期,宋殿中侍御史龚猗和遇仙树的轶事在吴中地区广为流传,已是世人称道的人文景观。明龚紱著《龚安节年谱》记载,信义“为遇仙翁发祥地”,“有龚邦衡遇仙树传可据”。明嘉靖进士、太常少卿王世懋《祁县令龚君起凤墓志》记载,“宋殿中侍御史猗从高宗南迁,始居昆山,有银杏之祥家族”。《信义志》、《信义志稿》记载,明正德年间,南京大常寺卿方鹏作《银杏图记》一文以记之,“以志不朽”。明末翰林编修、内阁大学士朱天麟亦曾造访银杏堂,感慨良多,特赋诗七律一首:“曾闻银杏敬华堂,侍御名垂奕叶光。一片斜阳余野草,千年遗迹感沧桑。因思往事同今日,更得前型共此乡,我恨棲迟生已晚,来歌聊復赋甘棠”。

  南宋、元、明时期,当地流传有不少关于龚猗的遗闻轶事。《苏州府志》记载,龚猗植银杏,“乡人名曰遇仙树,明徐达统兵攻苏,欲伐之,操斧者卧而止”:《昆新县志》亦有记载,龚猗植银杏,“乡人名树曰遇仙。明初,大将军徐达统兵攻苏州。经此,有兵欲伐之。方挥斤,忽僵直而止,后亡于市儿之手,远近叹惋”。可见,龚猗所植银杏树在当地百姓心目中,已然是一株不可冒犯的“遇仙树”。

  这些遗闻轶事反映出龚猗得到昆山当地百姓的尊重和爱戴,龚氏家族成为当地望族。昆山地区也形成一些美好的传说,甚至把龚猗当做“江湖神”来供奉。《巢林笔谈》记载,“自侍御公以下七世皆为神,迄今犹祭于社。其旁枝之列于神牒者,不下数十位,故世传龚氏多神”。直至光绪七年(1881年)修编的《昆新县志》还记载,“龚遇仙猗殁而为江湖神,其后若贤及子珩理琚孙紱并得为神明,皆有封号。其族有名定、安、善夫、敬夫、文鼎、文震、椿、桂、柏、天佑、天福、天德,敬荣临者先后俱为神名。文璵者号半仙,生而神异,人称塘湾三官人,因其所居而呼之也。相传龚氏为神者二十三人,祠宇不一俱奉之,曰龚太太云”。《信义志》记载,“龚遇仙猗祠在贞里,内有银杏”;明方鹏《银杏图记》、道光《昆新县志》都记载,“唯亭南戴区太平桥东岸亦有龚猗祠,祠前有银杏高三、四丈,大十围”。

  史书和家谱所述内容可信度如何?笔者以为,《中吴纪闻》是南宋士人龚明之(1090—1182年)所著,记录的是南宋吴中地区风土掌故,且龚明之是绍兴二十年(1160年)进士,与龚猗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中吴纪闻》的素材源自个人亲身经历和感受、来自名人魁士交流加所闻、受自父辈言传与身教,所书内容详实可信。《吴郡志》是南宋参知政事范成大(1126—1193年)所修,所修内容属实无疑。《苏州府志》、《昆新县志》、《信义志》乃历代官方志书,《昆新县志》清末的一次修编是光绪七年(1881年),沿袭历代《昆山县志》,所辑资料基本准确。《巢林笔谈》为清代不仕文人龚炜(1704—1769年)所著,是研究明清之际江浙地区社会、文化、文物的重要文献资料。综上所述,《中吴纪闻》、《吴郡志》、《巢林笔谈》、《苏州府志》、《昆新县志》、《信义志》等所述内容应该是基本符合史实。

  笔者还以为,关于龚猗的记录和著述,始见于《中吴纪闻》而《中吴纪闻》是龚明之(1090—1182年)晚年之作;又见于《巢林笔谈》,《巢林笔谈》是龚炜(1704—1769年)所著;后见于明、清时期的《苏州府志》、《昆山县志》、《信义志》。而依目前所见最早《龚氏家乘》序文判断,《龚氏家乘》初修于嘉靖壬子年(1552年),有关龚猗史迹的记载则始见于乾隆甲寅年(1794年),明确龚猗“事载邑志、入中吴纪闻”。可以认为,从史料先后的逻辑关系来说,《龚氏家乘》关于龚猗的记载是依据《中吴纪闻》、《巢林笔谈》、《昆山县志》等史料而写的,基本是可信的。

  至元初,龚猗七世孙龚大荣(字显卿)迁至崇明。据《龚氏家乘》记载,迁崇始祖龚大荣(字显卿)元初到崇明姚刘沙。当时,长江水所挟大量泥沙在江口逐渐沉积,形成星罗棋布的河口沙洲,“海中新涨田圩尚多”。龚大荣筚路蓝缕,“筑塘捍水”,到“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已开垦圩田数十顷”,从此在崇明娶妻生子、安家落户。龚大荣生二子,长子德润(字和之)、次子德浚(字泽之)。二子成家后,“南、北分二宅”,长子德润居北宅,次子德浚居南宅。德润生二子,长子文忠(字廷直)、次子文信,成家后分别为北宅长房、北宅二房;德浚生五子,长子文质(字仲实)、次子文炜(字全奇)、三子文焕(字以明)、四子文岩(字希说)、五子文绍(字循武),成家后分别为南宅长房、南宅二房、南宅三房、南宅四房、南宅五房。自此,龚氏后人在“东海瀛洲”繁衍生息,在崇明这颗长江口明珠岛上生活,至今已七百余年。

  如上所述,研究结论是:崇明龚氏始祖龚猗,北宋时期生活在中原汴京(今河南开封),因靖康之乱,随宋皇室南渡,迁徙至昆山地区生活。元初,龚猗七世孙龚大荣(字显卿)迁至崇明姚刘沙开荒拓地、成家立业,在“东海瀛洲”繁衍生息,乃崇明龚氏迁崇始祖。

  笔端至此,又一个问题油然而生:寻根溯源,崇明龚氏始祖龚猗来自何方?这是另一个课题,期待专家、学者研究,进一步探究龚氏渊源。

 

  (作者单位: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宣传文化促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