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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经济在解放初上海经济恢复中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发展私营经济的一面历史之镜(梅森) 2005/05/18

梅森

1949年5月27日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获得了解放,上海这座伟大城市的经济生活从这一天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私营经济在这场伟大的革命和变革中,在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对私营经济积极扶持的政策影响下,发挥了自己重要作用,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党在处理当时复杂的经济问题的领导艺术和高超的技巧,今天在发展私营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有可借鉴的价值。

一、解放初的经济状况及上海私营经济在全国经济环境中的地位。

1949年初,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政权发动了三年内战,导致上海的经济与全国一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物资严重匮乏,工商业濒于破产,全市的经济崩溃,市民生活极度贫困。从1937年7月算起,到1945年解放,国民党中央银行共增发了货币1445亿倍,上海的物价上涨了36.8万亿倍。在上海的中央银行金库的276万两黄金、3346万枚银圆于1949年被秘密运往台湾。当时,全市87个重要行业、13647家民营工厂开工的只占1/4。加上美国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禁运,存米只够全市人口供应半月,煤炭只够用7天,存棉只够纱厂开工1个月,面粉厂开工率只有 13.48%,80%-90%的江海船只被劫至台湾或被毁坏。1950年初,上海遭到台湾国民党空军飞机的轰炸,电力设施严重损坏,工厂被迫停工。当时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局面极其严峻。

其时的私营经济占全市资本的大部分,因此私营经济在当时的地位非常重要。上海解放时,全市私营工业企业有2.02万户,职工42万人,年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3%,占全国私营工业总产值的36%;其中私营棉纺工业拥有的纱锭占全国私营纱锭总数的50%左右,卷烟工业设备占全国的70%以上,面粉工业产量占全国的40%,丝织、毛纺、橡胶、制药、搪瓷、铝制品也在全国占较大比重。私营轮船运输业有船只925艘,占全国的80%。私营商店行号9.3万户。私营银行钱庄194家。通过以上数据和与全国的对比,上海的私营经济在上海的经济乃至全国的经济恢复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上海的经济不稳会导致全国的经济甚至政局的不稳,这对于刚刚新生的人民政权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和作用。正因为上海私营经济在上海乃至全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所以稳定私营经济,有控制有侧重地发展私营经济,以带动全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成为党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上海解放初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任务。后来的历史证明,当时党的经济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二、党在解放初促进上海私营经济恢复发展的政策和私营经济在解放初经济恢复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局限。

1949年上半年,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接受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没收国民党中央政府、省、市、县政府经营的企业和国民党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企业,包括工厂、矿山、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改建为国营经济。这就打破了官僚资本的垄断,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根据1950年原官僚资本被没收后上海市工业、商业、金融业的所有制结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私营经济在全市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其最高的经济指标占全市总数的99%,最低的也占44%。在7项指标中,占90%以上的有3项,70%以上的有1项,60%以上和接近60%的有2项,50%以下的只有1项。当时私营企业20707户,占总企业数的99.12%。私营工业产值248698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6.13%。而商业1950年的全市总批发额是190512万元,其中私营商业124696万元,占65.5%。全市零售额为102875万元,其中私营94242万元,占91.6%。另外金融业,1950年全市金融总户数78户,私营银行、钱庄共72户,占92%;存款总额13572万元中,私营5994万元,占44.2%。放款总额5793.76万元,其中私营 3465.68万元,占59.8%。

正因为解放初私营经济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党和新生的人民政府认为,稳定经济首先要稳定私营经济,恢复经济也首先要恢复私营经济。为此,1949年6月,市政府就接连邀集工商人士座谈,市长陈毅同志说明了人民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上海市人民政府是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即5月28日成立)。从6月1日开始,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决定对重要的私营工业企业实行供应原料、收购产品、以货易货、银行贷款等办法进行扶持。对当时有原料、资金、销售等方面困难的私营工商业,采取组织联营和下乡采购、转口贸易、重点贷款、订货收购产品、委托加工代销等措施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至当月10日,有300多家私营工厂恢复了生产。8月,市军管会发布《关于复业、复工纠纷处理暂行办法》、《关于私营企业劳资争议调处程序暂行办法》等文件,帮助妥善解决企业开工不足、劳资纠纷等问题。至1949年底,国家银行对私营企业发放贷款500余万元,2/3的私营纺织印染厂,70%的面粉厂,部分其他轻工业和各类重工业工厂都得到了收购产品或加工订货的扶助,帮助一大批私营企业恢复了生产。年底全市68个主要工业行业10078家,私营工业企业的开工率由刚解放时的25%上升到67%, 其中钢铁、棉纺、染织、毛纺、冶炼、机器制造等行业超过80%,造船、碾米、医疗器械等行业全部开工。

1950年2月6日,台湾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二六”轰炸,出动17架美式轰炸机集中对杨树捕电力公司、南市华商电气公司、卢家湾法商水电公司以及吴淞等处滥肆轰炸,杨树浦电力公司的电力设备 1/3受破坏无法发电。至 2月 13日,国民党飞机连续轰炸上海13次。电力设备遭受破坏后,许多工厂被迫停工,商店被迫歇业。此外,解放初为了控制旧政权留下的通货膨胀,采取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导致为抢购而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加剧了市面的清淡、商品的滞销。工业品产量和商业营业额急剧下降。上海私营工商业再次出现困难局面。(毛泽东在5月13日的批示中把上海春夏之交的困难局面称之为“四月危机”)市长陈毅为此先后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了6份电报,反映上海私营工商业的困难,并提出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对私营工商业调整减征税收,延期交付公债等建议。毛泽东同志4次复函同意上海的建议。1950年4月,上海召开市一、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调整工商业、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重点是扩大对私营企业的加工定货,推行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召开产销会议研究产销问题,把私营工业纳入国家计划生产的轨道。1950年5月14日毛泽东电复陈毅,指出加速恢复上海经济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减税问题待由陈云、薄一波答复。5月17日,陈云、薄一波电告陈毅,同意上海6月份减税1000亿元(按:应为旧人民币)。通过以上的扩大加工订货、调整价格和经营范围、减轻税负、加强劳资协商,调整公私、劳资、产销关系,使私营工商业摆脱暂时的困难,上海的经济形势开始好转。1950年10月份申请开业、复业的工商户由4月份的80余家上升到1800余家,申请停工、歇业、紧缩的则由4月份的2000余家下降到200余家。私营工商业营业额9-11月比3-5月增长70.4%。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951年,在全国农村购买力、基本建设投资购买力、军需购买力增长的刺激下,上海市场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景象,私营工商业随之获得较大的发展。全年私营工业总产值比1950年增长 52.9%,私营工业产品如纸张、面粉、水泥、金笔、肥皂、搪瓷面盆、钢材、胶鞋、火柴、毛巾等,产量增加 30%-100%,水泥和钢材产量已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产量,私营工业盈余总额增长219.3%;私营商业零售总额增长43.87%,盈余总额增长85.4%;全市财政收入比1950年增长1.3倍,地方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财政经济状况明显好转。

从上可见,解放初“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坚决认真执行中央恢复经济,扶助私营经济的政策,并且在上海这一全国最大的经济舞台上创造了一些重要的政策经验。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稳定上海的社会、稳定上海的经济、稳定新生的政权,乃至稳定全国的经济,打下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时大多私营经济业主,不仅在经济方面对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主观上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持拥护的态度,并且付诸了实际行动。比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市工商界订立爱国公约,把按时交纳税金,不欠税,不漏税,不逃税作为爱国公约的内容之一,并见之于行动。1952年统计,上海工商界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自1951年起共支援抗美援朝捐款6000多亿元旧人民币),折合战斗机404架。今天,政协工商界人士谈起1949、1950、1951年三年,称其为“黄金的三年”。

解放初私营经济在恢复经济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同时,作为从旧中国过来的经济体,从资本本身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的本质出发,私营经济也同时出现干扰宏观经济的经济活动,甚至出现扰乱新经济秩序的经济行为,存在来自自身利益的局限。

上海解放初的“银元投机”和1949年7月至1950年2月物价三次狂涨都是私营经济中的“奸商”炒作所为。在金融投机商的操纵下,上海的银元价格与人民币的比价从5月28日的1:100上涨到6月8日的1:2000,银元价格的猛涨不仅刺激了物价上涨,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严重损害了人民币的信誉与权威,有些商店公开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军管会发出一切经济往来“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违者以扰乱金融论处。”《解放日报》也发表《扰乱金融、操纵银元的投机商赶快觉悟》的社论,警告投机商停止犯罪活动。6月6日,政府抛出1万枚银元平抑,但泥牛入海。6月10日,政府查封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沉重打击了投机商的投机行为。一星期后,银元价格、物价下跌,结束了上海市场上黄(金)白(银)绿(美钞)统治的历史,人民币终于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另一件是1949年7月至1950年2月,由于刚刚解放,生活、生产资料严重匮乏,在投机商的操纵下,此短短的半年内,经历了1949年7月的粮食、纱布、煤炭为主的第一次物价大涨风。同年10月,以花纱布和粮食为主,波及五金、化工及其他商品的第二次涨价。第三次是1950年2月也是以囤积为手段的粮食、花纱布为主的涨价风。上海市人民政府均采用发挥国营的经济力量,大量集中地抛售物资的方法,平抑了这三次物价上涨风,稳定了社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1951年12月起,上海和全国一样开展了“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运动的原因是,在1950年10月的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中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上海解放两年半时间共发生大小贪污案3000余件,贪污金额186万元(合新人民币),涉案6000多人,为此进行了“三反”运动。但在运动中发现,许多国家机关、国营企业的贪污者都和不法的私营业主,特别是不法的资本家有关,为此国家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解放初的经济恢复中,部分私营企业主和店主,特别是资本家也反映出投机取巧、追逐暴利、惟利是图的本质。主要表现为不法资本家施放“五毒”,即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拉拢腐蚀国家干部和公职人员,以在与国营经济的交往中谋取非法利润。1949年6月至1951年底,上海处理的逃漏税案件就达15.6万件。上海大康药房不法商人王康年不仅出售假药残害人民志愿军,而且先后腐蚀了25个单位的65名干部。“三反”、“五反”打击了私营经济的不法业主,尤其是不法资本家的不法经济行为,保证了建国初期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从上可见,解放初的私营经济具有双重性质,既有配合政府发展经济的一面,也有站在私有立场上干扰宏观经济的一面。

三、解放初私营经济这面“镜子”对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有经济有什么启迪。

借鉴要有共同性,解放初的私营经济与改革开发新时期的私营经济有共同性吗?有人不仅会这样问。

当然,首先解放初的私营经济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私营经济是两个历史时期的性质不同的经济和资本形态。解放初的私营经济是从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承接而来,加以改造而为新社会所用。而改革开放时期的私营经济,是我们通过对私改造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22年后,发现单一的计划经济限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私营经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政策引导和政府扶持下产生的新生的市场经济重要的经济成分之一。其形成的轨迹就是,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到专业户个体户,到乡镇企业、到机关干部下海,到破产租赁,到资产重组,到股份制,到民营资本私营经济的不断壮大。改革开放之后,在国家的扶持鼓励和政策的支持下,私营经济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上海建设“世界城市”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2002年上海全市私营个体经济从业人员281.2万人,自2000年起,在上海连续3年开展的“净增十万就业岗位”中,私营个体经济累计吸纳就业45.1万人。2002年,实现产销额3311.7亿元,实现增加值597亿元。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外资企业等非公经济全年商业零售总额超过1000亿元,实现非公经济占全市零售总额比重超过50%的历史性突破。的确,今天的私营经济与解放初的私营经济是有本质的区别和所属历史阶段的不同,但是不可否认其中也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资本的私有性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是一致的。

从解放初的私营经济在“三年经济恢复”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私营经济在今天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及其代表性,说明资本本身不论所属,不论是国有也好私有也好,都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先不要谈姓“资”还是姓“社”。但事物是具有两面性的,从1949-1951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银元投机”、囤积居奇掀起“三次涨价风潮”,行贿和偷漏税,盗窃经济情报,贩卖假冒伪劣商品,非法谋取暴利等等看;另外再从今天市场经济实行以来,假冒伪劣产品分布每个行业,行贿受贿案件逐年增多,少数行业炒作过热,数次经济通胀看,不少是私有经济最大地追求利润的原因。也就是说,私营、私有经济的本质就是追求自我利益,追求最大利润是无可厚非的,引导的好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听之任之也会导致经济问题。因之,国家、政府在调动私营、民营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符合市场经济法则地对经济从宏观上进行调控,使经济能健康协调的发展。解放初的国营抛售物资平抑物价,改革开放以来的加大基础建设投资规模拉动经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等,都是政府对社会经济的调控。有人说,现在是市场经济,政府不应对市场进行干预。首先要弄清我们的党是什么样的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再而弄清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还是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我想是前者。换句话,即使是自由市场经济,也要对基础产业进行适当的保护,在税收上予以调节。比如美国这样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经济危机的时候也曾实行“新经济政策”,在今天的国际贸易中美国、日本也要对本国的农产品加以保护。为什么要对私有、民营经济进行引导,主要是其追求私有利润最大化,而不可能考虑宏观经济协调发展的原因。如果政府只看重GDP数字而不重视经济的运行质量,不在银行信贷和税收上调控,就会导致私有经济将资本流向非支柱的短线的容易获取暴利但过度投入会产生经济泡沫的产业和行业。往往资本多取向非支柱、非基础性的第三产业。这样会产生局部产业的过热,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经济畸形发展,甚至综合国力的下降。私有经济过度的经济炒作还会导致消费的透支,影响了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私有经济的趋利性不仅会导致经济本身的不协调发展,还会导致社会和自然的不协调发展,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施加,私有经济是不会主动考虑环保等社会责任的。经济的发展最终要讲究运行质量的,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包括三个阶段,一是发展,二是公正,三是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初期,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无先例,因之,好多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发展就是硬道理”,完全讲的是发展。当我们市场经济发展20年了,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第二阶段的经济发展要讲究公正,比如“三农问题”,下岗职工社会保障问题等等,不能单一提“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了。否则我们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三阶段是解决协调发展的问题,即发展的较高阶段,经济内部产业与产业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企业及企业主与职工之间,公务员与工人、农民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近期发展与中长期发展也即持续发展之间都要通过杜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解决协调发展的问题。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协调发展的方针和科学发展观,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新的奋斗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私营经济,也要遵循这一方针,这也是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私营经济,其主流是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兴生产力,但其资本的私有性质决定了政府要站在全局的角度和高度予以引导和管理,我认为其中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多数的私营企业是遵纪守法,积极经营,在政府的引导下(而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直接指挥生产),虽然也是从追求私有利益出发,但他们的发展是符合全社会协调发展的大局的,这是私营经济的主流。另外,有些私营企业在国家、法令和政策的范围内,对所从事的行业进行过度的炒作,影响了经济与社会、经济内部的健康、协调、持续的发展,政府就应该在信贷、税收等方面予以调控,减少过热性投资,如近期的钢铁、电解铝、房地产、汽车产业过热就是这样。有些钻政策的空子,无度地放大对他们有利的政策,规避对他们不利的政策,我们就要修补好这些政策的漏洞,避免损害国家和公众的利益。第三个层面,极少数的私营业主,采取非法的手段,比如偷税逃税、行贿等(算一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多少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被拉下水,与解放初有无相似之处),就应该用法律予以惩处(当然,不是单对私有经济而言,任何经济、政治成分的人犯罪也都要受到惩罚),如赖昌星之流等等。总之,第一种提供条件促其发展,第二种利用经济手段予以调控,第三种根据法律予以坚决打击。

综上所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营经济是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兴生产力,发展好私营经济可以促进国有经济的参与竞争和自我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和不断成熟,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全面进步。虽然今天的私营经济与解放初的私营经济有本质的不同,但资本的私有性仍是二者共同的。私有会导致局部利益的追逐和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这种追逐和追求乃至膨胀会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失衡,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也会导致社会分配的不公。从私有经济的角度,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运作经营是无可厚非的,但作为人民的政府就应该对影响社会整体经济运行和影响公众利益的经济行为进行引导和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应该只谈市场“无形的手”,还要适时地有一只调控的“有形的手”,这样才是全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如此次中央解决江苏省常州的“铁本”问题,致使全国过热经济“点刹车”软着陆。

在上海解放55周年的喜庆的日子里,重温一下解放初期“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和政府如何调动私营经济的积极因素,协调私营经济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恢复、稳定和发展经济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时正确的政策方针,高超的协调经济的艺术,对于发展今天的私营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回顾历史,重要的是把历史当成今天的一面镜子。

(资料来源:《上海政府志稿》、《上海人民政协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工商社团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通志·经济综述》、《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99事典》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年鉴2003》上海年鉴编纂委员会编)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