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读取工具条配置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地位和作用(陈丽凤) 2005/12/19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陈丽凤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自鸦片战争以来,上海经过多次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洗礼,深受爱国主义熏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有着良好的社会群众基础,这些条件和特点决定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上海是全国三次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和中心

全国三次抗日救亡运动均是由上海首先发起或者是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民众就走在了抗日救亡斗争的前列。9月20日,上海学生界就行动起来,纷纷开展罢课斗争。9月22日,上海率先成立各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并决定每校推派2人组成代表团,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由此揭开了三次请愿高潮的第一幕。上海学生运动也由此从分散走向联合,从一地联合走向全国联合。与此同时,上海资产阶级首揭大旗的以抵制日货为主要手段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也以上海为中心迅速发展。此外,上海3.5万码头工人于9月24日举行反日大罢工。9月26日,上海800多团体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示威。在上海率先行动的影响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既是反侵略的主战场,又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心。在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英勇奋战的同时,上海各阶级、各阶层民众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从政治、经济各方面全力支援抗战,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推动全国掀起援战热潮。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是当时中国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中日大会战,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全面抗战局面实现的大背景下,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和推动下,以更大的气势和规模展开,掀起第三次救亡高潮。

随着上海、南京的陷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转移到武汉。但是上海的救亡斗争在日军占领和包围中顽强地坚持发展。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对于推动全国抗战起着重大作用

支援抗战是上海民众救亡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爱国捐助几乎贯穿于救亡运动的整个过程。从支援黑龙江马占山抗战到支援东北义勇军和长城抗战,从支援两次淞沪抗战到支援新四军,上海民众无不以高涨的爱国热情,向着抗日军队慷慨付出。在援马热潮中,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仅用两天时间,就募得现金3.6万多元,并由东南医学院组织援黑救护队。上海市商会在短短10多天内,就收到捐款5.8万多元,这些捐款即刻由中国银行直接汇给马占山亲收。各界民众募集的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现金,仅按《申报》公布的从1931年11月10日至12月31日的116笔捐款统计,就达35万多元,上海市商会在1931年11月15日至27日就收到捐款58万元。

尤其是两次淞沪抗战,上海民众提供了巨大的物资支持。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十九路军被欠军饷600万元,上海民众积极捐献,仅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和上海市商会就收到各界民众捐款183万余元,有效保证了战时军费,前线军队所需的交通工具、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军衣军粮等,均由民众团体组织募集和供应。民间创办的几十个伤兵医院,至少收治了60%以上的负伤官兵,还有许多民众义勇军奔赴前线从事战地救护和战地服务。一些民众队伍甚至直接参加了作战。可以说,上海成了十九路军的总兵站。对此,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人民群众对我军的热烈支持,鼓励和激励了前线官兵舍身抗战的勇气和决心,这是我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抵御全副现代化军队的关键所在。”在八·一三抗战中,同样出现民众热烈援战的景象。从7月底到9月10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就收到民众爱国捐款148万元(法币),到10月9日,已累计发行救国公债1900多万元。国民党将领张发奎后来回忆道:“在战况的高度紧张中,最令人感动而安慰的是人民对作战的协助。……大军作战最感困难的后勤工作,人民都帮我们解决了。”此外,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上海支援新四军的捐款达130万元以上,各种物资器材更是品种繁多,不计其数。这些民众的援助,对于在极其艰苦环境中浴血奋战的抗日军队,对于敌后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对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

由于上海民众的全力投入,在一·二八抗战中,军队的抗战与民众的援战互为推动,紧密结合,出现了地区性全民抗战局面。尤其是作为中国社会主要政治力量的国共两党,都参与了这次反侵略斗争,尽管参与的程度不同、形式不同,而且由于双方严重对立的政治军事格局,使双方的抗战路线和政策都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它们毕竟说明了一个事实,在抗日爱国这一点上,双方是有共同之处的,这就为国共两党后来路线、政策的转变提供了客观依据。

更为重要的是,一·二八时期出现的全民抗战局面显示了团结抗战的威力,它使广大民众认清了一个事实,如果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那么中国就有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正是这一“发现”,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团结抗战的政治气候,决定了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心转向团结抗战,争取民主。这一斗争先是通过反内战运动和民权保障运动等形式表现出来的。1935年后,尤其是在“一二·九”运动和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影响下,团结抗日,争取民主的斗争又以救国运动的形式激烈的表现出来,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救国会组织从上海迅速向全国发展,使抗日救亡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实现。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党的力量和抗日力量的发展

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旗帜。但在领导和推进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方针和政策上有一个由“左”的错误到走向正确的过程。八一三时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从八一三开始,我们党通过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转变,开始有效实现对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政治领导。进入“孤岛”时期以后,在日益复杂险恶的环境下,上海抗日救亡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向着更深入持久的方向发展。在组织民众方面,上海党组织根据不同职业环境、生活习惯和政治觉悟,以友谊的、经济的、学术的、娱乐的、互助的、地方性质的、带封建性质的以至宗教形态等租界当局法令和社会习惯许可的各种公开合法形式,把群众最大程度地组织起来。同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从而冲破了八一三抗战前党的活动范围只局限于积极分子、先进分子的狭小圈子,建立起党在上海的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这种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反过来支撑了抗日斗争的持久深入发展。在斗争方针策略上,开展政治性的生活斗争和生活性的政治斗争,把争取群众生活改善的日常利益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在斗争形式上,通过采取利用租界合法、后期是利用日伪合法以及有组织的斗争和无组织的形式结合起来的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灵活多变的抗日救亡斗争。在“孤岛”时期,我们进行了维护主权,抵制日伪接收与统治以及护校反汪等一系列斗争,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在太平洋战争的黑暗时期,党领导工人通过怠工、磨洋工、制造故障、损坏机件、以次充好、以好当废等手段开展“无头”斗争,破坏敌人的军工生产、抵制日本侵略者的“以战养战”政策。

在领导推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的面愈来愈广,政治影响愈来愈大,领导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领导艺术和斗争策略也日益成熟。伴随这一过程,党的力量和人民抗日力量也有长足的发展。

综上所述,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兴起一直坚持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持续14年之久,其规模之大,民众参与面之广,抗日热情之高,影响之深,内容及经验之丰富,都构成了它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