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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编好乡镇志、村志的几点思考(倪所安) 2004/04/06

倪所安

一、对编修乡镇志、村志应取积极的态度

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中国首轮修志开始时,对乡镇志的编修采取不提倡、不阻止的态度,村志就不言而喻了。时间已过去20多年,上海区县第二轮修志已经展开,那末在本轮修志中对乡镇志应取什么样的态度?对正在冒出来的村志又应取什么样的态度?我认为,应改“两不”为“两要”,即要支持,要指导。其理由有三:

首先,必须看到乡镇、村两级对修志也有很高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在首轮修志中已充分显示出来。就嘉定而言,当时对编修乡镇志也采取不提倡、不阻止的态度,我们主要考虑了县志的编修刚刚起步,一无理论知识,二无实际经验,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去过问乡镇志。何况乡镇修志,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的困难要比县里大得多,数万元的支出对当时的乡镇财政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而要找一个能担纲主编的人更加困难。但实际情况出乎意料,乡镇在为县志提供编写资料的时候,几乎在同时进行乡镇志的编修,出现了县志和乡镇志的编修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局面。部门的专业志也同样如此。至1995年,全区20个乡镇公开出版的乡镇志有15部,内部出版的有3部,编好初稿未出版的有2部,专业志21部。如今乡镇的经济实力比80年代初是不能同日而语了,更重要的是江总书记一再号召学习历史知识,强调以史育人。因此,只要我们在续修区县志的同时对乡镇志给予一定的支持,乡镇修志的积极性就很快能发挥出来。

那末,村一级有没有修志的积极性呢?去年浙江有几个县来嘉定讨论续志编修问题,说他们那里有好多村在修村志。嘉定现在也有两个村正在编修村志。一个是徐行镇的钱桥村,这个村的一位刚退休的中学体育教师沈志浩,一位是村党支部老书记张家骏,两个人不拿村里一分报酬,决心把余热发挥在编修村志上。全村近400户人家,他们用一年多时间挨门逐户进行家计调查,取得了上万个数据,现在正在编写初稿,并联系好了出版社。另一个村是华亭镇的联华村,这个村的村级经济净利润每年有三四百万元,是个五连冠的市级文明村。在“三个代表”教育中,村支部发动村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联华村的变化和自己家庭的变化,获得了极其良好的教育效果。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周根兴由此萌发了编修村志的念头,他要把这些变化以及为这些变化作出贡献的村民的先进事迹,全面系统地记载下来,让大家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并一代又一代地“思”下去。他的想法很快得到全村干部和村民的支持,联华村四届一次村民代表大会专门作出了编修村志的决定,把编修村志列为全村的思想文化建设和增强凝聚力的重大工程来抓。有了带头的,肯定会有跟上的。村志的编修行动起来了,对编修乡镇志也是个促进。总之我们对乡镇、村两级修志的积极性应有充分估计,不然会陷于被动。

其次,乡镇志、村志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市、区县志不可替代的作用。章学诚说:“方志为古国史”,“方志为国史要删”,这里所说的方志包括乡里志,即现在的乡镇志、村志,也是“国史要删”。乡镇志、村志在记述的范围、内容、体例上与市、区县志有所不同,但所起的作用与市、区县志是不能分高低、上下的。史料是常青的,过去的乡里志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乡镇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对一方水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和他们的先辈虽然不能生活在同一个时期,但是呼吸在同一个空间里,脚踏在同一片土地上。在这片土地上,无处不留着他们和他们先辈的足迹,无处不记录着他们和他们先辈的悲欢,无处不渗透着他们和他们先辈的血汗。乡镇志、村志所记载的是他们和他们的先辈所历、所闻、所见的和事。尤其是村志,虽然不能说是对村民的零距离的记录,但至少是近距离的记录。这种记录最能引发起他们和他们子孙后代的乡情和亲情。关牧村在台湾演唱一首《家乡有棵相思柳》时,凡是大陆去台湾的同胞个个流泪满面,有的泣不成声。这是种什么感情呢?是乡情,是亲情。我们地方志为什么自古至今能连绵不断?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它们的字里行间充满着乡情、亲情,所以才有人愿意看,才有人愿意修。乡情、亲情能激发起人们更热烈、更深刻的爱国主义的情感,这是乡镇志、村志尤其村志更为突出的教育作用。

再次,快速发展的农村城市化的进程,逼着我们抓紧乡镇、村志的编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传达贯彻以后,农村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了。2002年,嘉定区的城市化率已达到45.3%,2005年将达到70%。城市化速度一年比一年快,年初还是一片农田,年末已是幢幢高楼;今年是村民委员会,明年变成居民委员会。去年,嘉定全区并成9个镇,如果不把所并乡镇的续志修好,史料就会出现断层、空白。因此,这次续修对撤并的乡镇来说,带有抢救资料性质的、非常紧迫的一件事。再说,按照10年修一志的要求,嘉定区多数的镇已到了续修的时限。

二、编修乡镇志、村志在体例上要有点创新精神

编修乡镇、村志与编修区县志既有共性问题,也有其特殊性的问题。比如横排竖写,这个原则都要遵循的,否则不成为方志。但有些原则适用于区县志而不适用于乡镇志、村志,适用于乡镇志的原则也不一定适用于村志;过去适用的现在也不一定适用,不能墨守成规,而要从实际出发有所创新。

1、时限问题。首届编修的乡镇志多数效法县志采用“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即上限起自事物的发端,但也有的除大事记、概述“通贯古今”外,其余篇目从1911年辛亥革命写起。下限则各不相同,有的以党政领导班子换届为下限,有的以撤乡建镇为下限,也有以搁笔为止。嘉定最早问世的《黄渡志》下限为1985年,最晚的《唐行志》下限为1995年。离2001年的撤并前者的时距为16年,后者的时距为6年。由于行政建置的变动,两镇都面临着续修的问题,这也有可能使多数乡镇志的续修时限取得一致的好机会。村志的时限,则另作别论。《钱桥村志》的时限为1949~1999年,记50年;《联华村志》时限为1956~2001年,记45年。一个村以解放之年为上限,一个村以办高级社之年为上限。联华村在高级社以前行政建制变化太大,资料难收,就以高级社为上限。村志时限更应强调因地制宜,不能划一。另外,过去所讲的不能越时而书、越境而书,也不能机械地执行。如联华村搞了个姓氏来源调查,有的老祖宗是在明清时迁来的,这不能不记到明清了。越境而书、越时而书是不可避免的。

2、乡镇志的名称问题。这是本届续修乡镇志中遇到的一个特殊问题,因为现在的镇大多是由两个镇并起来的,若要续修,并起来的两个镇都要续修。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两镇各建一个修志班子。若分两志修,各用各的名称,这当然也可以,如我们马陆镇和戬浜镇合并的,就出一部《马陆镇志》(1991~2001)、一部《戬浜镇志》(1990~2001)。但也可以采用编修合志的传统做法,编一部《马陆戬浜镇合志》(1990~2001)。这主要考虑到领导班子、同一个主编、采用同一种体例,称合志也名符其实,新建镇的领导班子对修合志可能更容易接受,装帧也比较厚实、美观。其实,所谓合志除了序言、后记以外,其它内容各成体系,各自记述。

3、框架与篇幅问题。由于受县志以及片面强调横不缺门、竖不断线的影响,嘉定正式出版的10多部乡镇志的框架篇目都比较庞大,大多采用卷章节目4个层次。最多的《嘉定镇志》分31卷,字数65万,最少的《方泰乡志》分10卷,字数 37.6万。其它的乡镇志都在15~16卷 30万字上下。续志的框架怎么设置?首先要广泛地听取对前志的意见,筛选出利用价值(资治育人)较高的、一般的和基本上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篇目和内容。其次,认真分析乡镇的情况,对比过去,哪些方面是大变,哪些方面是小变,哪些方面基本不变。通过两个方面的分析确定续志的记述重点。但不求面面俱到,唯求重点突出。乡镇志框架层次不宜过多,且以条目体为好,原则上分类目、条目两类,以条目为基本载体,条目以下根据实际需要可设子目。这样的框架较为精炼,又便于检索。一志篇幅在 15万字上下,合志在 30万字左右。

村志的框架篇目设置更要灵活实用,一般用类目、条目两个层次足矣。

4、体裁问题。形式服从内容,内容决定形式,续修乡镇志是不是要把修志的“十八般武艺”——记志图表传述录都要搬出来,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修志的根本目的在于全面地有系统地保存史料。乡镇志是不是可以参照党史资料的编法,采用概述+分类编年(大事记)+分类统计资料(包括典型调查资料)+分类名录的形式?是不是可以象年鉴一样在人物栏目内把党政干部名录、高知名录、先进人物、逝世人物等都列入其中。现在已问世的乡镇志尽管有数十万字但不少的记述语焉不详,想查清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非常吃力,这就影响了他们的实用价值。实践证明,实用价值最高的还是长编稿。乡镇志还应设置一些文献辑存之类的篇目,把乡镇党委、政府在时限内的重要文件、调查报告、重大报道之类辑存下来,这些资料很有价值。

村志采用哪些体裁,周根兴说:“村志是全村村民的功劳簿,联华村走上小康。是全体村民的努力,凡是对联华村作过贡献的人,都要记下来”。这话颇有见地,这就是我们强调的要以事系人。任何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乡镇志、村志的记述更要有事有人,以人系事。10月中旬,联华村特地邀请50多位插队知青返村叙旧。村志不仅记上插队知青的名字,还要记上他们对联华村的贡献。村志的体裁,要求实用、简便为原则。总之,乡镇志、村志都要把资料性放在首位,凡是能科学地保存乡镇、村史料的体裁都可以采用。文不拘体,以存史为前提。

5、与前志的关系问题。这涉及前志补正及与前志篇目、内容的衔接问题。篇目与内容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应以内容衔接为主,篇目衔接为次。若拘泥于前志篇目,则在体例上无法革新,但不管采用哪种体例,前志载而未尽的事续志一定要记完整。对前志补正不宜强调,除明显的并有确凿材料证明是错了的予以纠正外,一般不再去深究。因为乡镇志大多采用一步成稿法,再要去寻根刨底,不太可能。至于前志记述不足之处,可以在续志中适当的地方补上几句。

有些基本内容如建置沿革、名胜古迹、历史名人、重大历史事件、土特产、民间工艺、风俗习惯等等,续志也应记述。这种同前志的重复完全必要,因为读者不可能都看到前志,必要的重复,能使读者一册在手,古今皆知。

以上讲的是编修以存史为主的从严格意义上讲的乡镇志、村志所需要研究的问题。另外,乡镇、村也可以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编写一些非严格意义上的但仍属于方志一族的乡镇、村要览或乡镇、村概况等。要览或概况可分若干专题,突出重点,明古详今。“详今”的时间跨度可以是解放以来,也可以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也可以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贯彻以来。这种直接面向群众的乡土教材,也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也能为招商引资等提供服务。但是,不管采用哪一种形式,其内容必须是真实的,不能制造泡沫史料。

三、加强指导

一要宣传。市、区县地方志办公室要向区县领导宣传地方志工作,并争取把续修乡镇志列入区县政府的工作议程,这才会引起区县各部门和乡镇党政干部的重视,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这轮续修搞好了,以后以10年为时限一轮一轮地搞下去就能比较顺利,现在下一点功夫是值得的。修村志一定要坚持自觉自愿的原则,不能刮风。有些领导班子不团结或干群关系紧张或有宗族矛盾的村,不能修村志。

还要向群众宣传。修志要有群众的广泛参与,不能关起门来修,尤其是村志,要使修志的过程成为教育群众的过程。家计调查、先进人物、先进事迹都要靠群众来提供。鲜活生动的资料都在群众的心里。

二要指导。区县地方志办公室在续修区县志的同时,安排一定的力量指导乡镇志、村志的编修,根据上一轮修志的经验,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区县志、乡镇志、村志三者互动,也是有可能的。指导的重点要放在社会调查上,仅举钱桥村调查的一组数据足以说明社会调查的重要。1949年,钱桥村人均收入172.96元,吃的费用占总支出的91%。1953年,人均收入155.75元,吃的费用占总支出的91%。1957年,人均收入153.4元,吃的费用占支出的86%。1963年,人均收入156.76元,吃的费用占总95%。1972年,人均收入 221元,吃的费用占总支出的 73.1%。1978年,人均收入 333.86元,吃的费用占总支出的 37%,住的费用(村造房高峰期)占总支出的 58%。1992年,人均收入 3391.71元,吃的费用占总支出的62%,住的费用占2%。1999年,人均6293.21元,吃的费用占总支出的 44%,住的费用(50% 户买城镇商品房)占25%。1999年,人均收入是1978年的17.63倍。是年有166人(占全村1691人的10%),其人均年收入在1万元以上,最高户人均年收入5万多元。可是全村还有5个人的年收入不足500元,高低相差100多倍。这组数据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各个历史阶段农民的生活状况。家计调查项目有人口构成、家庭、婚姻、职业(主业、兼业)、土地、住房、集体和家庭经济收支,以及衣食住行(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用(家具、家电等)和农业工业、副业、社员家庭副业等。每一项都以1949、1953、1957、1963、1972、1978、1992、1999年8个年份调查统计。联华村的档案工作是全区先进单位,这个村60年代的大队分配方案还保存在那里,弥足珍贵,但大多数材料也要靠社会调查。修乡镇志的现存材料要比村志多,但要获得深层次的材料也得靠社会调查。鲜活的材料才有感染力、说服力。乡镇志、村志的调查材料也可丰富区县志的内容。其次,对框架结构、篇目设置、行文规范等方面都要作些具体指导,使乡镇志、村志能达到一定的质量要求。

指导要靠典型。区志办不可能逐个乡镇、村去指导,而要有重点地去帮助几个单位,从中摸索经验,树立典型,以点带面。不赶时间,不赶浪头,稳步前进。

三要把关。首先,乡镇志、村志是否一定要正式出版需要研究,乡镇、村修志主要是为本乡镇、村需要服务的,出版与否关系不大。区县志办可选择几部有创新性的、资料价值高的、财力又允许的乡镇、村出版几部,其它的作内部发行。其次。不论出版与否,完稿后,区县志办应组织力量审读一下,把好政治关,并尽力减少其它差错。对修志人员要进行史德教育,发扬奉献精神;力戒浮躁虚夸,坚持实事求是。

(作者系《嘉定县续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