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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编纂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姚金祥) 2004/04/06

姚金祥

在全国第七次省级年鉴研讨会上,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会长许家康同志说:“年鉴创新的一个主要方向和目标,就是通过创新年鉴的内容和形式,通过百花齐放和推陈出新,提高年鉴的出版质量,并逐渐形成不同的风格和流派。”这次上海市年鉴学会首届年会暨第七次年鉴协作会议,话题就是“围绕创新主题,交流创新经验,探讨创新经验和方法”。

创新,最早是经济学上的名词,1912年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即技术创新理论。但我们所说创新,已是一个哲学范畴、文化范畴的概念。创新具有求异性、不确定性、个体性、社会性等特点。年鉴编纂的创新,决不是为创新而创新,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上海市所编纂的年鉴的质量,从而为现实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一、学习理论

学习基本理论。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基本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最讲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当前来说必须学好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中共十六大的政治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江泽民同志说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学好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才能有观念上的创新;观念上创新了,才能有各方面的创新。年鉴工作者如要想在创新方面有所作为,学好“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个前提条件。

加强地情研究。创新决非异想天开。地情不明,何来创新思路?存在决定意识,要想在创新方面有所收获,必须先研究地情。你所在单位的地情清楚了,对策也就“心中有数”了。

总结创新实践。年鉴的创新何时开始?有人说是近一二年之事。这个说法其实不对。早在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此后又进一步指出:创新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在江泽民同志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年鉴界的创新实践已经多年。《上海科技年鉴》、《上海公安年鉴》、《上海文化年鉴》、《浦东年鉴》、《杨浦年鉴》、《徐汇年鉴》、《宝山年鉴》等编辑部的同志关于创新的交流发言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不要因为今天讲创新,就把以前的努力加以否定。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不断总结、不断创新、不断进步。总结,可以像许多同志那样,写成理论文章,也可以像有些年鉴编辑部那样,召开小型研讨会。

汲取他人经验。创新的社会性,表现在创新需要群体的互补和协作、创新需要社会的支持和承认等方面。思想、观念自然无法取代,但需要相互交流、互补、辩难、争论和激荡。如果脱离了创新的群众和环境,创新的生命实际上也结束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要求我们年鉴工作者不能自我封闭,更不能妄自尊大,要做到开放式编年鉴。为此,应该选择适当的会议,踊跃参加,自觉参与研讨。真理越辩越明。创新理论是在思想的激荡中迸出火花的。有的人从不与外界交往,信息就不会灵通,所编年鉴的质量必然会打折扣。

关注科学动态。创新是艰难曲折的历程。创新者不仅要有开阔的思想和坚强的意志,而且需要有丰富的知识。知识积沉越少,创新能力就越弱。年鉴中的信息是动态的,年鉴编纂者应该时刻关注学科的新发展,关注发展着的新理论,并努力为年鉴编纂所用。前些日子上海市社联组织了全市一系列的社会科学讲座,其中有一讲是由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邀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作讲座,题目为《从移民史看上海文化的形成变迁》,听者颇受启迪。《上海年鉴(2002)》新辟了一个“外地人在上海”栏目,实际就是迁民问题,虽然写了基本情况,但是记得还比较浅,如果今后有理论作指导,组稿、写稿的目的性就会更加明确。

二、内容创新

年鉴的创新,首先当然是内容的创新。这是年鉴创新的主体部分。内容要创新,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

从年鉴记述的重点来看,要求从记述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年工作的成绩为主,向记述大事要闻为主转变。年鉴篇幅偏多成了年鉴界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为什么?主要是各单位都争相罗列一年的工作,开了什么什么会,做了什么什么事。其实,有不少会和不少事并非是大事要闻,又舍不得删节。结果,篇幅长了不说,年鉴也异化成了工作总结。

从年鉴是一本信息书来看,要求做到常编常新。这就需要不断增记与时俱进的新鲜内容,淘汰那些相形见绌的内容。《上海科技年鉴》编辑部,根据“九五”期间科技体制改革后出现的三方面变化,即研发主体由科研机构为主逐步向由企业为主转变,技术服务由商品化服务逐步向企业化服务延伸;管理职能由直接干预向间接推动转变,年鉴工作也实现两个转变,即由主要记载市科委系统科技工作情况向全面反映上海市各系统科技工作进展转变,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单位为主线的记载模式向以专业领域、行业科技进步等内容为主线的记载模式转变,及时增设了“孵化基地”、“创业投资”等栏目。《上海年鉴》中“外国人在上海”等也是根据上海要建成国际性大都市的改革开放新形势而设立的栏目。新鲜内容各行各业、各个区县年年都有,年鉴的记述都应该及时跟进。

从年鉴内容的来源看,应该随机应变,多方寻找入鉴新资料的信息源。目前的年鉴编辑部,有个普遍的弱点是与日新月异的现实存在一定距离,对客观变化了的情况反应不敏感。而要做到年鉴内容的创新,这个弱点必须努力克服。途径多种多样:比如要经常性地注意领导部门的重大活动,及时掌握现实生活中新的改革举措;比如从有关的报纸、电视、电台、通讯以及众多的内部情况简报中,迅速发现有用的信息资源,并将它们变成年鉴的条目文稿。

还有,除正文中的条目之外,还要在年鉴中拓展二次文献的收录。这些“二次文献”,包括了文献目录、专项年表、统计资料、示意图、照片、索引等等。此次《卢湾年鉴》编辑部的交流发言,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些二次文献,篇幅虽小,但信息量大。

三、形式创新

随着年鉴内容的创新,必然会带来形式的创新,因为形式是由内容所决定的。形式的创新也不拘一格。

框架设计需要不断创新。有种流行的说法,目前的年鉴“千鉴一面”。我不太苟同。理由是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首先是专业年鉴的框架,很少会“千鉴一面”的,《上海宝钢年鉴》写的是钢铁工业,《上海石化年鉴》写的是化纤工业,两家年鉴的框架设计怎么可能会完全相同呢?就是综合年鉴的框架设计,也不能用“千鉴一面”四个字概括。我翻过部分年鉴,有的只有十四五个篇(或栏目),有的三四十个篇(或栏目),更多的有五六十个篇(或栏目),这几种结构是不可能“千鉴一面”的。更何况现在的年鉴,还是在努力有所创新的,比如《嘉定年鉴(2002)》设有“上海汽车城”的栏目,其他区县没有汽车城,就无法“一面”;《青浦年鉴(2002)》所设专记专写乡镇区划变动,那是2001年特有之事,其他年份的《青浦年鉴》也不可能与其“一面”。前文已经说到,创新并非今年开始,年鉴创新也说了好多年,当然也已努力创新了好多年,创新已经取得的成果,不能“一言蔽之”予以抹煞,该肯定的成绩还是要充分肯定。但是,在年鉴中有某种程度的雷同化倾向,这是客观存在的。针对这种不足,框架设计一定要强调突出五个特点,即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年度特点、专业特点和行业特点,唯有突出了这些特点,年鉴的框架才能千姿百态,各不相同。必要时,有这些特点的事情,可以升格设立栏目和分目。当然也非“升格”一法,大量的是通过特色条目记述这些特色事物。

年鉴的条目,一定要从静态走向动态。静态,就是停滞,年复一年还是老样子,这种条目必然会陈旧。动态,不仅标题要动态,内容更要动态,才能创新,才会有新意,才会与时俱进,给人以启迪。

组稿的方式,在继续充分利用传统的行政系统网络之外,需要有意识地扩大外延,逐步建立第二支非行政系统的撰稿员队伍。这第二支队伍,可以是对某个方面确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可以是从事某个行当的圈内人士。与这些人建立了联系,以后便可时时向他们请教。

编辑的观念,不能局限于坐在办公室打打电话,改改来稿,要在组稿、改稿之外,逐步学会自己采稿、收集和写稿。我本人负责《上海年鉴》中的两个栏目,除部分稿件来自网络之外,过半数的稿件靠剪报积累、改写。

年鉴编纂的手段,要逐步实现编辑、出版的现代化、无纸化、多样化。这是年鉴的根本出路所在。《浦东年鉴》除了16开本的之外,还有32开本的英文精编本,还有光盘,还上了网。《上海科技年鉴》的编辑,三分之二已经靠微机处理,不必手写。浙江《杭州年鉴》已经完全实现无纸化编纂年鉴。这是大势所趋,每家年鉴都应朝此目标努力。年鉴界多年来一直在争论年鉴是“官书”还是“民书”,要不要“飞入寻常百姓家”,总是见仁见智形不成共识。但完全实现现代化后,这个争议也就没有必要了,因为“飞入寻常百姓家”已不再是件难事,梦想可以变成现实,仅举手之劳,人们就可在网页上点击到任何感兴趣的信息。

四、加强协作

上海的年鉴编纂,若古今统合计算,从民国初年开始编年鉴,90年间已经编有150多种。其中解放前所编约30种。总数中,全国性年鉴有20多种,地方综合年鉴有30多种,专业年鉴有70多种,统计年鉴有近20种。解放前,上海是编年鉴最早、最多的省市。目前在编的也有八九十种,并有不断增加的趋势。比如浦东新区,除上文提及的之外,还有《浦东新区社会事业年鉴》、《浦东工商年鉴》和《浦东旅游年鉴》等。这是上海年鉴事业兴旺发达的表现,是件好事。但同时,也要加强上海年鉴界同行间的分工协作,这也是年鉴事业开拓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记述内容的交叉处理。年鉴一多,条与块、大块与小块之间必然会有交叉甚至是重复。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同志在《上海年鉴(2002)》首发式上提出了这个问题,颇有现实意义。处理这种交叉,有多种办法,有详有略是一种,各有侧重是一种,互有割舍也是一种。殷一璀同志要求《上海年鉴》给各个区县的年鉴和有关的专业年鉴留出空间。2003年版的《上海年鉴》据此将作适当变动。比如区县之下的各镇乡、街道的资料,《上海年鉴》不一定再收录,留给区县年鉴去写。

兄弟年鉴间的合作。有位年鉴界的同行说“天下年鉴是一家”,此话讲得好。随着年鉴事业的发展,年鉴之间会在记述内容、统计资料等方面发生一些“矛盾”现象,这应该说是前进中出现的现象,同行间本着协作、支持、配合的态度,许多问题定能妥善解决。比如《上海市统计年鉴》与我们《上海年鉴》关系就很好,我们要的统计资料都能提供,并帮助对全书中的统计数据进行审阅把关。

年鉴成果可以互相交换、互通有无。这是年鉴界的好风气,各家年鉴都与一批同行间保持着这种关系,上海的年鉴同行间更应如此。《上海年鉴》内部有约定,只要兄弟年鉴愿意交换,每收到一本,就立即回寄一本,但在交换时应写明系编辑部收。如果寄给个人,有时可能被误解成是赠书,编辑部无法交换。

广告资源共享。这个意见原则上是对的,不要与同行相争,同行已经先行组稿,后者就谦让一下。有个共同的问题是,广告公司帮助拉广告,给广告公司的酬劳要有个适当的比例,太低和太高对年鉴界同行都不利。同行间要谦让,不要为了广告互相压价“竞争”。现在是市场经济,愿在年鉴上做广告的企事业单位还是不少的,切忌因此而伤了同行间的和气。

各家年鉴可以联合为自己多做点宣传。几年前曾经尝试过,在每年年鉴的最后,留出一页刊登全市各家年鉴的名称和电话,各家互助互利,进一步扩大年鉴的影响。年鉴学会秘书处在适当的时候搞个统计表供各家年鉴刊登。

全市年鉴争取联合出光盘。这个建议是殷一璀同志在《上海年鉴(2002)》首发式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实践起来虽有难度,但可以逐步来,愿意联合的先试试看,反正不需要增加费用,只是把原来各家分散出光盘改为集中在一起出光盘。毫无疑问,若全市能出联合光盘,吸引力必然比单干要强得多。

(根据在上海市年鉴学会首届年会暨第七次年鉴协作会议上的总结整理,作者已有所删节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