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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后的“脚印”(朱少伟) 2014/11/27

朱少伟

 

  当上海朝近代化方向迈进之际,遭遇前所未有的变局:根据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及其附约,它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一起被强辟为通商口岸。至于上海因何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觊觎,其中有个秘密;而一些早期马路的变迁,则显现了上海开埠后的“脚印”……

  吴淞口出现间谍船

  英国从清代乾隆年间起,屡次遣使来华提出开辟通商口岸,均未涉及上海;为什么到鸦片战争时,却盯住申城?要解开这个谜,得从“阿美士德”号谈起。

  1832年2月26日,一艘大型西洋帆船自澳门启碇,鬼鬼祟祟地顺着中国海岸线北上,此即“阿美士德”号。那时,英国因要求增辟通商口岸未果,想用武力来改变清廷的态度,但苦于不了解对方沿海地形、港口深浅、防卫设施,所以便由东印度公司派出了这艘间谍船。

  “阿美士德”号伪装成“乘风漂至”的迷航商船,实际却配有多种先进的军事装备。它的指挥者并非船长礼士,而是原广州英国商馆职员林赛(化名胡夏米),及其重要助手郭士立(化名郭甲利),两人皆“略晓汉语,粗识汉字”。林赛一伙采取威胁、硬顶的手段,经过厦门、福州、宁波,于6月20日将船驶进长江。第二天,他们在吴淞口附近换乘小艇,强行闯入黄浦江,从上海县城东门外登岸,随即向上海道台衙门递交“希望得到中国北部港口直接贸易”的禀帖。上海道台衙门断然拒绝,并勒令“即速开船,遵照旧例回粤贸易”。然而,他们借故拖延,加紧绘制海图、测量航道、察看要塞,不择手段地搜集经济情报,甚至还游历崇明岛。直到7月8日,他们才悄悄离去,继续朝北行驶……

  “阿美士德”号返航后,林赛在撰写的报告中说:“上海事实上已成为长江的入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中心,它的国内贸易远在广州之上”,“这一地区在对外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特殊优越性,过去竟然未曾引起相当的注意”。郭士立的《中国沿海三次航行日志》则称:“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尤其是中国中部诸省的大门”。

  由于林赛和郭士立的介绍,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开始觊觎上海这个“黄金口岸”。

  洋泾浜与“露天通事”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在屈辱中开埠。

  昔日,在黄浦江西岸有一条名为洋泾浜的支流,长约两公里,宽不足二十米。清代嘉庆《上海县志》记载:洋泾浜东引黄浦江水经八仙桥西流,北通寺浜(今慈溪路、重庆北路一线)、宋家浜(今苏州河),西通北长浜(今延安中路),西南通周泾(今西藏南路)。它虽是一条不起眼的小河浜,却四通八达。

  洋泾浜一带,原先分布着几家旧式木船行,大片农田里种植水稻和棉花。鸦片战争后,洋泾浜与“洋”有了不解之缘。1845年11月,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经过强行要求,迫使上海道台宫慕久同意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厂(今北京东路外滩一带)以南、黄浦江以西(北界未作说明)的滩地,供英商建房居留;1848年8月,法国首任驻沪领事敏体尼看中洋泾浜和上海县城(今中华路、人民路环线内)之间的一片空地,也不断软硬兼施,迫使上海道台麟桂于翌年4月同意将它作为法侨居留地,于是最初的英租界和法租界形成(在此期间,虹口一带出现美租界;1863年9月,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后来称为公共租界)。从此,原先默默无闻的洋泾浜名气大噪,成为颇受瞩目的英租界和法租界之界河;而“洋泾浜”(或“洋泾”)一词,则一度被用作上海租界代称。王韬在1875年刊印的《瀛壖杂志》中说:“洋泾浜为西人通商总集,其间巨桥峻关,华楼彩辂,天魔赌艳,海马扬尘,琪花弄妍,翠鸟啼暮,以及假手制造之具,悦耳药曼之音,淫思巧构,靡物不奇。”

  由于交通的发展,洋泾浜畔逐渐形成两条小街,南岸称孔子路、北岸称松江路(今皆融入延安东路)。浜上则陆续架起八座桥,它们分别为外洋泾桥、二洋泾桥、三洋泾桥、三茅阁桥、带钩桥、郑家木桥、东新桥和西新桥。该地段商铺、酒家、茶楼、烟馆林立,西人纷至沓来。于是,“露天通事”应运而生。

  当年,懂外语者被唤作通事,游荡于马路的蹩脚翻译则被讥为“露天通事”。随着大批从事经济掠夺的外商涌入,在没有共同语言而又急于交流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商业英语”,西人称为 “别琴英语”(pidgin English),华人叫做“洋泾浜英语”;其特点是以当地母语为主,夹杂许多英语词汇,属于不同语言人群进行联系的混合语言。“露天通事”一般在洋行打过工,稍谙一些英语词汇,但读音不准、语法不通,讲的都是“洋泾浜英语”,西人听了仅勉强可意会。

  随着“十里洋场”的畸型繁华,“洋泾浜英语”曾大行其道。据统计,“露天通事”起先仅三十余名,最兴旺时达二百余名;“洋泾浜英语”的单词,大约七百个,后来由于教授英语的正规学校纷纷开办和大批留学生回归,“露天通事”慢慢匿迹。

  1914年,因洋泾浜已污秽不堪,上海租界当局开始实施填浜,修筑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

  从派克弄到南京路

  鸦片战争前,今南京东路从外滩到河南中路段只是一条东西向的田间小道。开埠后,一些洋商发现了它,觉得可以用来跑马;随着马蹄声响起,它逐渐被整平加宽。附近居民见西人常在此跑马,遂称之为“马路”。

  1848年,西人在今南京东路、河南中路交汇处西北面圈占农田八十余亩建第一个跑马场,附设滚木球场、英式墙手球场,因内植花木而叫做“花园”(俗称抛球场) ;1850年,又组织跑马总会(Race Club),并举行比赛。从1851年起,原先的“马路”正式被分段筑路,因它通“花园”,便叫做派克弄(Park Lane)或花园弄(Garden Lane),俗称大马路。跑马总会在经营三年后,趁地价上涨将花园卖掉,在今湖北路、北海路一带另建面积为一百七十余亩的第二个跑马场,派克弄也延伸到今浙江中路口。1862年,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筑路”使派克弄穿过第二个跑马场,推进至泥城浜(今西藏中路);不久,再往西面静安寺方向修一条马路,定名静安寺路,也叫做涌泉路(抗战胜利后更名南京西路)。1863年,跑马总会再次以高价将地卖掉,开始在泥城浜西岸建面积为四百三十亩的第三个跑马场(俗称跑马厅,今人民公园、人民广场一带)。1865年,派克弄定名南京路(抗战胜利后更名南京东路),已初现热闹街景。

  西方冒险家和中国富商均认为南京路是发财的好地段,纷纷在此租地造房开店;早期沿街多为瓦屋顶或瓦楞白铁顶两层砖木结构建筑,通常前作店堂后做仓库。后来,南京路日益兴盛,犹太裔房地产大亨哈同出于商业目的,主动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请缨,斥资铺铁黎木路面。这样,南京路便成为当年远东最漂亮的马路之一。

  在晚清,葛元煦的《沪游杂记》这样记述南京路及其周边:“上海货物皆有聚市之所;如绸缎在抛球场路南及东门内外,绣货在盆汤弄,丝茶栈在二摆渡者居多,洋布呢羽在英大马路”,“洋广杂货在棋盘街及法大马路”;颐安主人的《沪江商业市景词》则云:“满街装饰让银楼,其次绸庄与匹头;更有东西洋广货,奇珍异产宝光流”。

  山东路与新闻出版业

  现在的山东中路,始筑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初名庙街;1865年,更名山东路(抗战胜利后更名山东中路),中段俗称麦家圈,北段曾叫做望平街(今南京东路至福州路)。

  麦家圈的墨海书馆(起初设在上海县城北门外),1843年由传教士创办,是近代上海最早的出版机构,引进比较先进的印刷设备,印行了大量介绍西方宗教、政治、科学的书籍。后来,附近还曾设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以及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等。

  望平街曾被誉为“报馆街”。这一带先后有过数十家报馆,如《申报》《新闻报》《时报》《警钟日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时事新报》《中外晚报》《中华民报》《大共和日报》《天铎报》《太平洋报》等均曾驻足。当年,在这条不长的马路上,每天清晨报贩云集,成捆的报纸从各报馆搬出,有的用车拉,有的用肩扛,送往上海各处和江苏、浙江等地;逢报馆出“号外”,到此打听消息者站满街头,贩运报纸者更是挤得水泄不通,诚若《上海鳞爪竹枝词》所云:“集中消息望平街,报馆东西栉比排。”

  可以说,山东路与近现代上海新闻出版业发展的关系颇为密切。

  黄浦江边高楼林立

  外滩早先俗称黄浦滩。1846年春,英国驻沪领事馆在这里落户,接着美国、法国、荷兰、奥地利、西班牙、德国、丹麦、意大利等国也陆续在附近设领事馆。1848年9月,英国植物学家福钧在第二次抵沪时有这样的观感:“使我惊讶的是沿岸的外观。我曾听说上海已建了许多英美洋行,我上次(按即1843年)离开中国时,的确有一两家洋行正在建筑;但是现在,在破烂的中国小屋地区、棉田及坟地上,已建立起一座规模巨大的新的城市了。”

  上海租界当局在外滩的第一个市政工程,是用鹅卵石、煤渣将临江纤道铺成一条马路。在英租界内的那段筑于1848年,初名扬子路,后来定名黄浦滩路(抗战胜利后更名中山东一路);在法租界内的那段筑于1856年,初名黄浦滩马路、法外滩路,后来定名南黄浦滩路(抗战胜利后更名中山东二路)。

  1856年,英国人韦尔斯组织的股份公司在苏州河河口附近建收“买路钱”的木桥即“韦尔斯桥”,因坐落于外摆渡渡口,市民习称外摆渡桥。1876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其东面建免费通行的木质浮桥(基桩腐烂的旧桥被折价收购并拆除),因紧靠公共花园(Public Park)即今黄浦公园,定名“公园桥”(Garden Bridge),市民习称外白渡桥。上世纪初,由于电车引入上海,必须对位居要津的木质浮桥进行改建;1907年底,全钢结构的外白渡桥通车后,成为外滩的一道亮丽风景。

  外滩一带的建筑,大体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变迁:十九世纪中后期为初建时期,建筑先是木结构,后来发展为砖木结构,以西洋柱廊式为主,内外构造细部呈意大利、希腊、英、法等国风格,据1855年上海公共租界的简图标示沿黄浦江已有十六处重要建筑;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为发展时期,作为“冒险家的乐园”,这里的房主频繁更换,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逐渐取代旧屋拔地而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兴盛时期,随着资本的积累,许多建筑又再次被翻建,形成不少多层和高层楼房,式样五花八门,如有英国古典式、英国新古典式、英国文艺复兴式、法国古典式、法国大住宅式、巴洛克式、哥特式、东印度式、近代西方式、折中主义式、中西掺合式等。当年外滩的基本建筑格局一直保存至今,这里堪称“万国建筑博览”。

  这几条马路的“身世”表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动机不可能完全决定效果,开埠在客观上促进了上海这座城市的近代化。然而,上海能迅速崛起,最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第一,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处在东亚大陆海岸线中点,由此抵北美和西欧的距离大致相等;第二,在鸦片战争前已是江南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有近二十万人口,发展潜力巨大;第三,作为江海要冲和重要商埠,这里聚集着我国各地的人才,他们成为城市建设的有生力量。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