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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对上海公共租界的侵夺(马长林) 2005/12/19

上海档案馆    马长林

上海公共租界,自1845年设立英租界以来,到20世纪30年代,经过80年的发展,成为上海城市的中心区域,在这时集中了上海乃至远东的金融资本,集中了上海将近三分之二的工商企业,集中了上海近一半的人口。从某种意义上讲,谁控制了公共租界,谁就掌握了上海的经济命脉。20世纪初期,当日本侨民的数量超过英国而占据了上海外国侨民首位后,日本即谋求插足公共租界事务并企图控制租界,一批有扩张野心的日本人已想对上海公共租界事务拥有发言权。30年代,随着日本势力的急剧膨胀,日本官方处处表现出想插足公共租界事务进而控制租界的野心,只是由于英、美势力在租界内还占据上风,才没有如愿。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除了华界,日军还占据了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北的“丙”区和“丁”区,当时迫于复杂的国际关系,日本对英、美还没有撕破脸皮,故对上海公共租界也没有敢贸然全面侵入,尽管如此,日本侵占上海公共租界之野心日益暴露,其行动则呈步步进逼之态势。日本对公共租界的侵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施加压力迫使租界当局取缔抗日言论,企图在舆论上完全控制主导权

1937年11月12日,在上海失陷的当天,日方即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1.取缔一切反日机关,禁止一切反日性质的宣传品;2.驱逐驻在租界内的中国政府机关及代表;3.禁止中国政府的邮电检查;4.禁止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5.禁止未经许可的中国无线电通讯机构。11月24日,在工部局“劝告”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民报》、《时事新报》、《中华日报》、《立报》等被迫停止工作。28日,日军宣布接管原由中国当局行使的报刊监督和检查权,并在12月13日强占上海新闻检查所,通令各报自14日晚上起将小样送交检查,未经检查的新闻报道一概不得刊登,由此《申报》、《大公报》等因拒绝检查,被迫宣布停刊,《文汇报》、《译报》、《导报》等一些报纸为避免同日军纠缠,用洋商名义进行注册登记。

1937年11月13日,工部局总董根据英、美两国政府的态度,宣布工部局持中立态度,在中日战争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对双方在租界内的权益一视同仁,租界内行政权没有变化。由此虽然公共租界成为被日军包围的“孤岛”,上海的抗日进步力量则利用租界内外商出面发行的华文报纸进行抗日宣传,使抗日之声在上海不绝于耳。日本当局对此当然不能容忍,为此多次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对租界内宣传抗日的报纸进行取缔。这一年,公共租界内有11种出版物被勒令停刊,23种报纸被警告45次。1938年,有86种刊物和4家通讯社被警告、勒令停版和停刊。1939年4月,日本驻沪领事又两次向工部局提出备忘录,要求取缔租界内反日报纸,对报刊实行新闻检查。工部局乃于5月再次发布告示,禁止抗日宣传活动,并要求各外商报纸送工部局警务处检查。这一年工部局警务处对89种报刊发出警告,有18种报刊被停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共租界内的报刊管理完全被日军所掌握。在这同时,日军对广播电台也加强了控制。1938年3月,日军在上海设立广播无线电监督处,通令上海地区各广播电台重新向该处登记领照,由此工部局董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责成警务处监督华商电台节目,对凡是播出反日或政治节目的电台,都予以关闭。太平洋战争后,日军报道部和宪兵队则完全控制了公共租界内的广播业。

二、以武力对侵占租界作出威胁

1937年12月3日,日军约6000人武装列队在公共租界游行,日军行至南京路广西路口,一爱国青年投手榴弹炸伤日军3人、日侨1人后遭枪击死亡,日军当场封锁出事地点,搜查行人,当天日军在公共租界内驻留8、9个小时,并向工部局提出:1.今后日军通过公共租界无须事先通知;2.如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日军将单独采取有效措施;3.为援助工部局维持治安,日军认为必要时可在公共租界内采取检查嫌疑分子等措施。

1938年5月1日,南京路发生爆炸案,大批日军冲进公共租界封锁出事地点,进行搜查。次日,日军又占领老闸捕房,后工部局派代表去新亚酒楼与日军谈判,答应取缔界内恐怖事件,日军才撤出捕房。

1939年3月,在日军的压力下工部局与日军订立《上海公共租界维持治安详细协定》,允许日本宪兵可常驻租界与工部局协力维持租界治安。次年,日军宪兵在公共租界设立专门机构,肆意捕捉抗日人士。就这样,日军打着“维持租界治安”的幌子,使宪兵常驻租界之内。

三、对租界警务和对工部局的逐步控制

工部局是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掌握着税收和颁布各种规章的权力,30年代,工部局的年收入已超过3千万元,而工部局警务处则是维持租界当局统治的支柱,要侵占公共租界,必须控制这两个机构。1938年1月4日,即在日军占领上海后不久,日本在上海的海陆军当局和领事馆便对工部局提出要求:(1)在工部局董事会中任命一个日本秘书;(2)重新组织工部局巡捕房,包括任命一日本人担任捕房的高级职务,并大量增加日本巡捕人数;(3)把日本人任命到工部局所有部门的“统治地位”上。3月,工部局作出答复,拒绝任命一日本秘书,但在其他问题上作了让步,先后将2名日本人提升为警务处督察长,并任命日本人赤木亲之为工部局警务处特别处长。

1939年2月19日,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录在公共租界内被暗杀,当天日军报道部的两名军人也在租界受到袭击,21日亲日财界要人李国杰被暗杀,日方便以这些事件为理由,向工部局提出五点要求:(1)1938年7月19日工部局关于逮捕租界内犯罪分子的《紧急布告》必须严格执行。(2)为保护日本国民和镇压恐怖活动,日本警察机关包括宪兵和领事馆的警察必要时可随时随地在公共租界内采取必要的措施。(3)日本当局认为必要时,应与工部局合作搜查进入或离开租界的华人和他们随身携带的货物,如有必要可加以扣留。(4)立即加强工部局巡捕房中日本巡捕的力量。(5)立即采取措施在租界的重要地点搜查华人。3月10日,日本宪兵队、日海陆军代表同工部局进行会谈,日方提出要在租界内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派任日籍警官主管租界北部的“丙”区和“丁”区捕房,增加日籍警员的薪金,增加日籍警员的人数,在警务人员中鼓励学习日语等等。

1939年5月3日,又由日本外务省次官泽田廉三向英、美驻日大使提出改组公共租界行政权要求。次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英、美驻上海总领事和工部局总董提出修改《土地章程》和改组公共租界行政机构、增加日本人在工部局董事会中的比例等要求。5月24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还发表一份声明,蛮横无理地声称中国的公共租界并非外国的领土,而仅仅是外国人行使行政权利的地区,由于日本是在同中国交战,所以这些地区内的中国主权正如日本占领区一样,应当归日本控制。由于英、美方面的拒绝,才使日本想控制公共租界的企图暂时没有得逞。

但在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日方仍达到了部分目的。1940年3月,日本总领事同工部局总董达成协议,在虹口日侨密集居住区专门另设一警区,其警务由日本籍巡捕负责,设在该地区的两个巡捕房负责人也由日本籍警官担任。

1941年5月1日,日本人冈本一策被推选担任工部局董事会副总董。

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天,大批日军即开进公共租界,占领了英、美等国驻沪领事馆和一些重要的外资银行。但军事占领不等于完全控制了对整个租界的管理,此时租界管理机构仍掌握在英、美国籍的侨民手中,于是日方又开始了对租界管理机构的全面侵夺。首先,日方在工部局决策机构工部局董事会之上成立了一协调委员会,委员会主席为岗崎胜男,委员为寺冈洪平,这两人均属日本兴亚院所派遣,其他成员还有一德国籍人,秘书等,协调委员会每周从星期一至星期五,几乎每天开会一次,专门传达和贯彻日本官方和军方意图。1942年6月4日,冈崎胜男曾致信工部局各董事,说协调委员会将扩大职权范围,为应付紧急事项,诸事不再事先通知董事决策机构。从大的事情看,1942年3月,协调委员会贯彻日本军方的旨意,在公共租界推行保甲制度,同年6月,又按照兴亚院财务课的通知,在公共租界内禁止流通法币;同年8月31日,协调委员会主席冈崎胜男表示,日本领事传达了日本军方意见,因租界已有日军防守,万国商团已无存在必要,要解散商团,9月2日,工部局董事会即根据冈崎胜男转告的指令,决议将万国商团解散。其次,日方对工部局重要岗位上的人员进行大换班。1942年3月1日,工部局英籍总裁兼总办费利溥在日本人压力下“自动退休”,日本人渡正监成为工部局总裁,此后即解聘了在工部局警务处任职的英美籍警官74人,各巡捕房均由日籍警官负责,工部局所属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全部换成日本人,至此,工部局完全为日本人所控制。

从以上三方面史实可以充分看出,为了侵占和控制上海公共租界,日本侵略者如何以武力为后盾,一步一步地从各方面向租界当局进逼,最终达到了其全面侵占上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