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读取工具条配置

也谈续志(杨军益) 2004/04/06

杨军益

2001年12月20日,李铁映同志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地无论已完成第一轮修志的还是正在加速进行的,都要论证新中国第二轮修志计划。怎么修,修什么,为什么修,都需要认真研究。”关于方志的续修问题,应产生于宋代。近人张国淦认为:“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中国古方志考·叙例》)。方志的逐渐定型是与其逐渐成为地方官绅贤达的传统文化使命的过程相一致的,因而两宋时期,地方志的续修已经比较普遍。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记载,宋施宿等人撰《会稽志》20卷,张淏撰《会稽续志》8卷,后者“续记辛酉后事,亦补前志之遗”;陈耆卿撰《赤城志》40卷,吴子良撰《赤城续志》,林表民撰《赤城三志》4卷;宋嘉定时卫玠撰《信安志》16卷,绍定时叶汝明撰《信安续志》2卷;续志诸多,不再枚举。自南宋以降,修志成为地方士绅的一种文化传统,到清雍正七年,谕旨省、府、州、县志,每六十年一重修,修志传统更被法令化、制度化,因而各地的续修志书竟相而作,为续志的编修探索出了相当丰富的宝贵经验。

续志编修的探讨,时下相关专家、学者纷纷献策,其中颇有建树性意见、建议,发人深思。因而我也想谈谈自己的几点想法。

一、续志的续与创

所谓“续志”,就是对新中国第一轮志书的续写,这是从时间的延续上说的,并不是说,只要按照上轮志书各篇章接续写出上届志书下限到本轮下限期间的内容,即可大功告成了,虽然这样有助于很多内容的连续完整。李铁映在《在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提法相当明确——第二轮修志,即我们是在上轮修志的基础上进行的续修,但与第一轮修志同样需要创造与创新。因而,第二轮修志是在时间上的续,而在体例与编修等方面则是不囿于第一轮成法的修。方志名家魏桥在《方志事业在比较中前进》的讲话中说:“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地记’、‘图经’,再到宋代方志的基本定型,经历明清又有了发展。民国时期采用了比较先进的科学手段,增加了新的内容,体例也有了变化。”从方志的发展史中明确地透视出方志强烈的时代性特征,与时俱进的特点。因沉守旧,墨守陈规,必然会使方志事业停滞而沦落。因而,续志从来都只是也仅仅是时间延续意义上的,并非以内容、体例诸方面的续修来要求的。

如前所述,续修的有关问题并不是我们第二轮修志才产生的问题,早在宋代已经产生,而宋元明清以来诸多修志名家为志书的续修探索出了比较成熟的经验,颇值得借鉴。在第二轮修志中,我们要做的就是批判地继承前辈们的理论、经验,创新出适合本轮修志的理论体系。

二、学术定位——志书的编著

志书的三大传统功能“资治、存史、教化”历来为方志学家们重视,明清的方志学家大都以为方志与国史同样重要,因而在志书的编写上相当严谨,以学术的标准来修志。志书的编纂者也多属学界名流,如李吉甫、宋敏求、康海、章学诚、孙星衍、洪亮吉辈等。而新中国第一轮修志开展时的情况我们都清楚,是在党的号召下,调拨各部门的同志匆匆上马的,有的甚至原本不知志书为何物,摸着石头过河,在编修志书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质量,这一轨迹在上一届早中晚期的志书质量对比中尤为明显。因而,有人批评说,志书主编的学历连副教授都达不到,其成果的分量可想而知。我们在编修志书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奉为金科玉律的一条标准是实用性,正如我们民间拜佛求神是为了得到现实中的好处而非是信仰的寄托,这完全是种定位的偏差。诚然,实用性是必要的,可将其作为标准则颠倒了志书的内在属性与外在功能,势必将对志书的编修产生误导。李铁映同志强调道:“新一轮修志就是要推出一批符合时代要求,具有很高科学水平和重要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的志书,使修志真正上升为一个科学体系,把修志真正当成一门学问和学术来做。”这将从思想上根本改变以前汇编资料头而成志的弊端。

近代起就有学者主张把修志作为学术著作来做的。方志学的奠基者章学诚认为“志乃一方全史”,他阐述道:“方志一家,宋、元仅有存者,率皆误为地理专书。明代文人见解,又多误作应酬文墨。近代渐务实学,凡修方志,往往侈为纂类家言。纂类之书,正著述之所取资,岂可有所疵议?而鄙心有不能惬者,则方志纂类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意有三层,方志不是某一门专书;志书应持“史家法度”,秉笔直书,摒绝文人意气;“纂类家言”的实学考据之风有悖于志书之道,“不知著述之意”。章氏此说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清人毒嗜考据,皓首穷经,孜孜考究的学风的确是不适合志书的。志书“述而不作”,记叙一域文明的发展轨迹,而有鉴于后世,正如《春秋左氏传》之类,而非像各种卖弄才学宏博的正义、章句之类的“纂类家言”。

新修方志要记述一域自然、社会文明的方方面面,其内容的容量比旧志有大量的增加,这是与方志反映一域文明的轨迹的性质一致的,当文明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扩大时,志书的容量也相应有了很大的拓展。李泰棻在其《方志学》中说,“方志者,一方之史,前已屡言。论其本身,亦自有进化”,认为方志既然是“史”这一“人类综合文化现象”,故修志者应具备多可辅助学识,如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年代学、考古学、古文学、古泉学、言语学、系谱学、心理学、经济学、法政学等其他学科。因而,我们的新方志都是“众手成志”,需要各种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才可以修出高质量的志书来。在志书的篇目拟好后,大都由各部门分别编修,然后主编合之而成志。这是必然的选择,因为不可能有哪位主编可以通晓现代五花八门的各学科,但同时也导致了志书的简单化、程序化,主编只“合”而不“和”,使志书成为一堆资料头,很为人们所诟病,当然,这与修志队伍的素质有关。第二轮修志,不仅有上轮修志的宝贵经验可供借鉴,还有在上轮修志中锻炼出来的修志人员和各高校输送的修志人才,都有助于将志书作为有学术品位的专著来做。

强调志书的学术品位并不是忽视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应用价值,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实用性和学术品位二者本是种两难选择,但在操作的可能性上,有高的学术品位的志书才可对现实的建设起到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而入志内容的重要标准正是时代性的存史价值。

三、拨杂删芜——精控篇幅

地方志的编修有种“大”趋势,即志书的篇幅越来越长。1980 年,新中国第一部新修志书《呼玛县志》共计56.4万字,而上届志书中公认的名志《绍兴县志》,1999年出版,四大册,字数409.9万字,是呼志的7倍多。志法史,所谓“秉笔直书”不仅仅是修志者的态度问题,也是志书篇幅的关键。志书要存史,要资治,要描述一域社会发展轨迹,要提高学术品位,则其篇幅必须精当。蔓芜滋延的修法,势必会使内容鱼目混杂,难怪会有一些人主张方志属资料性书呢。大篇幅志书的出现,其意义最明显的当是我们“盛世修志”的排场了。我们有较多的人力、物力可以投入到诸如修志这样的文化事业中,这当然是好事,但谁又能说没有一部分志书在不少的篇幅上为一些“精英人物”大肆渲染、歌功颂德?信手翻开部新修志书,各种数据表格充斥,有的章节尤其是工业篇,甚至数据表格比表述文字还多的多,各种统计表、曲线图、折线图、饼形图、柱形图随处可见,这的确是增强了志书的直观性,但其是以志书的庸俗化为代价的,同时也使志书的学术价值黯然失色。图表传述录记等方法的应用是为了利于志书内容的编修,而若是拿来炫耀我们现代人的能发明这些新鲜形式的聪明,那与我们修志的本意简直十万八千里了。

精控志书的篇幅,并不是仅仅是控制志书的字数,这是与志书的时代意义、时代要求相关的。社会文明与科技的发展都会影响志书的内容和篇幅。古代旧志内容,无非是地理、沿革、风俗、人物、科举、田赋、学校、列女、方外等十多门而已。到了上世纪末,试看新修《绍兴市志》,除概述和大事记外及索引外,共有四十五个大卷,各卷下又有大小不一的章节,林林总总,也算得上是惶惶巨著了。读该志,绍兴市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见,而行文上则要言不繁,繁而不赘,精要得当,极尽方志之美学价值。志书不是工作手册,若无论恰当与否,一切相关材料皆“来者不拒”,要迎合任何大众的口味,那其结果只有一个——不伦不类,让每个人都失望。当然,第一轮新修志书的统合古今,内容宏富,这也是其篇幅过大的重要原因。

其实,司马光早就为我们解决志书大篇幅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借鉴,编写长编与精写精篇。这样,就可以把那些入志“不足”,而弃之“有味”的东西收进长编,既不妨碍志书的严肃性、学术性高标准,又可以把一方的真史囊括进来,两全其美。《上海财政税务志》、《上海公用事业志》、《宝钢志》等志书在这方面做出了比较成功的探索。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篇幅的大小是相对于其载体而言的。先秦时候,书本大都是竹简木牍,书写极不方便,所以连孔夫子都只能用《论语》这样的精短语句来发大议论了。秦始皇每天阅读一百五十多公斤的竹简,在现在不过就是本薄薄的小书而已。像纸之于竹简一样,同样,电子版图书的发展为我们的编修志书提供了技术条件。除了编修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性高标准精品志书外,我们完全可以使志书长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方之全史”。这也正是与社会发展对方志事业的要求相适应的,极有可行性与现实意义。

四、余论

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说,所有的历史“评价”都包含着“沉思的”因素。不同于隔代修史,当代修志。志书出于“当代人”之手,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看清并真实地描述出自己的全貌,其难度可想而知了。志亦可鉴,修好志书,也正是给后人正确了解和评价我们的依据,所以,志书的严肃性不言而喻。上一届志书“统合古今”,尽管在内容上力求“明古详今”,“史”的味道还是相当浓厚的。本届修志大都是记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以来约二十年左右的社会进程,时间虽短,但由于人类文明的迅猛发展, 入志的内容更加繁复庞杂,修志事业任重而道远。 套用古话:同志勉兮!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