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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方志四说(杨军益) 2005/05/16

杨军益

去年,在新中国第二轮普修地方志启动之际,修志系统重又学习江泽民同志1987年5月26日《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指出,“普遍地延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强调“编纂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重要事业”。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著作形式,自两汉地记产生起,地方志已经有2000余年的发展史,现存的旧志书数量达8000余种之多,亡佚数量更巨。上世纪80年代新中国第一轮普修方志以来,至2002年底,已出版三级(省、市、县)志书5014部,另有各类山川志、部门志、乡镇村志竞相而作,卷帙浩繁,数量相当可观。中国地方志编修的成就用“辉煌”来讲,一点都不为过。但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接点上,冷静的去考察,事实的结果却是令人甚为担忧的:地方志在“辉煌”的成就里,正渐渐地式微。江西省《瑞昌县志》1990年版,印数3050册,《瑞昌县续志》1993年版,印数为1000册,《铜鼓县志》1989年版,印数5000册,《铜鼓县志续编》1994年版,印数1200册,四川省《巴塘县志》1993年版,印数2000册,《巴塘县志(续编)》2001年版,印数则仅1000册,……。发行量的急剧萎缩,一方面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则与方志自身不无关系。地方志素来以资料性见长,近代以降,大众传媒手段日新月异,报刊、广播、电视发展迅速,互联网则把信息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更加便捷,成本更低。囿于地域区划的范围,地方志传播渠道愈显狭窄,志书的资料陈旧,经世功用难以彰显,越来越沉沦到“死”文化的行列中了。地方志的要突破这一瓶颈,“革新”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的,否则,要么继续被其他学科边缘化,变得不伦不类,有方志而无“方志学”,甚而有中断的危险。

一、理论研究的瓶颈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强大武器。理论是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事物的发展又要求理论指导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往往使理论研究陷入两难之境。自两汉地记起,地方志已经有2000余年的历史了,但方志学则相对晚得多。宋代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序》中说,“方志之学,先儒所中”,首次提出方志学这一概念。但方志学学科的真正建立,则始于乾嘉时代的史学大师章学诚。章学诚从青年时代起,即参与修志业务,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方志理论。一扫以戴震为首的考据派方志是地理书的观点,章学诚提出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把地方志作为国史的小而化之,提高了地方志的学术地位。在地方志编纂义例方面,章学诚创立了“三书”说,认为“志”、“掌故”、“文征”不可偏废,并在编纂体裁上,把志、纪、传、考、图表灵活运用,创新了纪传体志书。章学诚的又一贡献是主张州县设立志科,积累地方档案、文献资料,为修志做准备工作。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论断道:“方志学的成立,实自实斋始也。”

民国学人梁启超、王葆心、黎锦熙、甘鹏云等人都从不同角度于方志学学科建设有所建树。李泰棻、王葆心、傅振伦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构建了方志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李泰棻认为,方志学“不谈久矣”,“二百年来,斯学独无进步”,章学诚的修志理论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修志实际,“方志学之作,乃刻不容缓也”。他在《方志学·自序》中介绍己书:“(《方志学》)都十四章,前论方志之性质,次论旧志之偏枯,中述余之方志主张,末陈余之编志方法。”方志学学科体系框架于此已初步具备。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方志学研究转入低谷,除朱士嘉、傅振伦、王重民、仓修良等人外,很少有人涉及。80年代起,全国第一轮普修地方志启动,在修志工作的迫切需要下,在修志活动中,产生了一批方志理论著作。1983年,来新夏主编的《方志学概论》出版,后继者接踵而起。举其要者,1984年,有薛虹《中国方志学概论》出版;1993年,有黄苇主编《方志学》出版;1997年,有梅森《方志学简论》出版,2001年,韩章训老师《方志学》出版。其中尤为著者,则为1990年首版、2003年修订再版的仓修良老师的《方志学通论》。书分六章,上溯方志源流,辨析方志性质,纵述横剖方志发展史,评介章学诚修志理论、旧志价值,阐述新志编纂问题,论述比较精当,论据新颖、详备。据韩章训老师不完全统计,自李泰棻《方志学》1934年出版至1997年,方志学通论专著共计21种;而方志编纂学通论专著,自1984年内蒙古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方志编纂学入门》内部印行,至2001年有12种。当然,有关方志学的论著、文集远不止这些,据刘柏修、刘斌主编的《当代方志学概论》统计,20世纪50年代起至1996年,有336种之多(包括台湾)。从数量上来看,方志学虽然够不上“显学”的地位,但总的来说,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然而,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人(包括方志界业内人士)认为方志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比较成熟、完备,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还有一定的难度。

台湾著名史家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认为,中国古代每一个王朝建立后,其都会面临一个整合各阶层力量,巩固王朝统治地位的瓶颈时期,突破了“瓶颈”,一般会国运昌隆,如汉、唐、宋、明、清,否则即短祚而亡,如秦、隋。方志学的发展正处于此“瓶颈”阶段。

检点我们的方志学著作,总体来说,其学术品位略显不够。一般的方志学著作,都不外乎主要为方志的源流性质、方志史、新方志编纂等几部分,于其之外的方志文本、理论批评等很少涉及。即便是章学诚,在纠正了“考据派”的偏颇时,又陷入了纠枉过正的泥淖,仅仅属草创而已。民国学人,上承章氏,借鉴国外学科研究建设方法,筚路蓝缕,斯功甚伟。新中国第一轮普修地方志中,众多方志学著作,并没有走出民国时期的窠臼。在方志学的起源、学科性质上,争议纷起,莫衷一是。在第二轮修志业已启动的今天,关于方志的性质,仍有地理说、历史说、史地说、政书说、综合性著述说、资料书说等多种。虽然百家争鸣是我们所倡导的学术氛围,但过于长久的争鸣却使的问题长久处于浅层表面,无法继续深入研究,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况且在论据方面,都大同小异,论者只求标新立异。在学科体系建设上,也过多借用哲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方法,这在刺激加速方志学学科建设的同时,也使其深度发展变得更加困难。韩章训老师在《方志学基础教程·后记》中指出;“方志学通论著作普遍存有两个不足:一是研究事业不够全面,即重视对地方志编纂领域的研究而忽视对方志接受领域的探讨;二是理论抽象程度比较低,即微观剖析有余而宏观整合不足。”至于方志编纂学著作,过多注重方志编纂中的操作方法,千头一面,大同小异,低级重复,乏善可陈。韩章训老师在《方志编纂学基础教程·后记》中亦有批评道:“其一,已有的方志编纂理论对方志编纂活动的研究,尤其是对方志编纂活动本题的研究还比较肤浅。其二,无论是从宏观上看还是从微观上看,我们已有的方志理论在总体上还是一种模糊理论。其三,已有的方志编纂理论在总体上还不能与当下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前两点确为的评,而地方志市场化是我所不赞同的。地方志作为一种严肃的学术著作,具有超越经济的特性,这和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是相同的,如果硬性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二、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的问题

从两宋开始,地方官吏贤达即自觉地把编修地方志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直至民国时期,这一传统与国家的“史统”是一致的。但修志队伍是很不稳定的,一般是地方官吏聘请地方贤达名流、耆旧宿儒组成临时机构,功成告竣,即散。很多大学者都曾亲预此事,如范成大、康海、章学诚、俞樾、黄炎培等辈。上世纪80年代始,为适应全国普修地方志的需要,省市县各级政府相继设立常设机构,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上届修志全盛时期,修志队伍号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是其他社会学科难以望其项背的。修志队伍从无到骤然壮大,迅速崛起,必然导致了业务水平、学养素质的参差不齐。当时,很多地方都是从其他行业临时借调人员,仓促上马。大部分人员走上了修志岗位,对于地方志的了解还是一知半解。正如一些志界老兵回忆时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各个地方都组织了不同形式的方志专业知识培训,但并不能立竿见影。上轮志书,从质量上来看,与其出版时间有一定相关,越是后来出版的,总体上优于以前出版的,其中集大成者《绍兴市志》于1996年出版,此即明证。

在上轮修志实践中,产生了一大批专业人才,这是第二轮修志比较有利的条件。据中指组王熹老师统计,全国方志队伍有专职人员22900人,兼职人员9万余人,获得正高级职称的有162人,副高职称的有1636人,中级职称的有6788人,初级职称的有6698人。然而,首先令人值得担忧的是人才年龄明显断层,青黄不接的问题。上轮修志专家除部分已经退休外,在岗的大都年龄偏大,而新一代专家还处于成长阶段,这不利于地方志事业的平稳发展。再者,地方志事业基本上没有培养过正规的专业人才。大部分人都是其他文史类学科专业的,进入了地方志行业后,才开始接触地方志。这其实是在重蹈第一轮修志启动初的覆辙,加大了人才培养成本,拉长了人才成长的周期。其三,行业待遇较低,无法涵养住人才。长期以来,人民对地方志行业形成一种共识,即“耐得清苦、不怕艰苦”。即便我们所以的修志工作者都把无私奉献作为人生准则,但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它的浓厚理想色彩。曾庆红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长时曾讲过,单位在用人方面要:事业留人,情感留人,待遇留人。一些地方修一部志之所以要“难产”10年,甚至20年,其症结正在于“留人”工作的缺失。这也是第二轮修志能否取得更大成就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关于第二轮修志的“续修、重修、补修”

2001年12月20日,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地无论已完成第一轮修志的还是正在加速进行的,都要论证新中国第二轮修志计划。怎么修,修什么,为什么修,都需要进行认真研究。”第二轮修志到底“怎么修,修什么”,这是当前极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般认为,续志的编修有3种方式,续修、重修、补修。李铁映在《讲话》中也主张“在上一轮修志的基础上进行续修”,得到了大多数专家的认同。“续修”,从现在已出的志书看,过于执泥于狭窄的时间的“续”的衔接上,有失广义续修本旨。魏桥老师认为:“广义的续修是传统方志的主要形式。”而传统方志是如何“续修”的呢?宋《吴郡图经续记·后序》讲道:“千数百载之废兴,千数百里之风土,粲然如指诸掌。呜呼!何其备哉!先生之书三卷若干条,而所包者,古今图籍不可胜数,虽浮图方士之书,小说俚谚之言,可以证古而传久者,亦毕取而并录。”此书与前志《吴郡图经》前后相距仅80年左右,就其内容看,则统合古今,更注重的是补充、纠正,时间上的“续”则相对比较淡化的。明清两代修志大盛,很多地方都多次开局修志。如上海县,有明一代三修,弘治、嘉靖、万历三修,而后面的都是在前志的基础上,纠错正误,补苴罅漏,融合前志而“续”。

究竟采用哪种形式,不可一概而论,是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前志的情况而定。仓修良老师在《方志学通论》修订本中批评上一轮修志中存在的4点主要问题:1、民国时期的内容记载太少;2、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副作用很少记载;3、“文化大革命”十年许多新修志书是个空白;4、改革开放后的新事物记载仍有疏漏。前三点在比较前出的志书中尤为严重,后一点则是认识的沉淀周期问题,在所难免。“志贵备全”,全则明,偏则暗。重要历史时段的空白、资料的疏漏,都使得地方志在记述方面,割裂了资料的系统性、完整性、连贯性,难以廓清历史的真貌与全貌,从而严重影响了其学术性的完美体现。所以,在我看来,上一轮志书中有不少束缚于“左倾思想”的余绪,不尽如人意,疏漏之处甚多,在地方经济条件比较充裕的地方,完全可以进行重修,千锤百炼出上乘的精品志书。

四、志书的开发利用

地方志的开发利用应分为两种:一即志书本身的直接利用;二即以地方志书资料为基础,所进行的各种类型的开发应用。志属广义的史的范畴,无论从内容的新颖性、时效性、可读性来说,都稍显逊色。地方志之所以绵延不断,是因为其所承载的是地方文明发展的轨迹,对于未来的借鉴功用是等同于国史的。这决定了方志的读者群是无法通过借助市场经济的手段而扩大的,高喊“让志书飞如寻常百姓家”,并不能在实际层面上有切实的可操作性。为了弥补方志资料滞后的缺点,年鉴补充了这一实用功能。但地方志比较完好地保存了地方各种文献资料,是所谓的“博物之书”,分类系统开发利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比较广阔的前景。清代顾炎武有《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有《读史方舆纪要》,当代有国内外学者利用江南旧乡里小志进行江南经济研究,著作迭出,都是比较成功的学术研究方面的范例。至于对地方志某方面内容进行整理利用的,也比较多。如1954年,地质学家章演存利用志书资料编著《古矿录》,2003年“非典”时期,上海方志学者以全市新修方志的防疫部分,编纂成《上海防疫史鉴》。“修志的目的在于用”,“要研究和开拓志书的应用功能”,这在第一轮修志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应予以必要的重视,拓展方志事业的发展道路。

2002年夏,我从宁波大学首届方志学专业毕业,我的班主任、宁波大学方志学教研室主任沈松平博士转赠某方志名家诗文一首,虽隽永不足,然励志有余,现抄录如下,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吧。

此生无缘带吴钩,

秉笔寒窗著春秋。

忘年耕耘追班马,

奋翼先飞作笨鸥。

颜生乐道有箪事,

阮郎一钱无羞涩。

每思大业常在握,

喜看来者登层楼。

(单位:上海通志馆资料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