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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历史 奋勇向前--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成立十周年回顾(张生元) 2005/12/19

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副秘书长   张生元

一、上海史志研究会回顾

上海史志研究会成立于1982年5月,自1981年至1992年,史志研究会的同志在上海史志园地辛勤耕耘了11年。20世纪80年代初,当上海各县首批县志编修人员踏上郊县新编地方志工作岗位之际,面对着事业初创阶段的万般艰辛,迫切需要史志学界有造诣的先行者给予辅导和支持,史志研究会毅然挑起了辅导新县志编纂工作的重担。1981年冬、1982年末,上海史志研究会先后两次与上海市农业委员会一起,举办了上海市十县修志工作交流会议,为郊县全面开展县志编纂工作呐喊,鼓劲,作后盾。其间,史志研究会的工作得到了市农委老领导万景亮和稍后任市农委副秘书长姚秉楠等同志的热情支持。1985年,上海史志研究会根据国务院1984年〔33号〕文件指示精神,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提交书面报告,“请求市府建立上海市地方志编纂领导机构”,表达了上海史学界人士对上海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关切和期望。

史志研究会成立以来,还先后组织了上海港史、上海交通运输史、上海金融史、上海房地产史等专业编纂人员的座谈讨论,促进了有关部门开展专业志的编修工作。史志研究会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联合主办《上海史研究通讯》,共出版十三辑,累计发稿65万字。该“通讯”除发至上海史研究人员外,也发给各县地方志编纂人员,起了互通信息、加强联络的作用。《奉贤县志》完成编纂任务时,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办公室尚未建立,参与《奉贤县志》审定工作的有史志研究会会长陆志仁、秘书长吴贵芳、副秘书长邬烈勋,及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汤志钧和研究人员谯枢铭等。新编《崇明县志》编纂过程中,陆志仁、吴贵芳、邬烈勋、汤志钧、谯枢铭等也参加了该志的审定工作,应邀参加指导《崇明县志》编纂工作的还有著名学者胡道静、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陈旭麓(胡、陈两位在1987年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时,都是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顾问,继续参与辅导地方志编纂的各项工作)。

上海史志研究会曾有会员150余人。其领导成员为:会长陆志仁,副会长唐振常、方行、宋原放、徐尚炯、陈旭麓,秘书长吴贵芳,副秘书长邬烈勋。史志研究会顾问有张承宗、洪泽、谭其骧、罗竹风。他们在上海地方史志学会成立后,继续同地方史志学会保持良好联系。陆志仁还嘱咐要重视大革命时期参加党的纺织女工徐大妹(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主任)的斗争史料,要重视上海店职员(包括国药业、南货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起的特殊作用。对于上海解放前夕,刘昌义所属国民党军队是否统称起义部队的问题明确表示意见,并叮嘱我向吴云溥、曹宪镛两位汇报。

1992年2月18日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正式成立。市地方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林克、市社联党组书记林炳秋及陆志仁出席学会成立大会并讲话。唐振常在会上作了题为《深入开展上海地方史志研究工作》的报告,唐先生在这篇报告中回顾了上海史志研究会的工作,并以总结式的语气讲了下面一段话:“随着上海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全面开展,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统一协调、组织下,史志研究会的会员和领导骨干中,有不少积极热情地投入(或参与)了上海各类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全市研究和编纂上海史志的队伍日益壮大,所面临的任务也比80年代初期史志研究会成立时要繁重得多,需要更广泛地团结有志于上海地方史志工作的同志共同为之努力。从这些现实情况出发,成立上海市史志学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与此同时,原史志研究会也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今后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上海地方史志事业的任务将由市地方史志学会来承担。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史志研究会同志们以往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史料是宝贵的,研究会同志们联系群众,面向社会,艰苦朴素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续发扬的。”十年前唐振常讲的这段话多年来始终铭记在众多上海史志工作者的心中。

近十年间,陆志仁、唐振常、方行、陈旭麓、吴贵芳、邬烈勋和张承宗、洪泽、谭其骧、罗竹风四位老顾问都已先后作古,今仍健在者只有宋原放、徐尚炯两位长者。逝者已逝,惟往事历历在目,生者犹生,历史长河应志之不绝。

二、学会的定名

1990年年初,经时任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钟民、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洪泽研究同意,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抓紧上海市地方史志协会(后改称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的筹组工作,吴云溥同志(时任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责成我(时任方志编纂处副处长)负责把这件事做好。我随即向市社联汇报筹组地方史志学会的工作情况,同时登门造访上海史志研究会会长陆志仁、常务副会长唐振常、秘书长吴贵芳,征询他们对筹组地方史志学会的意见。当时,中国地方志协会已经成立,上海的修志工作者学会是称上海地方志协会,还是把史志连在一起,称史志学会?陆志仁认为地方志学会与已运作多年的史志研究会有一定的承接关系,故以定名为史志学会为宜。同时又专程造访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地理历史学家谭其骧教授,就史志学会的定名问题请教谭先生。谭先生对史志学会的定名没有表示异议,他同时面授了“史志同源的深刻含义”,又说:“史就是史,志就是志”。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考虑到这个学会成立以后,其基本成员是全市的修志工作者代表,史学界不少同志不仅对上海史有研究,也已介入了编纂上海地方志的工作,史志学会的同志介入方志编纂工作,对方志编纂工作有很大促进和帮助,因而认定筹组中的学会称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市社联在听取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关于筹组史志学会的多次汇报后,于1990年4月4日以[沪社联(90)第042号文]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提出《关于同意成立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的报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于同年6月批复同意这份报告后,林炳秋、吴云溥、唐振常又对成立学会的有关事宜作了磋商,随后向林克作了汇报。筹组学会的具体工作仍落实在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方志编纂处。

三、理事会的构成与变动

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第一届理事会有理事丁凤麟等74人,常务理事18人,名誉会长由钟民担任,会长:唐振常,副会长:吴云溥、吴贵芳、邹逸麟、汪德基、姚秉楠、黄苇,顾问:李家齐、陆志仁、洪泽、胡道静、谭其骧。秘书长:姚秉楠(兼),副秘书长:张生元、顾炳权、熊月之。第一届理事会任期自1992年2月始,至1999年4月换届选举结束。

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第二届理事会有理事丁凤麟等102人,其中37人为上届理事连任。第二届理事会选出常务理事19人,其中7人为上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连任。根据市社联对所属学会的管理意见,本届理事会不设名誉会长,将学会顾问改称学会学术顾问。经理事会推选和市社联审批同意,本届会长:邹逸麟,副会长:刘其奎(常务)、姚金祥、姚秉楠、熊月之,秘书长:黄晓明,副秘书长:张生元、顾炳权,学术顾问:唐振常、李家齐、胡道静、黄美真、沙似鹏、黄苇、汪德基。

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第二届理事会成立以来,2001年因挂靠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党政领导干部有变动,中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成员、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刘其奎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上述职务,刘其奎辞去学会副会长(常务)职务,继续担任副会长。新任中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副书记、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朱敏彦,经学会理事会推选为本届学会副会长(常务)。

自1992年2月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成立至2002年已经十年。一、二两届学会理事会人员构成有小幅变动。具体变动原因有下述几种:

1、自然减员。如原二轻工业局修志办负责人邢逸初、市房地产局原副局长陆文达、市妇联修志办负责人荒砂、市出版局修志办原负责人徐寿明、长宁区修志办负责人张松庭、《川沙县志》副主编、学会副秘书长顾炳权等人因病先后逝世。他们的谢世,固然有多年来忙于史志工作,“积劳成疾”的因素,但从医疗单位的死因结论看,仍可推断为属“自然减员”。

2、工作变动。如原黄浦区副区长胡炜(分管修志工作)调往浦东新区,原上海市总工会秘书长唐国才(分管修志工作)在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后不再分管修志工作。

3、离退休多年后,因体力衰退原因,一般不再参加学会工作等社会性活动。如市邮电局纪委书记刘长前,市商业一局修志办负责人杨大恒,市纺织局分管修志工作的负责人施颐馨,普陀区分管修志工作的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一雷和区修志办负责人赵安俊,上海市警备区原修志办负责人钱福根,以及曾在市地方志办公室任职的林路、徐同甫等同志,都属此例。

第二届理事会的组成人员数多于第一届理事会,其原因是:有些修志机构的负责人自原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因未完全脱离史志工作,本人也未表示有脱离本学会的意愿,故仍推选他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同时,接任原修志机构领导职务的同志,因工作需要,在取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也推选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另有一批同志在学会第一届理事会产生后才由其他部门转至史志办公室工作,几年来工作成绩显著,有的在史志学术上显示才华,并有所建树,所以被推选为学会理事会及学会常务理事。学会第二届理事会既保留了一批关心、支持方志工作的史学界人士,又在很大程度上覆盖了编纂上海各县志、区志和专业志的修志骨干,综合实力比较强劲,组织、运用得好,可以在推进上海地方史志工作等许多方面发挥作用。随着上海新编地方志工作的不断向前发展,以及上海修志队伍中逐年发生的新老交替等变化,学会理事会还应当及时调整、补充人员,以利于继续开创学会工作的新局面。

四、学会工作中几点感受

总结学会十年来的工作,题目很大。这里想说的只是我个人在学会工作中的几点感受:

1、参加学会工作以来,承蒙上海史学界和人文科学界其他方面的不少专家、学者给予教诲和指点,获益甚多。本着对史志学说的饥渴的求知欲,结合开展学会工作的要求,我曾十数次去谭其骧先生家,聆听他面授有关地理历史知识,他不仅讲述了上海近现代地方发展史,还讲到了《吴越春秋》中对于今上海地区的若干传说,列出有根有据的史实辩误驳讹。他在平实的阐述中,提及《越绝书》、《水经注》,还讲到了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和宋代的《太平寰宇记》等等,为我开启了史志研究的学术殿堂之门。胡道静先生在瑞金医院的病榻上审读了我送给他看的申请专业技术职称材料,并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他的审读意见。顾廷龙先生在大病手术后疗养期间,破例为姚金祥和我合编的《沪城风情》题签书名。蒋文杰先生在离休多年后,不间断地撰写抨击时弊的文章在《上海滩》杂志和《新民晚报》副刊版《夜光杯》上发表,我在蒋文杰先生家的写字台上见到剪下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剪报材料,这位年近八旬的老报人从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虽说:“只有马克思有请才能欣然前去。”却还一直在为积累信息资料而不倦地工作着。他们这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他们的严谨学风和不摆架子、广交朋友的好作风,也正是我们学会工作者所要学习和汲取的精神养份。

2、我还感到,学会工作者不论其原来学术地位有多高,薪酬俸禄有多厚,对各级修志机构的史志工作者都应平等相待,以礼相待,尤其要虚心向区、县的修志工作者学习。区、县修志工作者比较接近基层,接近群众,他们对地情的了解因“地近而易核”,因而比较符合实际,这是在市级机关和大专院校工作的同志比较缺少和容易被忽视的一面。我在同区、县修志同志联络、接触的过程中,感受他们的可亲可敬。我还感到像松江、嘉定、宝山、上海等县一批20世纪80年代期间参加修志的史志工作者,知识很丰富,学术上也有一定根底,他们有特别勤奋,特别好学以及特别能战斗的风格。大家在相处中可以互相切磋,取长补短,而绝不可以自以为是,以己之长度人之短。那种“文人相轻”的旧风气,宗派主义、门阀观念的种种表现,应当在我们的学会工作中统统扫除。

3、学会工作者的视野要宽,落脚点要实。我们的学会既称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凡与上海史、上海志有关的古今事物,都应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收眼底”。学会以“学”兴会,以文会友,每年都要组织一次或几次有现实意义的学术研讨活动,可以有赴外地考察的活动和省(市)际地方志学会的对口交流活动等等。1992~2001年的这十年间,学会组织过的“方志编纂工作中如何把志书的专记(特记、附记)写好?”、“如何编纂好大事记、人物志?”等专题研讨会等,都有一定成效;学会组织和参加联办的“上海市情研讨会”、“徽商、儒学研讨会”以及在江西参观共青垦殖场、在浙江建德参观浙江省方志馆等活动,反映也都较好;在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50周年的闸北、金山两次大型学术研讨活动中,市地方志办公室、市地方史志学会及闸北、金山两区党政领导倾注了许多精力,规模大,影响面广,大长了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气势,对促进上海的两个文明建设也有现实意义。但是,这些年间,学会作为一个市一级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学会,所开展的活动还是偏“少”、偏“紧”了一些。有的年份,大半年无一次像样的活动,何其这样沉寂!古人尚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抱负,今人的物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组织一些规模适当、内容不离谱、化费能承受得起(含会员的个人支付能力)的活动,似乎可以提倡。

4、我生已晚。兼职学会工作的若干年中,学会内部职能机构的建设未能落实,会长会议商定的关于筹设志书“读者服务部”的拟议也因人事变动而中断,真令人遗憾。一个人所能做的事情有限而渺小。惟有众多志坛新人的接力才是开创学会工作新局面的有力保证。我衷心期望2003年产生的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不负众望,团结和带动有潜力、有希望、有作为的上海地方史志工作者,为史志学科的繁荣,为新一届上海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开拓创新,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