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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批评学也要与时俱进(刘希汉 刘金凤) 2005/12/19

刘希汉 刘金凤

作为新方志学科理论一个分支的方志批评学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同样“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说到底就是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集中体现,就是一种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就是一种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髓,推动人类进步发展的精神力量。它的实质和要害就在于不断创新和开拓进取。

方志批评,又叫方志评论。它的直接职能是价值评判,分析方志著作的内在价值和表现形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努力挖掘作品的真实内涵,进而探索和发现方志编纂和理论中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它又是方志实践活动的继续和发展,是方志理论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其直接作用,一是为后续方志编纂供借鉴,二是为深化方志理论研究,促进学科建设奠定基础。纵观历代方志批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走过了一条相当漫长、艰苦卓绝的坎坷道路。笔者认为,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四次方志批评理论创新高潮,极大地推动方志事业发展。最早的一次是唐代,其代表人物首推刘知几,其大量评论文章都集中在《史通》之中,是对唐代之前各时期史志典籍的基本总结和理论概括集大成者。如编史修志须兼“史才”、“史学”、“史识”为“三长”,强调“史识”,提倡直笔,“不掩恶,不属善”和“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做到“君子以传闻多识为之,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主张修志要严格地域性,“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高度评价《华阳国志》在取材和内容记述方面的“详审”特点,给后世留下深刻影响。宰相李吉甫监修国史,阅尽历代方志,在所撰《元和郡县图志》原序中强调“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关时政化者,不虚美,不隐恶,谓之良史也。”①他对古往今来的地理志颇为不满,提出不少中肯、尖锐的批评,从爱国忠君角度,为君王提供参阅志书,揭示志书与时政的关系,第一次把方志提到如此高度,引起朝廷重视,为后世方志事业发展奠定基础。官中书侍郎秘书监颜师古在《汉书·地理志论》中通过评志论述方志性质,“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竟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互会,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导其根本。”亦为方志批评做出显著贡献。第二次高潮是宋代,马光祖、周应合编修《景定建康志》首创“补世说”,强调修志为致用,是落笔之准则。推崇与朱熹齐名的南宋道学大师张栻的修志十六字训:“削去怪妄,订正事实,崇厚风俗,表章(彰)人才”。提出以补、正、续为业务要求的严谨修志方法,使志书按条目分散记载各类事物都有已定之归。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序中评说:“方志之学,先儒所重。……盖圣贤不出户知天下,矧居是邦而懵于古今哉”。视方志为专门之学,为中国第一人也,亦是方志批评和修志深化发展的结果。清代修志达鼎盛时期,亦将方志批评推向最高峰,这是第三次高潮。批评队伍之庞大,成果之丰富,水平之高超,前所未有。此期最大影响者主要有三。一是顾炎武,参阅古今方志,总结成功和失败之经验教训,盛赞明末郭造卿修《燕史》和《永平志》,撰《营平二州史事序》等评论文章,“其语直指尽明清四、五百年修志之得失”,提出五条修志标准为后世称道。二是章学诚集修志实践与理论研究于一身,先后编修十余部志书,撰《方志辩体》、《方志立三书议》等数十篇批评文章。他视方志批评为方志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大量理论构思均是来源于方志批评研究之中,形成独到见解。他从宋明以来数千部志书中选出七部郡县志重点加以评析,收入《文史通义》一书,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方志批评专著,为他创立中国方志学科理论奠定基础。三是梁启超,对宋元以来地方志作深刻全面比较研究,撰《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其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为最有价值理论研究论著。他在评余绍宋撰《龙游县志》具“十长”同时,并对章学诚修志思想提出三条中肯意见,令人折服。“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后人在评述清代各志时,大多沿袭梁说。”②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为方志批评开辟新天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指导下,一代新方志批评队伍逐步形成,大批方志批评成果问世,为推动新方志事业迅速发展作出贡献。呈现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第二个鼎盛时期,这是方志批评史上的第四个高潮。

回顾20世纪末20多年来新方志批评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固然成绩是主要的,但也确实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不足,阻碍了修志实践和方志理论体系的建设,应引起高度重视。主要问题是:“少”(人数少)、“小”(规模小,形不成声势)、“散”(各自为战,无组织状态)、“乱”(无序性,缺乏组织协调)、“浅”(论述理性不够)等。故加强方志批评的组织领导和解决理论滞后问题,推动方志批评来一场创新和革命,赶上和适应新方志事业发展的步伐和需要是重中之重,必须抓紧抓好,抓出成效来。

一、创建和完善方志批评学是当务之急。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致使方志批评受时代和感情的制约较大,就很难得到较为科学、合理、中肯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对于方志批评的定义、性质、任务、作用等没有达成共识,故对此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在众多方志学专著中将其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上,有的放在方志编纂学中,有的放在方志管理学中,有的放在方志应用学中,一语带过;有的干脆避而不谈。事实上方志批评的定义应“是对方志主体的方志文化现象所作的评判和探讨。”③既然它是方志学科的一个分支,那么就势必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首先,表现为它与方志编纂学、方志管理学、方志应用学和方志发展史等分支保持平行排列和相对独立与互相联系的对立统一状态而存在。其次,要深入探讨它自身内部的科学涵义,包括方志批评发展史、实践批评、理论批评、流说批评、批评家批评等五项内容。从客观上说,现在到了亟需建立方志批评学的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是数千年方志批评的实践已经积淀丰富的经验教训;二是方志学科整体理论体系的构建框架已经为方志批评学的建立奠定了主客观条件;三是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势必对方志批评学的破土而出产生极大推动作用。所以,“从方志学科体系发展的角度来看,已经透视出形成方志批评学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方志批评学已经露出端倪,或者说,其幼芽已经在湿润的泥土中萌发了。”④故此,从这个层面上讲,创立和完善方志批评学理论就成为方志事业进步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其内部发展规律所必需的结果。

二、解决好“六多六少”和两个问题,是推动方志批评学步入科学、健康、快速发展轨道的重要环节。从新方志编纂20多年来的实践看,方志批评存在“六多六少”:“评的多论的少”、“表扬多批评少”、“介绍多研究少”、“就事论事多理论联系实际少”、“模式多创新少”、“感性认识多理性升华少”。当然,这与方志批评活动缺乏有力地组织协调和科学理论指导不无关系。目前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缺乏严格统一的志书质量标准体系,也就是少“一把尺子”,尽管全国上下也制定了标准、细则,但执行起来多不够科学实用,操作繁琐不论,效果不好,故各地志书质量极不平衡。二是对方志批评缺乏统一理论和行为规范来制约批评和被批评双方的行为,致使呈观“少”、“浅”、“乱”就不奇怪了。这些问题有待中指组和地方志协会在新方志续修过程中进行妥善解决。

三、切实加强方志美学观念和理论修养,是提高方志批评质量和丰富方志批评学理论核心所在。美学是研究人对现实生活审美关系的学科,与人类各方面生活息息相关,已成为衡量现代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无疑,地方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产物和受悠久历史涵养、丰裕文化滋润的特殊载体,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已经展现出她特有的美的风采,典雅庄重、朴实严谨、清顺简约,形式和内容上长期统一,是国内外任何一种书籍都难以比拟的。这表现在它的篇目设计、结构安排、资料剪裁和事实记述等各方面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程序。章学诚在《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集中论述其美学观点是:“纂修之史则以博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语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剪裁,斯为美也”。其要点是:“方志应有合乎规范的体例;资料应注明出处,力求真实;记述内容应渊博而雅正。真正实现内容之真,目的之美,成为美的志书,这就是章学诚方志美学思想的丰富内涵”。⑤章学诚还在《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中提出修志“要简、要严、要核、要雅”,“四要”是章氏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用现代人的思想方法,“‘严’可以理解为‘结构美’,‘简’可以理解为‘叙事美’,‘核’可以理解为‘事实美’,而‘雅’可以理解为‘色彩美’。”⑥在新方志编纂中,对于方志批评的标准问题曾开展热烈讨论,见仁见智。在新形势下要不断提高美学观念和思想道德修养,认真研究方志批评的基本要求技巧,以提高方志批评质量和学术理论水平。笔者认为,追求方志整体格局之美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方志批评学审美观念的标志。具体表现为内容以丰赡、真实为美,形式以典雅生动为美。黑格尔在《美学新编》中曾强调内容决定形式的重要性时说:“一定的内容就决定它的适合的形式”。如何才能达到二者完美的统一呢?首先,必须给内容找到恰如其分的表现形式,使二者相得益彰,统一得体,才能创造出文质相称:“金相玉质”的不朽之作。其次,必须遵循从内容出发运用艺术手段,使艺术审美内容得到充分表达。否则就会使美的内容受到削弱或破坏,从而直接危及整个作品的审美品格。一般常见到的形式美包括语言美、结构美、图表美、印刷美、装帧美等等。

四、创建新文风,倡导“和而不同”多元文化体系。目前,方志批评文章普遍存在过于僵硬、呆板,并有一种空话、套话、官话、不痛不痒的大话满天飞的不良风气,一般是先摆优点一二三……洋洋大观,其次是缺点不足轻描淡写,似乎成为一种定式,有“志八股”之嫌。因此,新世纪要急需创建一种实事求是的新文风,既有启发清新的表达,又有一针见血的评论。必须有一种科学正确的思想路线作指导,才能文风朴素,读来入情入理,在人们轻松愉快之中得到理论的升华。要重视和研究方志文化中的差别和“不同”之处,保护各种批评文章的相对不同之点,以追求在感性升华为理性和体现方志发展规律总体目标要求方面的和谐统一,要把方志批评提到“发展生产力”的高度去认识去实践。充分发挥“和”在探讨和研究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场合、关系中如何共处发展的特殊作用,实现真正的“和而不同”完美的统一,创造现代社会多元化文化体系。

五、提倡“诚”、“悟”、“恒”为学之道,“去塞求通”,加强修志者自身修养,提高方志批评理论水平。“诚”,即诚实、真诚、赤诚之意,只有笃守“诚”的人生,“唯天下之至诚”,才能不会追逐一己之实利,小我之私欲,肩负起主动促成自然育化和推动整个方志事业发展进步的崇高使命。“悟”即:明白、启发、觉悟之意,悟性指人对事物的分析和理解能力。要树立感悟精神,有“举一反三”的能力,善于运用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普遍真理去密切联系实际,面对当今社会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去克服新困难,解决新问题。“恒”,即“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不断学习新知识新理论,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学习难在经常,贵在刻苦,成在恒心。古往今来,凡是学有成就,有些作为的人无一不是求知、求学路上艰苦跋涉,不懈努力的苦行僧。我们要效法古人以“诚”、“悟”、“恒”为学之道,以“去塞求通”,强化自身道德和知识修养,提高思想和业务境界,促进方志批评理论与时俱进,取得更大的成就。

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展积极的学术争鸣。实践证明,思维矛盾的揭露和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的动力和方法。学术问题越辩越明,铁石相撞,越是敲打,越能闪光发亮。地方志向来就有以争促创的优良传统。所以,只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坚持“双百”方针,才能出经验,出成果,出人才。目前方志界面临诸多有争议的问题,都要通过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来逐步取得统一,方能推动整个方志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常盛不衰。

注:①《新唐书·李吉甫传》。

②胡惠秋、刘光禄:《方志学引论》第90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2月北京第1版。

③张景孔:《方志批评若干问题论略》,《黑龙江史志》1997年第2期。

④林衍经:《方志求是集》第18~19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⑤沈永清:《章学诚美学思想评述》,《黑龙江史志》1995年第6期。

⑥李明:《新方志编纂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作者单位:山东省博兴县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