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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方志学理论之树常青--读《邵长兴方志文存》(姚金祥) 2005/12/19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姚金祥

利用国庆长假之机,我拜读了《邵长兴方志文存》(以下简称“文存》)。

邵长兴是辽宁省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的一位离休老同志,是一位为方志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为全国方志界所共同瞩目的人物。他1928年生于辽宁营口农村,“童年,适逢国难当头,关内外颠沛流离。青年,迎来抗战胜利,即投身爱国学生运动。中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事新闻工作,著有《西藏高原旅行记》。1962年开始执教,自此搁笔22年。晚年,参与草创鞍山市修志工作,旋即离休,却与方志事业结下深深情缘”。(引文见《文存》卷首邵长兴照片说明)

《邵长兴方志文存》由山鹰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印刷出版。全书80万文字,分成“春之卷纪事”、“夏之卷谈书”、“秋之卷论志”和“冬之卷纪游”四个主要部分,卷末有特载,收“《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评论文章”、“诗词联集锦”和“《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评论文萃编目”等。

笔者已经记不清是在哪次方志活动中与邵长兴相识的了,但首次见面时他向我介绍,他与南汇县志办公室的王作九先生是老同事却清楚地记住了。1991年11月在徐州参加“志坛诸老学术思想研讨会”时晤过面,这是肯定无疑的。自此以降,相互间常有书信来往,有时还能在全国性方志会议上再次相见。比如1998年3月《当代中国志坛诸老纪念文集》出版座谈会召开时,我们就曾相聚于河南郑州西郊的铁炉村,相叙甚欢。还一起考察了开封和洛阳,《文存》第906页所刊笔者与长兴先生的合影即当时所摄。

长兴先生的为人个性鲜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勤于实践。1984年3月,长兴先生从教育战线转岗投身修志行列,工作踏踏实实,卓有成效。4年后即办了离休手续,但他“离”而不“休”,持续参加各种方志活动。他不避艰难。《文存》中收有13年的“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6年的“中国年鉴十件大事”和2年的“新版方志学年鉴学编著述略”,以他非地方志领导部门的离休之身,撰写这些全国性方志、年鉴大事,决非易事,但长兴先生千方百计,持之以恒,把它做到了,确实难能可贵。他广交朋友。长兴先生“出道”甚早,但他并无架子,待人谦逊和善,上至领导、大师,下至普通同行,志界同仁们都乐意与其相交,《文存》中大量的与同行们的合影照片和通信文字便是明证。朋友多了,长兴先生有什么写作要求,大家也都有求必应,乐襄其成。他治学勤奋,笔耕不止。《文存》共80万文字,除去附录中别人的文章,长兴先生的有70多万文字。按其参加修志事业的时间推算,每年要发表4~5万文字的方志文章,实属不易。

从《文存》可以见到,长兴先生的为文也有其独特之处。一是源于实践。这与其“勤于实践”的优点紧密相联。他写的文章,是修志的需要,是参加修志活动后有感而发,无论是写人还是记事,都显得具体、充实,有针对性,有操作性,也有感染力和说服力。二是勤于摭拾。这也与其“笔耕不止”的优点紧密相联。人的认识,总是从点滴开始的,对方志学理论的认识也不例外。长兴先生《文存》中的“论志”之卷,有相当部分就是讲志德,讲修志步骤、准备、篇目,讲大事记、志体等等,一件件都是修志中的具体事情。这类文章,也许有人不屑去写,其实是“积沙成塔”,有了基础才能造塔;这类文章,也许有人认为不够“理论”,其实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能算什么“理论”呢?三是放眼全国。长兴先生《文存》的“纪事”和“读书”、“论志”各类,说的大都是全国之人、之事,粗粗统计,他评论的全国各地的志书就有《崇庆县志》、《遵义县志》、《马鞍山市志》、《北辰区志》等23部,他主笔或参与撰稿立传的“志坛之星”就有董一博、傅振伦、邵文杰、杨静琦等24人,他评议或作序的方志理论著作也有《百部志书点评》、《方志管理学》、《年鉴学概论》等10多本,他的这个为人特点,既与其“广交朋友”的个性紧密相联,又是防止经验主义、克服理论认识的片面性所必需的。四是善于概括。长兴先生在经过了在职时4年的准备之后,从离休之年(1988年)开始,每年编写“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从1995年开始每年编写“中国年鉴十件大事”,从1999年开始每年编写“新版方志学年鉴学编著述略”。这些文章,已经明显不同于围绕方志编纂各个阶段所写的文章,所采用的已不是个案具体分析的方法,而是采用了汇综和概括的手法。事物一经汇综和概括,就更能看清其全貌,更能认识其本质。因为理论总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的。翻开《文存》,长兴先生打头的4篇文章是《十万大军近20年征程凝眸》、《新方志事业15年的回顾与前瞻》、《在郑州〈当代中国志坛诸老纪念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三项呼吁要点》和《赏修志画册听修志之歌引发的十点设想》,读来使人对全国的方志工作能有一个相当清楚的认识。比如《凝眸》一文,他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爱、修志机构的建立、修志体制的确立、修志队伍的日益增强、各类志书的出版、方志理论队伍的形成、新编志书的出口和修志为用等八个方面对近20年来新中国的地方志事业作了回顾,既概括清晰,又大气酣畅。又如2001年5月所写的《十点设想》,对21世纪的方志大业提出了十点设想,即:(1)建成一座国家方志馆。(2)编成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3)编好一部《新方志发展史》和《新方志学概论》。(4)办好《中国地方志》杂志和《中国方志报》。(5)编成一套《地方志人物丛书》。(6)在互联网上建立“中国地方志网站”和“中国年鉴网站”。(7)培养地方志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8)设立方志学论著出版基金。(9)权威部门出面每年编发《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和《中国年鉴十件大事》。(10)着手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统志》。这十点设想,有几条笔者曾在有关文章中也提出过,但如此完整地提出,长兴先生可能是第一人。若对新方志事业没有透彻的了解和认识,是无法提出这样的设想的。

读罢《文存》,掩卷沉思,浮想联翩。

邵长兴先生并没有担任过方志办的主要领导,在岗位上工作的时间又只是短暂的4年,但他对方志事业开拓进取的步伐却始终没有停止过。正是这种忠于事业、脚踏实地、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精神,孕育了洋洋洒洒七八十万字的大作。我们现在大批的修志工作者,特别是修志队伍中的年轻人,应该以他为楷模,勤于实践,勤于摭拾,日积月累,自然有成。一位古稀老者能做到的事,跨世纪的新一辈怎么不可能做到呢?

《文存》约略有这样一条轨迹:在首届修志的早期,长兴先生撰写得较多的是讲志的提纲,担负着启蒙性质的任务。在首届修志的中期,长兴先生的目光较多地投向了各地出版的方志,撰写了一批评志的文章。在首届修志的完成阶段,即近期阶段,长兴先生撰写的,更多的是思索、探求、概括性质的论志文章。他这条“讲志——评志——论志”之路,是条艰辛之路,也是一条成功之路。邵长兴同志是全国数以十万计的修志工作者的出色代表,也是众多方志专家们的典型代表。

常常听到有人说,本届修志“仓促上阵,理论准备不足”。对此“理论准备不足”之论,笔者曾在有关的会议和有关的文章中提出过异议。此次拜读《文存》之后,仍觉得还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如果说此论仅指新方志工作草创之时,修志人员面对的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从头开始,则此论“然也”!如果说在续志工作开始的时候,告诫同行们要认真研讨,切勿“打无准备之仗”,则此论“然也”!但如果说此论泛指首届新方志的编纂和研究“水平不高”,甚至作为“80%以上是次品”一类说法的代名词,则此论“谬也”!笔者观之:首届新方志编纂之前,除极少数学者对旧方志、对章学诚的旧方志学理论有所研究之外,就一般修志工作者来说,确实没有“理论准备”,也不可能有“理论准备”。首届新方志编纂过程之中,修志工作者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一大批专家学者的指导下,在一个个方志培训班的培训下,在一次次评稿会议和方志理论研讨会议的砥砺之间,新方志的质量和修志工作者的方志学理论水平都在与时俱进,不断提高。所以,若用“理论准备不足”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来涵盖漫漫二十年修志征程,显然是不妥贴的。而这二十年中,始终有正确的理论在指导着新方志的编纂,却是一个谁都无法抹煞的事实。《文存》在论述首届新方志的编纂收获了数以千计、万计的志书同时,也列举了一大类方志学的理论研究成果:据1949~1996年的统计,方志学编著书目达333种,其中单1990~1996年7年间就出版了207种。这些方志学理论著作,80年代以通论类、编纂类、提要考略类居多,90年代则以管理类、个人论文专集、群体论文汇集、志书评论专集和人物类专著为多。这些数据是首届新方志编纂过程中有理论指导和取得方志学较丰硕理论成果的有力佐证。

阅读了《邵长兴方志文存》后,笔者联想到了续志的编纂。大凡像邵长兴先生那样80年代或90年代前期参加修志工作的,现在已经不太多了,在全国性方志工作会议上见到的同行很多是“新面孔”了。这就是说目前在各级方志机构工作的同志,对方志和方志学理论的研究,相对而言是比较薄弱的。为了在续志编纂之前或之初,不再重复“理论准备不足”现象,笔者有两点建议:一是建议全国修志指导机构能够多开展新方志学理论的研讨和宣讲工作,以期引起修志同行对方志学理论的重视和学习。二是建议修志战线上的“新兵”(相对而言),特别是其中各级方志机构的主政者,能否挑选若干本方志学理论著作认真读一读,其中包括这本《邵长兴方志文存》。因为这些是首届新方志编修所积累的宝贵理论财富。而修志战线的“老兵”们也应读一读《文存》一类方志理论著作,温故知新,把有益的经验继续运用于续志编纂之中,并对首届修志和方志学理论建设的不足之处,认真加以反思,从而让续修志书的质量能够“更上一层楼”。当然,续志编纂过程中,在合理吸收首届修志的经验,发挥理论成果功能的同时,更要注重创新,形成新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