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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系统史志工作总结 2004/04/06

文化局史志办公室

上海市文化系统于1987年3月建立中共上海市文化局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下设党史办公室,是年9月建立地方志办公室,1988年1月建立上海市文化系统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史志工作正式启动。

(一)

根据国家文化部革命文化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布置的关于征集、编写革命文化史料的要求,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宣传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布置的党史征集工作,以及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市委宣传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布置的地方志编纂工作,我局联合了上海市文联、市文管会和市文化局所属单位及区县文化局、中国福利会所属儿童艺术剧院等大小75个单位、专职和兼职人员共280余人,共同配合,协同作战。

局党史办和方志办的工作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

(二)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革命文化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要全面地、准确地反映从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上海革命文化运动的全貌,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编纂地方志的任务,涵盖面广(涉及全市各区县及局属单位整个文化系统)、跨度大(从西晋起,至今千余年历史)、专业性强(各专业各具特点)、门类多(戏剧、音舞、美术、社文等各门类、行当极其繁复),加之存档不齐,史料工作基础差,又无实际工作经验可借鉴,故而,文化系统的史志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繁重。

十余年来,我们在上海市委、市府、国家文化部、市委宣传部以及市文化局、文联、文管会党政领导支持下,在区县文化局及各级基层组织和史志战线同志们的努力下,克服种种困难,进行艰辛工作,终于完成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十余年来我们取得的大体成果:

一、根据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宣传部和文化部下达的任务,我局参加编审并提供了大量有关史料。

(1)原局长李太成系市委宣传部党史小组副主任,参与《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上、下册)两本书史料的征集编审工作(1919.5—1937.7,1995年5月出版,约72万字;1937.7-1949.5,1991年8月出版,约40余万字)和《上海革命文化史略》的编审工作(1999年出版,约35.4万字)。我局、文联、文管会也积极提供了有关史料,并对编写工作,提供过参考意见。

(2)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文化部下达的任务,我局史志办公室也向市委宣传部《第二条战线史料丛书》编辑小组,提供了大事记、文献资料、专题史料和图书参考资料等,约五、六十万字。史志办公室通过《上海文化史志通讯》,组织和发表的有关第二条战线的专题史料共43篇,达27万字,从其他书刊上搜集到25篇,约8、9万字,全部提供给市委宣传部。

(3)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在上海》、《陈毅在上海》、《邓小平与上海改革开放》、《上海改革开放风云录》和后来出版的《周恩来在上海》、《刘少奇在上海》、《解放初期上海社会改造》等有关书刊,我们提供了近40篇史料,约有十五、六万字。

(4)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文化史料(不包括第二条战线史料),在《上海文化史志通讯》上发表的有190多篇,约有70余万字。

二、组织上海各区县文化局征集、整理、编写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文化史料。

松江、青浦、川沙、奉贤等县已于1992年4、5月间,先后编辑出版了《县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约42万字,其他6个县也完成了编写任务,约有50万字。崇明和南汇县把革命文化史料编进“县文化志”内。在此基础上,我局史志办汇总了10个县的史料,编写了15万字的《上海郊县革命文化史料摘编》(包括概述、大事记、社团、专题和人物录等)。

三、组织发动市文化局和市文管会所属单位(注:当时文管会所属单位,属文化局领导,至1988年10月后划出)编写大事记、院团馆校史。

(1)局史志办组织编写了多种类型的大事记及组织史。上海市文化局大事记(1949.5~1999.12)约43万字;附录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文化局委员会组织史资料(1949.5~1999)约2万字,两者合计45万字;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怀上海文化系统大事记(1949.5~1987)约4万字;华中地区革命文化工作大事记(1937.7~1945.8);提供了152条条目,送江苏省文化厅汇编,约3万余字。

(2)局和文管会所属单位于1995年前大部分已完成大事记、院团馆校史、专题史的编写任务。有些单位出版了铅印本、大部分单位出了油印本,个别单位出了手抄本。如昆剧团、滑稽剧团、评弹团、木偶剧团、人民艺术剧院、青年话剧团、戏曲学校、杂技团、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舞蹈学校、图书馆、美术设计公司、美术馆、“一大”纪念馆、鲁迅纪念馆、博物馆、周公馆、美琪大戏院、长江剧场、宛平剧场、文化广场等。

(3)组织机关各处室编写专题史料。戏剧处、音舞处、基建办、党委办公室、组织处、团委、机关总支、工会等于1995年前已基本上完成了编写任务。

(4)组织发动基层单位老领导、老同志编写社会主义时期的专题史料。在《上海文化史志通讯》上发表了205篇,约98万字。

四、编写出版属于文化史料的专辑、《上海文化史志通讯》和《上海市文化局大事记》。

(1)专辑计有:《八千里路云和月》、《烽火五千里》、《建国前上海地区文化报刊提要摘编》、《申报“昆剧”资料选编》、《话剧资料要目索引》、《申报“京剧”资料选编》、《掠夺与迫害》等13种,约778万字。

(2)编辑出版内部刊物《上海文化史志通讯》。该刊于1988年9月创办,从不定期改为双月刊。1995年起又改为不定期。到2001年年底共出版54期,约500万字。

五、举办了两次图片资料展览。

1988年9月,局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与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假“一大”纪念馆会址,联合举办《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怀上海文化系统图片资料展》。征集到图片资料315件,展出用184件。展出一个月,观众约7000余人。

1991年6月,局史志办公室与局艺术档案馆(筹)假上海美术馆联合举办《前进中的上海文化艺术——艺术档案暨革命文化史料展览》。征集图片资料512件,展出用275件。展出一周,观众约1万余人。

国家文化部于1991年8月举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文化史料展览》,我局提供展品约400余件。

六、上海文化系统承担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达的三部志书的任务。

《上海图书馆事业志》约60万字,已经出版发行。《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约50万字,已经出版发行。《上海文化艺术志》约200万字,照片370余帧,业已公开出版发行。

另外,文化系统编纂公开或内部发行的志书计有:京剧志、昆剧志、越剧志、沪剧志、淮剧志、木偶皮影戏志、滑稽戏志、话剧志、音乐志、歌剧志、舞蹈志、美术志、群众文化志、剧场志、扬甬锡剧志等14部志书,约计687万字(不含杂技志)。

在我局史志办的具体指导下,绝大多数区县基本上都先后编写出文化志。

(三)

10余年来,上海文化系统的史志工作,在不断克服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上述较明显的进展和成绩,其主要经验体会,有以下四点:

一、领导重视是关键,特别调动基层单位领导层的积极性,更显得至关重要。

现职领导日常工作任务繁忙,不可能经常过问史志工作。为争取领导的理解与支持,我们每年主动向局党政领导汇报一至二次工作,例如1995年3月史志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需取得基层领导的重视、支持,落实人员、经费等),局党委连续开了二次会议,听取情况汇报,通过了1995年度史志工作规划,作出了加强史志工作队伍、实行目标管理和解决经费等项的决定。平日发现问题,随时向有关领导联系、汇报,并由现职局领导帮助我们一起做好基层领导的工作。局长孙滨、党委书记周渝生、副书记秦德超、杨益萍、副局长干树海等利用召开各种会议的机会,大力宣传史志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各单位把史志工作纳人总体规划;并针对近几年相当一部分基层领导班子有所调整,史志队伍产生了不稳定的状况,局党委根据我们的建议,专门发出《要求稳定史志队伍》的通知。负责史志工作的两位老领导更是“逢会必讲”;同时,发现哪里有问题,就往哪里跑,与基层领导反复磋商,切实安排落实,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曾三次深人群众艺术馆,帮助解决人员、经费困难;派员三次访问嘉定县文化局,引起该局领导对史志工作的重视,解决了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工作进展缓慢,甚至工作中断数年之久的问题。就这样坚持不懈地年复一年地宣传,做大量的组织落实工作,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对史志工作存在的种种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逐步获得解决,保证了史志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对史志工作的长期性艰苦性应有充分的认识。

史志工作是项系统工程。开始时对这项工作也不知“水”有多深浅,在实践中逐步感到开展的不易。

以搜集资料为例,一是历史档案极不齐全,二是现成的资料极短缺。为了寻找线索,查阅资料,史志人员跑遍了上海各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各有关单位,反复查阅、核实,找当事人调查,有时象大海里捞针一样困难。但既然下了“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杨浦区是上海大工业集中地之一,工人运动、革命文化活动历史悠久,但不是所有的工厂领导都重视文化史的工作。区文化局史志办的同志发扬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精神,下厂访问,一次不行,跑二次、三次……一般一个厂起码跑十次以上。有七十多年历史的上海棉纺十二厂,他们竟跑了30次以上,终于感动了“上帝”,使厂领导抽调力量组成写作班子,写出了厂文化史料达4万多字。该区集中了60多家厂30多万字的文化史料,已编写出区革命文化史料。上海县本以为没有革命文化史料可搜集,当他们得知三十年代陶行知先生在北新泾创办《晨更工学团》、有左联、剧联、教联的一些进步人士在那儿从事革命进步活动的线索时,就千方百计找到了几位当事人,不仅提供了不少资料,还找到了工学团的旧址。上海京剧院的同志翻遍了七十多年的上海《申报》,夏天,不顾高温季节,蹚着大水到局档案室做抄摘资料的工作。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老同志对史志工作十分支持,我们在搜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有关资料时,找了原上海市人大常委副主任舒文同志,经他介绍,又找到了原华东财办的负责人卜三同志,卜三带病在医院写了一万多字的浙江省革命文化史料,据浙江省史料办公室同志来信说,这份资料十分宝贵。

在编写史料过程中,也会碰到一些问题,如请专家、学者写稿,他们的前提是要求我们提供翔实的资料,有些撰稿人习惯于用写论文或文学小说的体裁写法,较难以符合史志的要求,需我们与之慎重协商,加以修改;有的区县在史志文稿编写好后,因领导层观点不一致,长期搁浅,影响了工作的进度。还有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史志编写人员难以落笔。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易后难,或请大家一起依据事实,反复探讨;实在无法统一的问题,就两说并存。史料文稿一般要反复讨论修改三、四次以上,甚至五、六次之多,使不少难点得以解决。

三、关心史志人员的思想、业务、乃至生活待遇、职称评聘等问题,以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文化系统史志人员大部分是离退休干部,部分兼职干部。这是一支政治素质较好的队伍,以老同志为骨干,老中青三结合。他们从不计较名利,以党的事业为重,无私奉献。这支队伍从总体上看,基本稳定。但随着领导班子的调整或改革开放形势、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志队伍难免会产生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所以我们不断从思想政治上、业务学习上、生活待遇上、职称评聘等问题上关心他们。

尤其是从政治思想上关心史志队伍的成长,是极为重要的一环。1992年2月,根据局党委决定,召开了上海市文化系统表彰大会,表彰1989—1991年三年实绩,共评出17个先进集体、26名先进个人。通过表彰,增强了史志人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从而学习先进,发扬先进,为今后取得新的成果,思想上得到了武装。与此同时,在每年史志工作会议上,都要表扬一批单位和个人,这对稳定队伍,调动积极性,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通过各种途径,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史志人员大部分未搞过史志工作,我们曾制订了《关于“大事记”的编写原则、要求、范围》、《关于编写院团馆校史的几点参考意见》、《专题选题计划》、《对文化局各处室撰写专题资料的建议》等,使他们有了具体的工作目标;举办讲座、请人讲述《编写大事记中存在的问题和注意事项》、《编写资料长编的重要性、必要性》、《资料长编如何编写》等,加以具体指导;每年召开经验交流会,请工作好的单位介绍经验体会;每年召开研讨会,就《如何写人物传记》、《表、导演条目如何编写》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以取得共识。开展以上这些活动,反响热烈,受到大家的欢迎、支持,对提高业务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史志人员工作比较辛苦,待遇偏低。为此,局领导每次在会上提出要关心史志人员的生活待遇和福利待遇。嗣后,不少单位适当提高了史志干部的待遇。

同时,也关心史志人员的职称评聘。在我们建议下,局职改办于1988年4月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集成、志书编写人员评聘专业职务问题的几点意见》;1993年12月又用市局名义转发文化部党史办《关于革命文化史料征集编纂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评聘问题的意见》。凡史志人员申请评定专业职称,先由局史志办领导人提出意见,再转到有关部门去,以便切实帮助解决一些史志人员的专业职称的评聘问题。

以上这些做法都体现了对史志干部的关心和爱护,由此,更激发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四、充分发挥史料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史志工作的目的是“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如果把史料束之高阁,就失去了为现实服务的意义。所以近些年来,很多单位结合改革开放的大潮,或结合制订远景规划,或通过一些重大活动,充分发挥了史料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当我们发现闸北区革命历史陈列馆采取多种方式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成为青少年教育基地之一。我们就召开了现场会,参观他们的展览,看“革命史迹”录像,听经验介绍,使到会同志受到很大启迪。松江文化局史志工作者利用搜集文化史料,积极主动的参加了寻根活动,对改革开放、人文景观的宣传使旅游事业的发展起了配合与促进作用,受到领导与有关方面的肯定。上海越剧院召开越剧改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根据院史志办提供的图片资料,介绍了越剧发展史和艺术家的贡献,并举行理论探讨研究,出版了“论文集”。1994年,在举办梅兰芳、周信芳百岁诞辰纪念活动中,京剧院举办了周信芳图片资料展,该院史志办提供了大量资料,撰写了论文,宣传周信芳的爱国主义革命精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虹口区文化局史志办公室结合虹口区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提供了大量史料,在“虹口发展专题研讨会”上,放映了“虹口百年文化”电视录像,介绍虹口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环境,孕育了虹口的民族文化、外来文化、革命文化三大特色,引起了到会专家、学者极大的兴趣,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激励虹口人建设新区的自信、自强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