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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通志馆及上海通志稿(胡道静) 2004/03/19

编者按: 2003年2月23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起和筹办,上海市的一批专家学者相聚一堂,恭贺胡道静先生九十华诞。胡道静先生也许是我国健在的年纪最大的方志工作者。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刚满20岁的他就参与了由柳亚子先生主持的上海通志馆编纂民国《上海通志稿》的工作。50年代中期,他又因专著《梦溪笔谈校正》等成果而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推为国际通讯院士。80年代始,胡道静先生又投身中国农业科学史、古籍整理、上海史研究等众多领域,收获甚丰。目前仍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上海科技史学会顾问、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和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顾问。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不顾年事渐高,身体不佳,热心参加奉贤、松江等一大批新方志编纂的评稿、审稿和撰写序言等工作,赢得全市方志界同仁的崇敬。宋原放、姜义华、邹逸麟、邓伟志、陈燮君等一批知名专家参加了祝寿会,并赠送了寿匾、寿联。著名学者王元化,因故虽未到会,但送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的贺联。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上海通志馆的贺联是:“人间老寿星,志坛常青树”。

本文为作者在1988年4月上海市地方志高级讲习班上的讲稿。

胡道静

在60年以前,上海市曾在柳亚子先生的主持下修过一次市志。我也亲自参加了这一工作。当时的修志与现在有四点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水平不同、效益不同。60年前的修志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主持编修的柳亚子先生是一位进步的、学术文化造诣很高的文人,或许当时修志的精神会给今天修志工作者一点参考价值。

上海通志馆的成立是编修市志的先声,与今天盛世修志的情况不同。当时上海虽然也是一个国际重要城市,也是国内的文化、经济中心,但在1932年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很严重。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一·二八”侵略战争,遭到了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坚决抵抗,国民党南京政府很恐慌,临时迁都河南洛阳。国难临头,国民党举行了扩大会议,一些爱国的国民党员,提出了国内团结、党内团结的口号,并主张不能对党内左派进行排挤、压制。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出任上海通志馆馆长,这是国民党粉饰民主的一种政治手段。

柳亚子先生感到,上海在近一百年来,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租界林立,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在上海兴起、壮大,如果把这些历史写出来,对上海乃至全国人民都是很好的活教材,柳先生表示愿意出任馆长。但他提出:一、不准由国民党官员随意安排混日子的人员。二、写上海市志必须用语体文(白话文)和用公元纪年。这在当时属大胆的举动。虽然在“五四”运动中,已经提出了用白话文,但在30年代时,报刊、著作中大多还是采用文言文,国民党的公文也采用文言文,志书属国民党官修,按常情也应采用文言,但柳亚子先生提出了用白话文的革新。另外,当时国民党采用中华民国纪年,认为这是法统,柳先生却提出在志书中,应采用国际通用的公元纪年,让后人有一个明瞭、准确的历史时间概念。国民党当局认为在官修的志书中采用这些方法,有左倾之嫌,但在柳先生的坚持下,不得不让步。这两件事,在柳先生的日记中有记述,说明当时冲破种种阻力的困难程度。

1932年7月15日,上海通志馆正式开馆,经费很少,初步计划修通志分25篇,每篇约10万字,共250万字,准备用2个月时间收集资料,3个月时间整理、考订,再花5个月时间写志稿,历时1年左右。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大约就给1年时间修志。事实上,这完全做不到,1年的工作后,志稿非但没有写成,还遇到许多困难,资料严重不足,用2个月的时间来收集资料的计划是有所失误的。就今天的情况来讲。搞史或志的同志,有社会学术文化界等多方面的帮助,收集资料也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何况当时的情况。当时的修志本来就比较勉强,通过国民党在上海各个机构征集资料困难重重。同时,上海还存在着公共租界、法租界,日本在虹口区也有很大的势力。修上海市志,是中国官方出面,不能不涉及租界,也必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这些资料征集也相当困难。面对这种情况,通志馆成员一方面把修志期延长,另一方面自己动手抓资料。

第一,收集中外古今图书资料,包括旧志。上海是旧中国的十里洋场,有帝国主义的势力,这些必须在志书中得以反映,这样就必须寻找外文图书资料。当时的租界管理机构。不给中国修志者任何资料,但在他们内部都有一本反映租界一年情况的年刊。公共租界至修志时已出了20多期,通志馆成员千方百计收集这一类资料,通过自己整理,比租界当局提供的还多一些真实性。

第二,是收集旧报纸。徐家汇天主教教会图书馆中,藏有大量的旧报刊,但图书馆只对神甫、教徒开放,通志馆人员通过教徒关系进馆阅读,并出钱买了些《申报》、《新闻报》、《字林西报》(外文)等。从报刊中收集修志的资料。

第三,收集、刊印旧志。在当时没有考古发掘的情况下,对上海古代史的研究,大量地只能通过旧志来了解。上海历史上修志,是自明永乐年间开始,这一部志现已佚;弘治年间又修一部,这是现存上海最早的志书。当时这唯一的一部志书保存在天一阁之中,共200页左右,通志馆成员以大价钱设法翻拍照像,并刊印了出来。由此想到,今天我们修社会主义的新方志,资料也要保存好,上海县历史上修过10部志,现存9部。如力量能及的话,把旧志重新刊印出来。中国的旧方志,现存的有8000多种,江苏省同上海图书公司联合准备在4年时间内先印出2000种,名为《中国方志集成》。在通志馆刊印出《弘治上海志》后,一位藏书家把上海历史上的第二部志《嘉靖上海志》也刊印出来,余下7部未重印。

第四,在收集资料中,还注意收集上海的衙门、商业会馆、同乡会馆成立或建造时的碑刻,其中有关地方历史,尤其是本身历史等内容的记载。30年代时,通志馆曾对碑刻资料作一次调查,发现300多块(包括在庙宇里的),并把这些碑上行文拓了下来。清同治修的《上海县志》中对这些碑都有记录,但没有记载碑文。

第五,注重收集商业资料,当时的私营商业经营者对财产、销售量等内容视为十分机密。不公开这些资料,但从某个行业的同行组织,如四明公所等,每年都有一份关于本行业的报告,几十年以后,有些报告当成了废纸,通志馆成员就注意收集这些资料。收集达好几千本之多。

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开始动手写志稿。这时感觉,定的每篇10万字,实在容纳不下丰富的内容。事实上通志馆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时,志稿已逾1000万字,比原先200万字已远远超过。其中十几篇已完成,近十篇左右志稿未全部写成,另外还有一、二篇未写,估计如全部完成的话,不下1500万字。初稿的一部分已印出,出了二本约80万字。在初稿中,第一、二、三篇已用铅字排出,由于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不给经费,通志馆工作不得不停顿下来。

通志馆在柳亚子先生的主持下,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柳先生认为通志馆是官方机构,一旦政府经费不足,或者上海通志稿修成,就面临着停办的危险。为保存资料,继续研究上海,他提出建立一个民间研究机构——上海通社。通志馆工作人员,对几年来的工作都感到十分有意义,并愿意把业余时间也花在研究上海这项工作上,于是成立了上海通社。通志馆的工作人员写了许多有关研究上海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把所得的稿费集中起来,作为上海通社的活动经费。然后又把这些有关文章汇集成册,刊印出《上海研究资料》一书。同时,通社成员把上海的文献资料刊印出,名叫《上海文献丛书》,14种,线装,10册。此书出版经费就从通社经费中支出,稿费收入又归通社经费之中。

在通志馆编修志书过程中,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为侵略中国的需要,也专门组织了一批人研究上海。在现虹桥路一带,日本外务省设立了一个东亚同文书院,培养在中国的外交官。他们也大量收集有关上海的资料,曾通过日本领事馆,向上海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参观上海通志馆。为了解日本研究上海的状况,通志馆也提出参观对方机构。相比之下,日本研究机构经费、人力、物力充足,而通志馆则通过民间机构——上海通社作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所以柳先生认为通志馆与上海通社是孪生的双胞胎。

通志馆除了编写《上海通志》外,还编辑了《上海市年鉴》,每年1册。当时设想,在上海市通志中,时间有下限,为1933年,1933年以后就用年鉴来代替,所以又成立了上海市年鉴编纂委员会。1935年出版了第一部年鉴,内容为1934年,衍接通志。这其中,还有二件轶事。其一:年鉴有一篇上海人名录,由柳亚子先生亲自编写。柳老对人物入年鉴有自己的标准,他把左翼作家及其作品都收录,引起国民党检查官的指责,提出要接管通志馆,并把原定的红底白字封面改为蓝色,抽去人名录部分。柳先生为此十分愤怒,并大病一场。其二,柳先生在审稿时十分认真,他对志稿的意见,一般通过书信形式来传递,所以,当时通志馆成员手中,都有大量柳老为通志修改意见而往来的信件。

1937年初,志稿初步完成,与中华书局定了合同,由书局负责排印出版。志稿的第一、二、三篇已排出三校样的清样,但这时“七七”抗战爆发。通志馆因无经费而停办,人员解散。同年11月,除租界外上海大部被日军占领,柳亚子先生把通志馆重要资料转移入家中,给日军接收的只是通志馆的空架子。1940年,中共地下党得悉,敌伪要谋害柳先生,便安排先生出走。12月,柳离沪入香港。出走前,柳先生找到我,商量资料继续保存问题。我提出,把资料转入由法国人办的震旦大学图书馆中隐藏,此图书馆馆长夏神甫与我私交甚厚。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成立了文献委员会,就把资料从震旦图书馆中取出。上海解放后,又把资料移交于上海市文化局,然后送入上海博物馆保存。

在抗战爆发、通志馆停办后,通志馆成员还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出版了一份抗日宣传报刊,由洋商作发印人,报刊名为《通报》,第一期刊出台儿庄战役的真实战况,鼓舞了“孤岛”上的人民,1个月后,因经费问题和敌伪的威胁而停办。

最后,需要强调,上海通志馆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立的,与抗战密切有关。从“一·二八”到“八·一三”,柳亚子先生想在乱世中修志,结果未全部完成。这与今天的盛世修志情况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