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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始末(袁燮铭) 2004/03/19

袁燮铭

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市通志馆,是民国时期上海市政府下属的一个修志机构。它在柳亚子先生的主持下,曾为上海地方历史的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作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关于上海市通志馆的情况,当年的通志馆编辑胡道静老人曾有过不少重要的回忆。本文拟就该馆成立前的筹备历史,作一补充研究。

一、筹备缘起

早在民国建元不久,我国的一些省份即已根据历代的传统,开始了地方志书的编修。至1916年,北洋政府内务部会同教育部通咨各地修志,建立修志机构的省份更较以前为多。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翌年12月,中央通令各省汇送旧志,以备稽考。(国民政府训令第210号(1928年12月17日),见《国民政府公报》第47号。)同时,编修新志的工作也开始积极倡行。

当时,首先提出修志的是1928年10月刚就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古应芬。他在给国民政府主席的呈文中称:“各省省志、县志失修已久,长此不加整理,必至事实湮没,似应令行各省设局修理,并谕各县一律修理。”古应芬的建议得到国民政府第11次国务会议的赞同,决定交由行政院“照办”。于是,这年12月,内政部和各省政府先后接到行政院的训令,修志工作正式开始。(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第199号(1928年12月19日),见《内政公报》第1卷第9期。)

然而,当时中央对志书的体例、纲目均未作统一的规定,一些奉命修志的地方长官颇感无所适从。1929年,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致电行政院,请求“抒列纲要,分行各省,以便依例纂辑”(国民政府内政部咨(1929年5月29日),见《内政公报》第2卷第5期。)。行政院谕令交内政部核议。5月14日,内政部复函行政院,内称:

“查刘主席郁芬电请明定志书纲要,自系为划一体裁起见。惟志书之作,实与史相表里。自班固易八书为十志,后世征述文献多袭其名,宋、元迄明,代有作者。清代设一统志馆,并饬各省修辑省志,于是省县志书灿烂具备。当时封疆大吏延揽宏博,精审义法,以私家著述之精神,为地方文献之巨制,故分门别类,各因时地而有异同。此次奉令饬各省设局修志,似宜仍由各省按照地方风土及特殊情形自为编定,但期不悖党义,不违史裁,新旧融通,即为编纂合法。至于地方制度之递嬗,社会生活之变迁,以及文化高低、工业优劣、交通畅阻、物产盈缩,均宜酌古准今,兼收并载,而统计一项,尤当列为专门,是在地方长官延聘通儒,督率办理。若遽以定例相绳,诚恐事变滋繁,反难囊括。倘为慎重计,拟请钧院通饬各省政府,将所定志书凡例先送本部审核,如有违反党义及新旧偏重之处,由本部随时会商修正,其余体例上之因革损益,不必强其从同,庶可博采众长,蔚为巨典。”(国民政府内政部致行政院秘书处公函(1929年5月14日),见《内政公报》第2卷第5期。)

行政院认为,内政部的意见“甚为周妥”,决定即由该部通咨各省,将已定志书凡例送该部审核。(国民政府内政部咨(1929年5月29日),见《内政公报》第2卷第5期。)结果,经审核,内政部发现各省的凡例“不无抵牾参差之处”。内政部认为,纂修方志“分门别类虽难强同,而宗旨所关未可互异”,因即请示行政院。旋奉行政院令,由内政部起草《修志事例概要》送该院鉴核,俾令各省一体遵照。(国民政府内政部民字第1545号咨(1929年12月25日),见《内政公报》第2卷第12期。)

1929年12月,由内政部起草并经行政院修正的《修志事例概要》正式拟定,并经国民政府批准于25 日下发各省、特别市施行。该《概要》共计22条。它不仅对本次修志所必须遵循的各项编纂原则作了明确规定,而且还明文规定了本次修志所应当采取的组织方法和形式。根据该规定,“各省应于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由省政府聘请馆长一人、副馆长一人、编纂若干人组织之”。“各特别市兴修志书,准用本概要之规定”。(郭卫编:《行政法令大全》(上册),上海法学编译社1932年版,第705、707页。)

二、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改组

当时,上海根据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已于 1927年7月成立了上海特别市,并于翌年7月初步完成了与江苏省的治权划分。当内政部下发的《修志事例概要》抵沪后,上海特别市政府即将其转发给所属的市教育局和社会局,“令仰该局知照”。(上海特别市政府训令第2887号(1929年12月30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41期。)1930年1月,根据《修志事例概要》的规定,负责兼管全市文化事业的教育局首先向上海特别市政府提出了“设立市通志馆,兴修市志,以垂永久”的请求。(上海特别市政府指令第4010号(1930年1月28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44期。)同月24日,市府举行第148次市政会议,决定于这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通志馆,并由市府先事派员筹备。(上海特别市政府第148次市政会议议决录(1930年1月24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45期。)28日,市府发出第348号委任令,委任市教育局局长陈德徵、市府参事唐乃康、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为委员,“会同筹备市通志馆事宜”,上海市通志馆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上海特别市政府政府委任令第348号(1930年1月28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44期。)2月4日,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将该委员会暂设于市教育局。(上海特别市教育局第131次局务会议记录(1930年2月4日),见上海市档案馆档案Q235—1—27。)

然而,由于筹备工作进展缓慢,原定的建馆计划并未能如期实现。至1930年7月,筹备委员会实际进行的工作仅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拟订章程

根据1930年4月市府第156次市政会议的决议,筹备委员会首先拟订了《上海特别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简则》、《上海特别市通志馆组织规程》和《上海特别市通志馆编纂人选标准》。6月12日,经上海特别市政府核准《通志馆组织规程》和《编纂人选标准》分别公布如下:(上海特别市政府令第167号(1930年6月12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58期;《申报》,1930年6月13日。)

《上海特别市通志馆组织规程》

第1条 本馆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修志事例概要》第22条之规定组织之,隶属于上海特别市政府,办理上海特别市通志编纂事宜。

第2条 本馆设馆长1人,总理本馆一切事务。

第3条 本馆设副馆长1人,襄助馆长处理馆务。

第4条 本馆设常任编纂3人,编纂12人,协助馆长、副馆长掌理编纂事宜。

第5条 本馆设分纂16人,襄理编纂事宜。

第6条 本馆设采访员24人,助理征集事宜。

第7条 本馆视事务之繁简,得设办事员、雇员10人。

第8条 本馆职员除馆长、副馆长、编纂由市政府聘任,分纂由本馆聘任外,其余人员由本馆委任或雇用之。

第9条 本馆会议规则另订之。

第10条 本馆办事细则另订之。

第11条 本规程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正之。

第12条 本规程自上海特别市政府公布之日施行。

《上海特别市通志馆编纂人选标准》

一、通志馆编纂不限籍贯,凡有左列各项资格之一者得聘任之。

(甲)对于方志具有卓见者。

(乙)对于专门学术富有研究者。

(丙)对于本市掌故熟悉者。

二、言论谬误有反革命嫌疑者,虽合前列各项标准亦不得聘任为通志馆编纂或分纂。

之后,筹备委员会又拟订了《上海市通志馆采访员征集细则》。(1930年7月1日,上海特别市根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市组织法》改称上海市。)7月23日,经上海市政府核准,该《细则》公布如下:(上海特别市政府委任令第453号(1930年6月25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59期。)

《上海市通志馆采访员征集细则》

第1条 采访员依照《上海市通志馆组织规程》第6 条之规定,助理征集事宜。

第2条 采访员之职掌如左:

(1) 关于公私记载之征集事项。

(2) 关于文献掌故之调查事项。

(3) 关于数目之排比调制事项。

(4) 关于重要古迹之摄绘事项。

(5) 关于著名碑刻之抚拓事项。

(6) 关于遗闻轶事之访问事项。

第3条 采访员之分配如左:

(1) 沪南、闸北、特区,以采访门类单位,暂分天文、地理、党务、内政、外交、财政、司法、教育、军警、水利、交通、工业、商业、社会、宗教、人物、金石、艺文、技术及大事记20门,由采访员20人担任之。

(2) 其他15区,以采访区域为单位,由采访员4人担任之。

第4条 本馆为便于采访起见,将应行注意之事项编订条目,分发采访员。其条目另订之。

第5条 本馆征集之材料,采访员得随时到馆查阅。

第6条 采访时期,断自民国元年。惟旧修江南通志、松江府志及上海、宝山县志遗漏或舛误之处,均须补遗校正。

第7条 采访员除抚拓、摄绘外,须用本馆稿纸誊写,以资一律。

第8条 采访稿除必须用文字叙述外,只须填写本馆制定之表格,不得羼杂主观字句。

第9条 采访员如欲调阅公私团体之卷宗或贵重图书时,应由本馆备具公文,以昭郑重。

第10条 采访时发现公私记录认为全部重要必须送馆备查者,应由本馆缮具收据,以明责任。

第11条 采访员如遇困难,或本人不能胜任某一部分采访,得报告本馆,先筹办法或委托专家采访之。

第12条 采访员应于规定时间内,将全部采访稿件送馆审核。

第13条 采访稿件如发现尚有遗漏或未尽翔实时,须重行采访。

第14条 本细则如有未尽事宜,得呈请市政府随时修正之。

第15条 本细则自市政府公布之日施行。

(二)编制预算

根据1930年6月12日筹备委员会第4次常会通过的《预算书案》,筹备委员会制定了总额为500元的经费预算。6月28日,这笔预算经上海特别市政府批准,令由该委员会“换造正式预算书3份呈送,以凭饬拨”。但实际上,筹备委员会始终未向市府领取这笔经费,“一切费用,悉由市教育局开支”。(上海市政府令第177号(1930年7月23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62期。)

(三)征询意见

鉴于编修市志事属首创,沪上情形又极繁复,上海市通志的体例较之各省省志理应有变通损益之处,筹备委员会于1930年 7月特刊印《征求编纂市通志意见书》 一份,胪举与修志有关的重要问题,广为征询意见。(上海特别市政府指令第6027号(1930年6月28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59期;上海市政府训令第7842号(1931年4月3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87期。)

(四)征集资料、寻觅馆址、推荐馆长

根据1930年6月12日筹备委员会第4次常会通过的《市通志馆征求参考图书办法案》、《推荐馆长人选俾便早日开馆编修案》及《觅定通志馆馆址案》,筹备委员会在拟订章程、编制预算、征询意见的同时,也开始了有关资料、馆址、馆长等诸方面的筹备工作。但至1930年7月,这些工作均未见有实质性的进展。

通志馆筹备工作的进展之所以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当时人们对编修上海市志的重要性尚缺乏必要的认识。有人认为,修志仅供文献的保存和参考,非关实用,上海建市不久,这件事在本市尚非急要。也有人认为,本市系从上海、宝山两县分划出来,而这两个县的县志均出版于民国成立之后,现在事隔未久即修市志,恐怕无更多的材料可供采辑,倘若江苏省通志辟设“上海特编”,本市修志似可无须另办。(《民国日报》,1930年7月23日;上海市政府训令第7842号(1931年4月3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87号。)二是职司未专。根据市府1月28日的委任令,当时“会同筹备通志馆事宜” 的3名委员均非专职。由于这些市府要员平时都有公务在身,对于筹备通志馆一事势难全力以赴,尤其是同年6月当市财政局局长徐桴辞职之后,市府命令兼充通志馆筹备委员的市府参事唐乃康前往代理(《申报》,1931年4月2日。),筹备委员会对于自身的工作更是难以兼顾。

1930年10月,通志馆的筹备工作终因兼充筹备委员会主席的陈德徵在南京被拘而陷入瘫痪。陈德徵,字待秋,浙江浦江人,杭州之江大学理学士。他早年曾在苏皖等地任教,后入《民国日报》社担任编辑,并为新南社发起人之一。四·一二政变前后,由于他主持的《民国日报》发表大量拥蒋反共言论,得到国民党右派的赏识,他也因此飞黄腾达,成了上海政界的红人。到1930年,当他被任命为通志馆筹备委员时,他不仅已是市教育局局长、《民国日报》总编,而且还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常委兼宣传部长,掌握着全市的文教、宣传大权。然而,一时的风云际会使他昏了头脑,居然在《民国日报》发起选举“中国伟人”的民意测验,并暗中替自己做了手脚。结果,选举揭晓,孙中山位居第一,蒋介石排名第三,而他竟名列蒋介石之前,位于第二,致使蒋介石一怒之下将他传至南京拘押了起来。虽然数月之后他人终被释放,但一个“永远不得叙用”的处分使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邵黎黎、孙家轩:《我的祖父邵力子》,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239页。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和平老人邵力子》,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关于陈德徵在南京被拘的时间,参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74期。)

为了能使通志馆的筹备工作继续进行,1930年11月21日,上海市政府发出第568号委任令,命令兼代市教育局局长的市府参事徐佩璜兼充通志馆筹备委员,(上海市政府委任令第568号(1930年11月21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74期。)以主持筹备员会的工作。但至次年3月,筹备工作依然毫无起色。筹备委员会无奈之中不得不呈请上海市政府修订筹备章程、延长筹备日期、加委筹备人员。旋奉市府指令:“所请应予照准,候另加委筹备员,限3 月底遵照修正规程改组”。(上海市政府指令第9548号(1931年3月25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86期。)

1931年 3月 28日,由通志馆筹备委员会重新修订的《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简则》经上海市政府核准公布如下:(上海市政府令第237号(1931年3月28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86期。)

《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简则》

第1条 本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直隶于上海市政府,办理筹备上海市通志馆事宜。

第2条 本会设委员13人,除本市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各局局长为当然委员外,由市长聘任专任委员3人,协同组织之。专任委员兼办日常会务。

第3条 本会设委员长1人,由市长兼任。

第4条 本会职掌如左:

(1) 关于各项规程之拟订事项。

(2) 关于经费之估计事项。

(3) 关于体例之规定事项。

(4) 关于材料之征集、采访、编译及整理事项。

(5) 关于其他筹备事项。

第5条 本会设采访员5人至7人,由委员长委任之,秉承委员长或委员之命分办各该管事务。

第6条 本会视事务之繁简,得酌设雇员。

第7条 本会兼任委员均为无给职。

第8条 本会每两星期开常会一次,由委员长召集。遇必要时,得开临时会议。

第9条 本会筹备期间暂定为一年。

第10条 本会会议规则及办法细则另订之。

第11条 本简则如有未尽事宜,得呈由市政府修正之。

第12条 本简则自呈奉核准公布之日施行。

与此同时,通志馆的馆址经筹备委员与上海钱业公会董事商榷,也已最后确定,决定暂借豫园路 170号内园大假山南上下 6间房屋为办公之处,约期3年。(上海市政府训令第7842号(1931年4月3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87期;参见《申报》1931年9月2日。)

当所有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1931年 4月1 日,上海市政府在市府礼堂举行大会,正式宣布改组后的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成立。会上,市长张群就编修上海市志的重要性作了讲话。他认为,编修《上海市通志》这件事,“是本市很重要而值得纪念的事”。有些人之所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没有见到本市修志的重要所在”。他说:“本市修志非保存本府的文献,乃系集合本市的文献,与本府历史的久暂没有关系。”“修志不求美观,需求实用,这不独是现代人所应有的认识,就是从前学者,如对修志很有心得的章实斋(即章学诚——引者注)先生也曾说过。” 至于上海、宝山两县虽然已有县志,但因为“因袭历来志书的老例,所有新时代种种表现出来的事实,可以说全没有顾到,全没有蒐罗”。所以,上海市志之必须编修,是“责任所在,无可旁贷”。他说,我们开口讲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其证据无非是有六经为证,有二十四史为证,也就是说有几千年国史的缘故,而地方志正是国史取材的重要根据。上海,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上讲,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有无详明适用的市志,不仅对于国史的编定关系重大,而且就目前的需要而论,也是十分迫切的,因为政府和市民都想了解本市及特区(即租界--引者注)纵横方面的情况。除此之外,凡对全国的经济、文化及社会问题关心的人,也必须对上海有一个深切的研究,而供给这种研究的巨著,决非是私人调查所能办到的,也非是私人著述所能详尽的。他希望各筹备委员“人人以负责的精神,将通志馆应行筹备事项如期完成,令通志馆可以早日成立,正式编纂本市通志”(《申报》,1931年4月2日。)。

根据新修订的《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简则》,改组后的筹备委员会由13名委员组成。其中,除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及各局局长为当然委员,“以期各就职掌范围供给资料”外,另由市长聘请“对于史的修养均甚丰富,对于本市纵横两方面情形又极明了”的3名专家汤济沧、赵正平、瞿宣颖为专任委员,具体负责筹备事宜。(《申报》,1931年4月2日。)

汤济沧(1877~1934),名振常,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他原先在上海持志大学、南洋中学任教,对于国学颇有研究。近代著名学人胡怀琛在南洋中学就读时,就曾在他的门下受业。据胡怀琛回忆,先生“精于小学,在校授国文,多阐明文法、修辞之理,使学者于所读之文能彻底了悟。而先生亦以改造文字、扫除文盲为职志,连年著书立论,不辞劳苦,于音韵学尤有研究”。(胡怀琛:《南洋中学四先生纪念碑文》,见胡朴安辑:《朴学斋丛书》第一集。)

赵正平(1877~1945),字厚生,江苏宝山人,中国同盟会会员,南社早期社员。他早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历任南京临时政府兵站总监部参谋长、南京留守府交通局局长及江苏都督府参谋长等职。北洋政府时期,他曾先后在巴达维亚中华学校和国立暨南大学任校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先后出任北平特别市社会局局长和青岛特别市教育局局长,并任30年代《复兴月刊》的主编。

瞿宣颖(1894~1973),宇兑之,湖南长沙人,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他原先在京师译学馆、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后毕业于复旦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北洋政府时期,他曾任职国务院及中央各部,并担任过国史编纂处处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先后在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执教,并著有《方志考稿甲集》六编,被称为方志学专家。

此外,根据新修订的《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简则》,上海市政府又先后任命赵元成、叶玉麟、董士佐、施涵、叶为怡、陈巨来、庄先识等7人为筹备委员会采访员,协助办理史料征集事宜(参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87、88期。)。鉴于实际工作的需要,同年8月13日,市府又对《简则》中的有关条款作了如下修正(上海市政府令第276号(1931年8月13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100期。):1、增设特约采访员及名誉职员制度,规定:“本会因采访、编译特殊史料之需要,得就各项专门问题聘请特约采访员及其他名誉职员担任之”。2、修改筹备委员会的会议制度,将原来每两星期一次由委员长召集的常会,改为“每星期由专任委员开常务会议一次,遇必要时得开全体委员会会议,由委员长召集之”。根据上述修正,同年12月,市府加委赵如珩为采访员,协助征集通志资料(参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113期)。

三、上海市通志馆的正式成立

按照新修订的《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简则》,改组后的筹备委员会筹备期为一年。它的任务除了继续完成一些应行筹备的事项,主要是为通志的编纂准备资料,因为这项工作虽然早在陈德徵在任时即已开始,但至筹备委员会改组,实际征集到的资料仅“志书三部、志略一本”(上海市政府训令第7842号(1931年4月3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87期。),远不能满足编修新志的需要。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1931年5月,当筹备委员会的人事安排初告段落,奉命负责通志馆日常筹备事宜的3名专任委员即对有关方案作了认真的研究和部署。

首先,他们将应行征集的资料分成疆理、物产、经政、民物、风俗、货殖、建置、人物、艺文9类,由各专任委员以“闻见所近”,分工负责。其中,汤济沧负责疆理、货殖、建置,赵正平负责物产、经政、人物,瞿宣颖负责民物、风俗、艺文,并规定,“其有就便发见之史料,仍可不分畛域,互相交换。”为了使应行征集的史料“片言必录,一物不遗”,筹备委员会采纳瞿宣颖的建议,决定在征集史料时先从官厅档案、商家簿籍、西文记载入手,兼及家乘、私史、古物、照片、图表,对于有关系的社会团体和个人,也分头派员采访,“以期赅洽”(上海市政府指令第11416号(1931年8月10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99期。)。为了得到社会各界的“通力匡襄”,他们还将《征集史料启事》登诸报端,广而告之,并承诺:“凡承捐赠史料,当于参考完毕后移送公共图书馆保存。”“凡史料之只能借抄或用他法移写者,承示后当托妥员前来接洽办理,以最短期间移写完毕并不损伤原件为度。”“凡珍异之史料须有相当报酬方能移写者,承示后即当商洽办理”。(《申报》,1931年9月2日。)

然而,筹备委员会同时也明白,上海的史事浩如烟海,相关的资料十分散漫,倘若对它的因果起伏事先没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即使广征博求也难免事倍功半,挂一漏万。为此,他们决定在征集史料的同时,首先编制一份《上海史表长编》,以便“总摄一切”。根据当时筹备委员会给市政府的报告,他们“先将元明二史及清代官书并历修上海各志中所载关于上海各史事按年编入”。至于清代同光以后的资料,因官书记载不详,私史又难征信,他们另外派员逐日至《申报》馆摘抄旧报,然后“取其大纲,实诸年表”。此外,西人的记载中如有“较公正翔实者” 也一并摘入。至同年9月,这份《史表长编》基本清稿。(上海市政府指令第11416号(1931年8月10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99期。)

鉴于“通志之勒定暂难悬日以计,而最近之史料则已移步换形,假定通志以三年成书,则今日所得最近之史料届时又将陈迹”,同年8月,筹备委员会又向市府提出编辑《上海年鉴》的建议,认为其既可“供留心现势者之需要”,又可“备勒成通志之采撷”。然而,这项建议虽获市府的首肯,却未能见诸实践。(上海市政府指令第11416号(1931年8月10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99期。)

1932年1月,吴铁城任上海市市长。同月26日,市府发出第220号训令,称已分别聘定柳亚子、朱少屏为本市通志馆正副馆长,准备提前成立通志馆。(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呈文(1931年2月19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118期。)接到这项命令,正在注力于史料征集工作的筹备委员不由得深感意外。因为根据中央  1930年  7月颁布的训令,政府机关的行政年度应与会计年度相同,即均从当年的7月 1日起至次年的6月 30日止。(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第2515号(1930年7月3日),见《行政院公报》第166号。)为此,前任市长张群曾特地谕示,将通志馆的筹备期限从原定的一年延长至1932年 6月,以便将来正式成立的通志馆其行政年度能与会计年度相一致,而筹备委员会也因此已将史料的征集工作安排到了 1932年的 6月。现在事情突然变卦,原定的计划势被打乱,使主持这项工作的专任委员不免有些尴尬,但既然市府已经作出决定,作为下属自然只有遵照执行。于是,1932年2月19日,3位专任委员代表筹备委员会呈文上海市政府,表示拟于4月份,即通志馆筹备委员会改组期满一年之时,结束手中的筹备工作,以便正式成立通志馆:(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呈文(1932年2月19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118期。)

“为呈复事。奉第220号训令,提前成立本市通志馆,已分函聘定柳亚子为本市通志馆馆长,朱少屏为副馆长,自应遵照。查职会筹备之初,筹备期间定为一年,由钧府制定简则颁发到会。嗣后复奉张前市长面谕,将筹备会期间展至本年6月,以便正式通志馆预算自21年度起。职等因将采访计划展至21年6月止。事实上,采访实施计划第1期注力于报纸、杂志等刊物上之搜集,而以其他方法为辅。此项计划近将告竣,已着手第2期之采访。第2期采访计划则注力于已刊、未刊之官文书及书籍上之搜辑为主,而以其他调查为辅。现在此项计划已在中途。窃思通志为文献事业,职等奉聘为专任委员以来,对于筹委会简则第4条所列举职掌理当一一完成。惟现在既由钧府聘定正副馆长,职会自当提前结束。拟请钧府令知正副馆长将通志馆提前克期成立,以便职会将一切文件书籍移交。现职会已准备4月内将采访事件一律结束,届时职等亦当解除职务。职等服务期间成绩未著,时深惶悚,将来通志馆成立后如有所质疑,亦愿以不居名义之个人资格随时赞助,理合陈明。”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象市府想象的那样简单,被任命为通志馆正副馆长的柳亚子、朱少屏并未前来就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他们对这样的安排有不同的看法。

柳亚子(1887~1958),名弃疾,江苏吴江人,近代著名的诗人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曾在上海参加同盟会和光复会,并发起组织以诗文倡言革命的反清文学团体南社。国民党决定改组以后,他以原同盟会会员的资格加入国民党,并先后当选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由于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遭到国民党右翼的忌恨,长期来投闲置散,不被重用,并在 1929年举行的国民党“三大” 上被排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直至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才在这年的12 月刚刚以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重新进入中监会。

朱少屏(1881~1942),名葆康,江苏上海人,柳亚子的挚友。他早年留学日本,并为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后回国主持同盟会江苏分会机关部的工作,并与柳亚子等组织南社,创办革命报刊,从事反清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任沪军都督府总务科科长和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后因袁世凯窃国,返回上海,先后担任中华民国全国报馆俱进会会长、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申报》驻欧记者等职。在柳亚子家人的印象中,他与柳亚子“订交最早,时期最长,关系最密切,人情味最浓厚”,“最有桃花潭水的深情友谊”(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2页。)。其实,关于聘请柳亚子担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一事,早在 1931年年初就已经开始酝酿了。据柳亚子回忆,当时在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的南社旧友邵力子曾特地来沪找他:要他出任上海市通志馆的馆长。柳亚子说,“馆长不成问题,编辑主任怕不容易找吧,除非是请教徐蔚南兄。” 对此,邵力子表示“极端的同意”。后来因为“事情生了波折”,此事便一直耽搁了下来。(柳亚子:《关于上海市通志的话》,见《柳亚子文集·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9页。)如今,上海市政府正式向柳亚子发了担任市通志馆馆长的聘函,这对柳亚子来说无非是旧事重提罢了,但不料这一次却遭到了他的拒绝。因为在柳亚子看来,既要修志,就应当按照“史以求实,志以存真” 的原则,真正把修志当作一项事业来做。既要他当馆长,就应当把通志馆的人事权、编辑权都交由他处置,不受任何干扰。现在,市府把馆里的人事编制、编辑方针都安排好了,这无疑是给他布置了一个衙门,让他去坐领干薪。对于这种做法,他是绝对难以容忍的。(胡道静口述、袁燮铭整理注释:《关于上海通志馆的回忆》,《史林》2001年第4期。)

为了打破僵局,新任市长吴铁城不得不请邵力子出面斡旋。在这位南社旧友面前,柳亚子坦诚直言,提出了3项条件:一、通志馆的编辑方针和人事安置必须由馆长全权处理,不受外界干扰。二、通志稿必须突破惯例,用语体文撰写,并且是系统的研究工作的成果,而不仅仅是材料的堆砌。三、古今纪年一律使用公元,而以我国当时通用的纪年附住在公元之下。结果,这3项条件全被邵力子接受,柳亚子这才答应与朱少屏一起就任通志馆的正副馆长。(胡道静口述、袁燮铭整理注释:《关于上海通志馆的回忆》,《史林》2001年第4期。)但是,对于在古色古香的城隍庙里面办公,柳亚子并不喜欢。所以,他的劈头第一件大事就是搬家。(柳亚子:《关于上海市通志的话》,见《柳亚子文集·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0页。)由于当时正值一·二八战争之后,市府财政困难,原来的通志馆筹备经费已于同年3月停发,(上海市政府临时市政会议议决录(1932年3月6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122期。)再加上重新选定馆址、物色馆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正式建馆的日期最后决定仍放在这年的7月。

1932年7月14日,筹备了两年半之久的上海市通志馆终于正式宣告成立。它的馆址就在上海法租界的萨坡赛路291号。这天,筹备委员会委派原采访员施涵将史稿、图书、器具、卷宗等4清册逐一检送市通志馆,而通志馆方面则派出馆员郭文杰、吴德寅在市府第三科科长朱凤蔚的督同下照册点收。当交接事项全部告竣,7月26日,通志馆筹备委员会呈文上海市政府,缴销钤记,宣告筹备结束。(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呈文(1932年7月26日),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124期。)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