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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抗战文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强大精神资源(齐卫平) 2005/12/19

齐卫平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场正义和邪恶、进步和野蛮的生死较量在中国大地上展开。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胆敢如此疯狂地对中国发动侵略,就是欺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狂叫“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之时,却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不是武器的优和劣、兵力的强和弱,也不是经济的发达和落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顽强的抗暴精神和爱祖国、爱和平的民族传统。文化斗争作为抗日战争的另一个战场,为中国人民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资源和动力支持,抗战时期上海抗战文化就是一个证明。

一、上海抗战文化发展的几个主要特点

毛泽东曾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光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从这两个战线来说,抗日战争中上海都有震动全国的战斗。军事战线上有两次淞沪抗战,文化战线上有著名的“孤岛”文化。“孤岛”文化当然有很多特殊性,它的形成也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孤岛”文化表现的顽强抗争精神毕竟是以上海这块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土壤为基础的,是上海爱国的文化工作者民族精神在特殊条件下的显示。换句话说,就利用文化作为武器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而言,“孤岛”文化是整个抗战时期上海文化的一个缩影。

抗战时期上海抗战文化发展的第一个特点是文化工作者的精诚团结,齐心抗战。这一点是很可贵的。大家知道,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已经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文化发展的繁荣居全国之首。但派别之争很严重,太阳社、创造社、新月派以及其他各种文学流派,门户之见常常引发一场场的激烈争论,有的闹得很对立,矛盾很深。但是,抗战爆发后,最先统一起来的就是文化工作者。比如1935年一二·九后不久,上海就成立了文化界救国会;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上海马上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一些原来成见很深的文化人都在抗战的旗帜下走到一起来了。大家呼吁求同存异,停止纷争,共同抗日救亡。这对全国影响很大。

抗战时期上海抗战文化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抗战文化形式。由于上海在抗战前聚集了各路文化精英,人才济济,同时也由于近代上海的都市氛围,使文化服务于抗战的特点表现十分鲜明。广大爱国的文化工作者充分发挥了创造性,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形式,使文化成为鼓舞人民奋勇抗战的有力武器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比如,深入战地采访,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及时反映抗战前线的战斗;比如,组织名作家集体编写反映抗战的剧本,并迅速搬上舞台;比如采用街头剧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战;比如以表现抗战中上海某一天的见闻为主题,组织《上海一日》的大型征文活动等等。这些形式很多都被后来各地抗日文化中心所仿效。

抗战时期上海抗战文化发展的第三个特点是文化与人民群众的结合非常紧密。这是文化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二十年代末左翼文化运动中一些革命文化工作者就提出了文化大众化的观点,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在五四文化启蒙基础上的进步。而文化大众化的真正实践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上海文化发展中表现最为突出。一方面,大量的文化工作者主动走向民众,努力创作适合人民需要的作品;另一方面,广大民众也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如工人、店员、教师、学生、职员组织起演剧团,排演抗战剧目;成立歌咏队,参加汇演;参加各种文艺培训班,学习文学创作,积极参加文艺通讯和征文活动等等。

抗战时期上海文化发展的第四个特点是它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斗争的。党在上海专门成立了领导文化工作的机构,并有专门指定的领导同志负责。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因此,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大部分时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处于地下活动的秘密状态,但整个文化工作的组织性很强,即使在“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形势十分险恶,党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积极开展文化抗争,引导文化向健康向上的方向前进。

二、上海文化对全国抗战文化发展的影响

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与全国抗战文化发展是一致的。但它的特殊性又很明显。这样一种特殊性,一方面使抗战时期上海文化的发展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又对国内其他区域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影响。

抗战时期上海文化的发展对全国各地抗战文化的生成、兴盛起了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海是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它为全国抗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先导作用。就文化战线而言,配合抗战开展活动最先就从上海开始,而且,其规模和声势立即就对全国产生带动作用。“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文化界就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各种文化活动逐渐向反日抗暴的主题靠拢。1935年底以后,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再掀高潮,上海文化界又走在前列,以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实际行动,促进了全国抗战文化的深入发展。在上海文化界,以救亡文学、救亡戏剧、救亡电影、救亡音乐等为热点的文化活动如火如荼,不仅使全国文化界深受鼓舞,而且也引起各地纷纷仿效,作用明显。

第二、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为全国提供了文化为抗战服务的经验与样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民族危机下,文化为抗战服务是时代的要求。基于爱国主义的立场,文化人用不着动员,就会主动地将文化活动纳入抗战的轨道,但是,怎样使文化有效地服务于抗战,实际的经验十分重要。在这方面,上海文化以其独有的优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供了示范的样板。首先,必须建立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是一条重要的经验。只有广泛地团结一切爱国的文化工作者,才能充分显示文化为抗战服务的战斗力。上海文化人不仅以鲜明的团结意识呼喊文化界的统一,而且也以实际行动,形成了统一战线的各种机构,为全国树立了榜样。其次,文化为抗战坚持面向人民大众,充分发挥文化的宣传鼓动效能,激励民众的抗战热情,提高民众的觉悟。这是抗战时期上海文化的基本走向,它使文化打破了与民众的隔阂,从而使文化有机地与抗战融为一体。这条经验对全国抗战文化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再者,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文化界创造了许多文化为抗战服务的生动形式,除了大力创办杂志刊物、出版书籍宣传抗战外,如组织战地服务队、救亡演剧队等活动,都对其他地方产生了影响,相应的活动此起彼伏。最后,上海文化发展的许多样式对各地的文化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比如,历史剧首先是在“孤岛”时期的上海繁荣起来的,随后重庆在40年代初掀起历史剧热潮;“孤岛”的杂文热也曾感染到桂林、重庆等地。这些情况都说明,抗战时期上海文化对全国抗战文化的影响是有客观基础的。

第三、撤离上海的文化人分散到全国各地后,成为推动各地抗战文化事业的主力军和“领头羊”。在上海沦为“孤岛”以前,上海一直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起着“领头羊”的作用。由于上海失陷,它的文化中心地位也随之失却,紧接武汉一度成为文化中心,此后广西桂林也形成了文化发展的热潮,而在整个抗战期间,重庆和延安则是两个重要的抗战文化的中心。这些在上海之后形成的文化中心,都与撤离上海的文化人的加盟和推动有着密切关系。武汉文化中心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说是上海文化的一次阵地转移。虽然伴随南京国民政府的内迁,云集武汉的文化人也来自全国各地,但从上海撤离出来的上海人占据重要地位。武汉成立的各种抗战文化团体,基本上都是以上海撤退下来的文化工作者为骨干。武汉失陷之后重庆成为抗战文化中心。而聚集重庆的文化人很多是从武汉转移过去的,原先从上海转到武汉的上海文化人大都到了重庆。桂林也一度成为抗战文化的中心,一批曾经在上海工作过、生活过的文化人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到桂林,为繁荣桂林的抗战文化充实了力量。上海文化工作者对推动延安地区革命根据地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抗战期间有大批的上海文化人先后到达延安,很多人成为延安文化活动的领导者和核心力量。上海文化人对新四军各根据地的文化发展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上海失陷以后,一批作家、戏剧家、音乐家和画家等文化工作者投奔新四军华中根据地。他们的加盟给新四军华中根据地的抗战文化注入了活力。

三、研究上海抗战文化的两点体会

抗日战争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因为它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一种严峻的考验下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浓缩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它对于我们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都具有很实际的内容、很有说服力的素材。通过研究上海抗战文化,我们有以下两点体会。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有效地发挥史学研究的资政育人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对受到的伤害来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灾难,但是,从受到的教育来说,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又是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可以说,象这样一场持续时间长、规模长、影响深、意义大的全国性反侵略战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因此,充分利用这一笔历史遗产,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它既是学术研究弥足珍贵的领域,更是体现史学研究资政育人功能不可多得的材料。

第二,要大力挖掘和拓展抗日战争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抗日战争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多的成果,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与这么一场有着极为深刻和丰富内涵的历史事件相比,应该看到我们的研究还是很不够,成果也是很有限的。实际上,抗日战争值得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很多。比如关于抗战文化问题就有许许多多可以深入研究的东西。具体说,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化的关系问题,目前就缺乏有分量的成果。这个问题很重要,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表现,其中,如怎么把文化建设与弘扬民族精神结合起来,怎么利用文化引导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社会氛围、怎么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怎么使文化渗透和感化人民群众、文化工作者怎么参与社会进步等等,在抗日战争中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可以为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丰富的启示。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