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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书法》跋(王永顺) 2004/03/19

王永顺

书画巨擘董其昌以其深刻的理论,辉煌的实践和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开宗立派的又一大家。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对董其昌缺乏全面、客观的评介,为了展现董其昌的书法艺术与成就,同时为保存、研究和继承地方文化遗产,为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参考资料,松江区史志办编辑、整理、出版了《董其昌书法》。

董其昌发奋学习书法,起意于十七岁那年,在郡城考科举,当时因他书法差,由第一降为第二,此事激发了对书法的学习和研究。他初学颜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繇《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十八岁入莫如忠塾馆学书,由宗唐转而宗晋,初学三年,树立了一生始终以“晋人取韵”为最高境界的艺术思想。廿三岁时,在镇江张觐宸“培风阁”看到五代杨凝式《韭花帖》真迹后,眼界大开。廿五岁那年秋天,董其昌赴南京参加乡试,有机会看到王羲之的《官奴帖》,使其顿悟王羲之笔法的第一次契机,方知书道实非易事,他深悔以往“妄自标评”。以后三年中,他开始使全心全意地观摩前人真迹。三十三岁董其昌在平湖冯氏家教私塾为生,他因结识项德纯,而有机会得见其父项元汴,在堪称明代第一收藏家的项元汴家看到了王羲之的《瞻近帖》、《行穰帖》,索靖的《出师颂》,褚遂良的《摹兰亭叙》,颜真卿的《刘中使帖》,怀素的《自叙帖》,米芾的《蜀素帖》等大批赫赫名迹,在这段时间中奠定了董其昌书法的基础。

三十五岁那年春天,赴北京参加会试,得中第二甲第一名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他的馆师韩世能是继项元汴后的又一著名收藏家,在韩世能家董其昌先后看到《曹素碑》真迹绢本、东晋杨义的《内景黄庭经》、王献之的《洛神赋》、钟繇的《戎略表》以及稀世珍品西晋陆机《平复帖》等大批名迹。其后十年中,董其昌又与著名收藏家吴廷、王肯堂、吴桢等结识,获见更多历代名迹,由此而对古代书法积累起越来越丰富的知识和亲身体验。其中三十七岁与四十二岁二次赴福建、湖南任上,更有充分的机会观赏到闽、湘以及江南一带书法收藏。四十四岁初春,在东郊庙中遇见鼓吹改革、潜心禅学的李贽,俩人心心相印,遂结终身知己。后因拒受湖广按察司副使,以疾辞归,在家乡松江居住五年之久,董其昌闲居家中,不但将江南著名书法真迹尽收眼底,更遍临诸家名迹,书学功力益进。

董其昌四十六岁书《辋川诗册》、《酣古斋帖》意味着董其昌开始了书法史上的“一变”,进入成熟期。四十九岁时所刻《戏鸿堂帖》十六卷数十家名迹,可见涉猎广泛,用功之深。五十四岁在京城第二次看到王羲之《官奴帖》,在临写时写下了“顿悟”的重要感受,自题曰:“兹对真迹,豁然有会”,“豁焉心胸,顿释凝滞”,由于董其昌的不懈努力,使他的书法达到了领悟贯通的境界。纵观董其昌学书的一生,是一个由形似到神似,由着意刻副到自然平淡,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

“学书必从真迹”,“学书不从临古人,必堕恶道”。这是董其昌自十七岁(一五七一年)开始学书,至八十二岁(一六三六年)临终,积数十年学书经验之感想。董其昌一生临颜真卿的《明远帖》五百本,又将《淳化阁帖》全部临写过,他对钟、王、虞、褚、颜、柳及苏、黄等诸家的作品,可以说是一生临写。但董其昌并不将临习古人书迹作为一种学习手段、而是视为发掘创作源泉的途径。董其昌认为临书不应仅止于重复一种模拟的机械动作,而应全心全意地寻找了解古书迹表象内的精神,是以真正的临古在神会不在形似。董其昌继承前代书学,研习各家技法理论,在前人以神、形、意、法为中心的临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突破旧格局的新观念。其一,为临古的态度方式,董其昌强调临古须探求所临书迹的渊源,临时不求形似,重笔法不重结构,并参合其他相关书迹的笔意以求其神韵;其二,为临古的理想目标,董其昌认为临古在于求自性,书家由临古的经验心得中,能够了解自身真正的艺术属性。前人论临古的最高标准不出神似、形似及形神兼备三个层面。董其昌却超越了这些层面,直以借临古展现自性本相为最高的理想目标。其三,董其昌认为临古由外在结构形似入手,徒存古人形骸,只有深究古人笔法笔意,始能发古人的神韵;并提出探源,不求形似,重用笔不重结构,以及参合他家笔意等临古心得,皆前人所未发,为董其昌独得奥秘,并提出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及“不汝还者,非汝为谁”等理论,其临古态度与方式遂成临古传统一大突破。

董其昌的书艺大致可用“淡雅清秀”四字来概括,是典型的以妍美见长的南派书风。在用笔上汲取了虞世南的圆润、颜真卿的筋骨、米芾的清劲、王羲之父子的飘逸,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姿媚之内,点拂波捺之间,使转运行之际,若不用力而力在其中,若不用意而意在法中,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之态。在结字上不矜奇炫异,故作狂态,而力求寓险绝于平正之中,含姿态于端庄之内。字法本于笔法,结构生于笔势,董其昌作书极生一个“势”字。在章法上领悟到杨凝式《韭花帖》的布局方法,从高处落墨,以远处养势,字距和行距疏朗清旷,但疏而不散,旷而不空,整幅字势,挥洒自如,给人以一种神采茂密之感,从而形成了萧散简远的特点。在用墨上善用渴笔,喜用淡墨,渴笔即枯中有润,有“干裂秋风,润含春雨”之韵。在技法上,董其昌极力推崇中锋运笔,认为所谓“提得起”三字,实为用笔之关键,只有提起,才能保持中锋用笔,使点画沉劲饱满。作书要有一种“清劲”之气,而“清”本出于笔头,劲头赖于中锋。董其昌在用笔上还十分重视收笔,他认为墨法当以笔法为根基,并领悟到转笔处,放笔处,精神血气,易于放过,此正是书法家紧要关津,而收笔时只有将笔锋收归画中,始能八面出锋。

从书法艺术史看,董其昌书法美学思想的形成,其中应归结于禅宗的哲学基础。在其众多的以禅喻书的书论中,较为突出的有“淡”说,“熟后求生”说,及“顿悟”说影响最大。其一,“淡”说,董其昌书法一生求清淡,可以说“淡”是其书法审美标准的核心。“淡”的禅意,实际上是一种人格的升华。因此董其昌的“淡”说,并非哲学上的禅,而是艺术上的禅,是庄、禅的结合。其二,“顿悟”说,是董其昌将禅意融入书法的另一重要方面,他曾多次阐述“顿悟”在书法审美活动中的意义。佛教禅宗重“悟入”成佛,关于“悟”法,分为渐、顿两派,董其昌所说的“渐修”与“顿悟”,是从书法学习而言,“渐修”是指长期的基本技法的修炼,通过长期的“渐修”,达到创作时出神入化,心手两忘的“顿悟”境界。其三,“熟后求生”说,“生”与“熟”,作为书法艺术中的一对审美概念,“生”要求对古法束缚的解脱,去创造自己的新意,就是要与古人能“合”能“离”,“合”而后“离”。按照前人的成功经验,学书方法首先必须临摹学习古人书迹,由生到熟至于精熟,这是必由之路。董其昌从赵孟頫那里发现,精熟到极点的结果是抑制了书家创造性才能,因此他提出要把这道路再往前延伸,即由熟再到生,才能摆脱古人成法的束缚,这就是“熟后生”。“生”有“生疏”之意,即在熟到最后的阶段,就要有意识地与古人拉开距离,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用“己意”去书写。董其昌是沿着“二王”古典书法风格发展的重要大师,在反对赵孟頫、文征明书风中,以“生”破“熟”和“俗”,给书坛带来了一股新风气。

追求“自然平淡,天真烂漫”的意趣是董其昌的主要美学思想。在《画禅室随笔》中说:“作书要泯灭棱痕,不使笔墨在纸素成板刻样。”东坡论书云:“天真烂漫是吾师”,此一句丹髓也。董其昌将此当作是书法的最高境界。他认识到,要臻达“自然”的境界,一定要从严格的法度入手,只有在法度纯熟的基础上,才能从心所欲,产生无穷的变化。“法”是手段,不是目的,“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不为无法,而妙处不在法”。“自然”决不是马虎、随便、草率,而是一种圆熟、工巧之极的表现。

董其昌与赵孟頫、张照合称为“松江三文敏公”。为此,有人提议书名为《松三文敏公书法集》之一,为保持本书独立性,定名为《董其昌书法》。本书特请徐建融教授作序,书后附有陈继儒所撰《思白董公暨原配龚氏合葬形状》及郑威编写的《董其昌年表》。孙国彬、舒士俊提供了董其昌部分书稿,陆益明、丁建顺为书法作技术编排;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本书从完整性、史料性、地区性和代表性着眼,精选了董其昌廿八种书法作品。全书收集了董其昌书法的基本形式,其中有中堂、条幅、对联、手卷、简札、扇面、题跋、册页、横披等。为与书法相协调,本书内有关排版文字作竖排。在引用古文中发现错字或疑错之字,在其后用方括号标出。编辑出版《松江文献系列丛书·书法专辑》尚属首次,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教。

(《董其昌书法》 上海市松江区史志办公室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25万字,定价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