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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门塘乡志》整理提要(梅森 ) 2004/03/19

梅森

钱门塘,今为上海市嘉定区钱门塘镇,地处嘉定西北部。

钱门塘南宋时置税务,故时为大镇。明清时因灾荒、战乱,人口衰少,渐为小乡。康熙十年遇大旱,设粥厂于钱门塘赈济饥民,故称“钱门塘厂”。清宣统二年,人口不满五万不得称镇,故称“钱门塘乡”。钱门塘地势低窪,旧时水旱濒发,常平糶粮棉赈济饥民,民风喜助公益。乡虽小,文风也曾称盛,有硕彦楚翘出其间。清乾嘉间有父子、祖孙并以州县试冠军入泮。嘉道以后,曾一门多人举进士。光绪年间县试,屡有名列前茅者;院试多人获售。癸卯新学(1903年)以后,因西风东渐,地近沪渎,有俊彦之士留学扶桑,乡里文人除仍热爱中华之传统文献,赋诗作文外,尝试新学,并有著述,其中地理、算术曾名于世。教书育人也向为钱门塘之传统。

钱门塘原本无志,乾隆年间乡人徐虹坡先生撰有钱门塘《市记》一卷。道光初年,本志作者童世高之伯祖童道生荟辑镇志未成。太平天国战后,童世高父童以谦偶于灰烬中拾得残本,嘱童门诸人誊抄收藏。在此基础上,童世高于光绪宣统年间开始着手《钱门塘乡志》的编纂。他访求父老,收集文献,参酌增订,浩繁数易,终于民国元年(1912年)秋脱稿,并于民国10年冬重新补校,用钢板刻印传世。

童世高,字凌苍,一字辛才,光绪二十五年科诸生。曾寓居上海,后归钱门塘讲学,热心公益,博学能文,其青年时在家乡就颇有声望。辛亥革命后,潜心地理、算术等新兴科学,上海各校争相延聘,受他之教者不下千人。在乡期间,曾参与建立乡公所、水龙阁、国民小学校,并担任乡立初等学校校董、校长、乡董。民国元年当选江苏省议会议员。著有《小学地理教科书》(上海昌明书局刊行)、诗文《静逸轩记》等等。

童世家门多才俊。童世高父亲童以谦为乡里士绅,关心公益,曾募修小钱门塘、西黄泾、杨钱泾诸桥,组织开办钱门塘蒙学堂,任学董、校长。光绪年间筹备本乡自治选举事宜,被举为西乡各区劝学员,著有《自得居诗文稿》。童以谦有四子,除次子世高,另有长子世亮、三子世京、四子世亨。其中童世亨(1883~1975)著述最丰,年轻时入读南洋公学,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回国后被赐予工科进士出身。随朱正元测绘山东、直隶、奉天三省沿海地图,精研地理,后任上海务本女塾、龙门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理教员。筹办南京第一工业学校,任工业学校校长、南京电灯厂厂长。民国3年在上海创设中外舆图局,民国8年与黄炎培共创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著有《中国形势一览图》、《世界形势一览图》、《企业回忆录》、《中华民国新区域图》、《七省沿海形势图》、《中华民国分道新图》、《长江沿岸形胜图》、《中国指掌图》、《测绘教科书》、《游戏算数》等图书。童世高生卒无考,可据其弟生年知其大致出生年份。

《钱门塘乡志》是童世高个人编纂,其记事,以清康熙年间赈灾设厂,即钱门塘厂区域为记事范围。上限少数向上追溯,一般为康熙年间;下限为民国元年(1912年),部分事物民国10年补校时有增益。志为类目体,共分列乡域、水利、营建、名迹、自治、学校、选举、人物、艺文、杂录10大门类,共12卷,另首一卷其中人物、艺文各为2卷。

乡里小志非官修志书,私人纂录,体例灵活。但总体而言,《钱门塘乡志》大纲小目罗列有序、排列井然,取例合理。全志开始发凡起例外,有关门目需要说明之事,编纂中的处理方法,时在门目叙事初述之。如卷三营建志·津梁:“始建无考者只载重修年份,修建年份并失考者,只载坐落。”此类说明志中不在少数。方志横分门类,纵述史实,门目之间“鸡犬不相闻”,事物之间的关连往往受之束缚而受影响。编纂者在行文中注意到相关内容的钩连。比如地名钩连艺文,河塘水利辑录咏景咏事之诗文,田亩与土地争端连带田赋地丁,部分解决了方志“独立栏界”的不足。内容布局方面,纂者为了避免重复,采取“详略互见”的记事手法,如卷三营建志,建筑·水龙阁记述中有“详见学校志·校舍记中”,避免一事一物两处同时记述。其材料出处往往也随文告之,如口碑材料即称某某人曰,文献材料即随文交代出于何文。这部乡里小志,也有其灵活的地方。譬如方志强调“述而不作”,但《钱门塘乡志》也偶而述而有作。如在卷二水道中,对浚河修水利,包括节约赛社之钱物用之水利,疏浚河道上区与下区出资出力如何分配,如何受益,如何协调,历代水道兴修存在的问题,都发表了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并对陋政予以批判,这在官修志书中往往难以做到。方志行文讲究准确平实,《钱门塘乡志》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然其行文中有不少的描述性语言,极为生动形象,如“仓差人等,每年向图中人责令举保办粮,如狼如虎。”这些灵活之处正是乡里小志有别于官修的州府县志,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钱门塘乡志》内容丰富,许多内容具有很高的价值。如卷二水利志内中附有条论,论述了夫束与水利兴修的关系,征粮与粮差的关系,如何减轻农民负担等等。这些,今天仍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卷十一灾祥轶事中,朱曰佩《水灾续记》记载了道光三年夏秋水灾后,为赈济灾民,“廉访林公则徐汇议,特将刘河小浚”,“寓赈恤之意于疏凿之役”。也甚有史料价值。当然,该志编纂时代主要是光绪、宣统年间,民国初虽有补订,但难免有封建时代烙印,部分类目有封建伦理、封建迷信之内容,如耆德、节义、列女,“妇女以节为重,烈女不事二夫,与忠臣不事二君一也。”如“阴兵过境”等等。此外把民间艺术“花鼓戏”称为“淫歌丑态为祸尤烈”,称为“害民之事”也是失之偏颇的。尤其是志中用大量篇幅攻击太平天国革命,把太平天国革命称为“洪杨乱”,太平军称作“发逆”更是错误的,尤其是民国10年补校时未能修订实在令人遗憾。当然,我们今天整理旧志是为了古为今用,了解历史,了解乡情,从大处而言,《钱门塘乡志》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因之也无须用今日之观点去苛责故人。

此次整理中未发现民国10年的钢板刻印本,只据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影印件标点,因之无从校勘。此外抄本非原版本,难免有舛误之处。更由于抄本中有少数的行草字和不规范异体字,给标点带来困难。文献整理是严肃认真之事,只能勉力辨识,参照《辞海(198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源(1995年版)》(商务印书馆)、《中华大字典(1978年版)》(中华书局)等工具书进行整理。舛误或有怀疑之处,用“疑为……”加括号提示读者,同时保持底本的原貌。

编纂和整理乡里小志应是很有意义的事,顾宗侃在民国10年《钱门塘乡志》序中认为:“国固乡之积也,积乡为县,积县为郡,积郡为国。郡县有志而乡独无之,可乎?况夫地志之学,不病其详病其略。诚能举各乡各邑一一辑志成书,以陈列于图书馆中,传之万国,当为美谈。”用这段序文作为结尾,意在其中,其它也无须赘言了。

(作者单位为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方志编纂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