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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党的第一代领导对上海经济恢复、发展与变革的思想及实践(吴祥华) 2005/05/18

吴祥华

在上海解放55周年之时,回顾解放初期党的第一代领导对上海经济恢复、发展与变革的一些重要思想及实践,对于今日科学地发展上海是极有意义的。

一、解放初期党的第一代领导对上海恢复经济的重要思想及实践。1949年东方大都市上海揭开了历史新的篇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视察上海并主持召开会议,极为重视上海的经济恢复。

1、确定维持恢复城市生产。上海解放时工业产值和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它的经济关系全国经济大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曾预言:共产党在军事上能攻占上海,但没有能力管理好上海,特别是经济方面管不好上海。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严峻的考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深思熟虑、运筹帷幄,确定了维持上海生产、恢复生产的重大决策。第一,从新中国的建设着想,要求上海这个大工业城市能完好地回归人民。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他在上海解放前夕,同准备接管上海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华东同志如果能够把上海搞好,上海和全世界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他亲自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了近20份电函,成功地使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全市各界人民在新政权的领导下,立即投入到整顿和恢复经济的工作中去。第二,确定要把团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维持恢复城市生产作为工作的方针。上海是全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对此,一是刘少奇曾于1949年4月考察天津时指出,上海商人对我们报纸只说工人如何好,资本家如何坏有意见,在宣传上,“我们要注意把工人放在第一位,但又要照顾资本家,特别是在生产上、经济上,资本家比我们有办法,发展生产应该首先和资木家合作,资本家在城市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①。二是周恩来、陈云和李维汉在北平一起邀请即将赴上海的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王却尘、吴羹梅、胡子婴等进行座谈,面对这些闻名全国的工商经济等各界著名人士,周恩来、陈云与李维汉对他们在沪期间应做些什么事情提出积极性的建议。三是毛泽东、党中央又致电华东局并转上海市委,对由北平返沪的工商经济等民主人士聘为顾问,中心是要“动员上海资本家恢复生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注意与他们接触、交往井保持一定的联系。通过团结他们.争取发挥他们的桥梁作用,再把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带动起来,共同恢复经济与发展生产。四是由于美蒋海上封锁、空中轰炸,使上海缺乏原料、燃料,工厂面临困难。在这严峻形势下,刘少奇听取上海派人进京的汇报并作出重要决策:工人们要鼓起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协助资方开厂,集中力量,维持生产,才能发展生产,人民生活就能逐步得到改善。第三,委托陈云召开上海财经会议确定恢复经济方略。陈云于1949年7月至8月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财政经济会议。会议确定大城市人民生话的方针,并就统一财政经济,控制市场物价提出了措施和步骤。陈云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长远着眼,当时着手;全国着眼,上海着手,抓住几个方面的主要问题,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上海当时的困难,提出了解决这些困难的具体意见。首先提出坚决顶住“敌人封锁问题”,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开辟香港一条通路,利用北方几条通路等。接着。提出了要调进“两白一黑”(大米、棉花、煤炭),告诫大家“对大米供应问题不要悲观”,“棉花问题”经过努力,供需是可以大致平衡的;有无大米,有无棉花,而其关键是有无运力,把大米和棉花运进来。最后,又确定了“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目前应力争维持生产。”②全国财经会议的成功召开,确定了上海维持生产、经济恢复的大致方略,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奠定了一块基石。

2、打响稳定经济物价的“淮海战役”。第一,确定经济上要使人民币一统天下占领上海大市场,并首先发动银圆之战。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地占领了大上海,然而经济上人民币难以占领上海的大市场,要使人民币一统天下面临着一场激烈的斗争。新生的上海人民政权面临着通货膨胀的严重局面。如何扭转这一局面,一是陈云在上海解放前夕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多发行四五亿人民币。二是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一天,市军管会就发布了《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由此实现币制统一。三是为打击金融投机,上海市军管会首先采取经济办法向市场抛售银元以控制涨势;接着采取宣传攻势“警告扰乱金融的投机者赶快觉悟”。四是市公安局、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证券大楼,逮捕了金融外币投机分子,严办了为首分子,这场干净漂亮的突击战,霎时传遍上海,震动全国,汹涌一时的金融外币投机风潮终于平息,人民币站住了脚跟。第二,确定经济上要制服通货膨胀,平息物价涨风,接着打起棉纱、米粮之战。一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在有关方面的积极配合下,采取向市场大量抛售、向市民实行平价粮配售、加强商品交易市场管理等三项措施.平息了7月涨风。二是党中央认真分析了10月涨风,投机商人从套购纱布开始,遍及全国,上海处于盆地,单从上海一地已不足以平息涨风。在中央统一决策和全国支持下,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和西安等地统一行动,国营商业同时抛售,用经济手段打退了投机商的猖狂进攻,上海投机资本遭到沉重打击。这次持续时间最长、上涨幅度最大、波及地区最广的涨风终于偃旗息鼓。三是平息春节抢购风,上海市纺织厂延长工时突击增产供应市场;国营商业大量供应粮、纱、布、食油等;政府同时采取紧缩通货等措施,上海解放初期的最后一次物价波动被平息。经过前前后后几个回合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彻底服输,再也不敢在市场掀起风浪了,持续十几年的如脱缰野马的通货膨胀终于被制服了。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场稳定物价的斗争,指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3、支持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第一是正确分析“四月危机”。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上海市场天平由抢购风潮的一端向180度方向的另一端迅速划去,即出现了大国小生产、小生产却大过剩的可怕局面,商品滞销,市场萧条。陈云复电毛泽东《上海工商界情况》,指出:上海市委电称“许多大、中厂负债多,难维持,要求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之险”是确实的。当时工商业的困难:“大城市重于小城市,上海重于其他城市,工业重于商业。工厂越大困难越重。”③陈毅市长从3月12日至5月10日,在2个月中代表市委给中央连续发了6份电报,报告面临的困难和采取的措施。毛泽东将此称作为“四月危机”。第二是及时决策,采取措施,合理调整工商业。毛泽东密切注视着上海的形势,他先后作出了许多指示,全力支持上海调整工商业的工作。陈毅在上述4月4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除反映实际情况外,还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在收到陈毅报告的第2天就回电说:“所采取的方针和中央的方针是一致的,望妥慎去做”,并说;“我们是支持你们的。”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讲话时,提出了“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是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三是市委和市政府召开人代会商讨克服困难动员人民维持恢复生产。刘少奇亲自起草致上海市委电报,同意陈毅在市人代会上的讲话。根据毛泽东、刘少奇的决策思想,上海及时召开了市一届三次人代会,会议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和步骤,动员全市人民拿出一切力量,依靠自己的智慧,打破封锁,维持、恢复、发展生产。会议制定了调整公私关系;改善劳资关系;减轻负担;救济失业等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第四是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发二路“救兵”(加工订货、收购土产)的有效措施。为了帮助私营工商业度过难关,经毛泽东与党中央同意,上海扩大了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使大部分工厂恢复了生产;同时提高私营工厂的加工费,调整私营商业地区差价和批零差价,还适当调整税收。井且,调整劳资关系,开展失业救济工作。以及调整产销关系,在人民广场几次举办了土产交流大会,扩大城乡物资交流。通过全市人民共同努力,上海的紧张形势开始得到缓解。逐步克服了四月危机,市场由淡转旺。上海的调整工商业在毛泽东的正确决策下,先走了一步,所创造的经验,对全国的调整工商业工作是个有益的贡献。调整工商业后的大都市又热闹起来了,工商界又活跃起来了,工人们不需要紧急救济了,工商业者至今难以忘记那黄金般的1951年。正如陈云所说:统一与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二、解放初期党的第一代领导对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及实践。20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作出了采取和平赎买政策,对资本本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决策。上海是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上海对资改造是我国对资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1、鼓励私企“生儿子”,联营设厂求发展。1953年初,全国政协在北京开会。会议期间,毛泽东约见了上海工商界代表人士荣毅仁、郭棣活等。荣、郭两人向毛泽东汇报了所经营的申新、永安厂的情况,并表示希望早日参加公私合营。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不必忙于公私合营,先在内地,生个‘儿子’,行不行?”荣、郭两人认为,毛泽东的谈话体现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大政策;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私营纺织厂大力扶持,克服了种种困难,生产年年上升,盈利年年增加,工商界理应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他们从企业中拿出资金,调剂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和国营企业合作,在安徽省新建一家拥有5万纱锭和 1700台织布机的纺织厂。该厂 1957年6月5日正式投产,《安徽日报》发表短评说:“这是安徽人民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按照毛泽东联营设厂、生“儿子”,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讲话精神,上海工商界除荣、郭两家以外,其他企业也有所发展。

2、确定“改造”之路,找到过渡之“船”。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的政策是利用和限制。1953年3~4月间,中央派统战部长李维汉带领调查组到上海以及南京、武汉等地进行调查。5月将提出对国家资本主义是利用、限制、改造的调查报告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④周恩来也审阅了李维汉这一报告,并将标题和正文中使用的“利用、限制、改组”改为“利用、限制、改造”。⑤中央两次讨论对资改造问题,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这是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决策,从此,找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船”和“桥”。

3、培养先进,建立核心,团结教育,带动多数。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⑥毛泽东把企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注重团结、教育、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把重点放在培养先进,建立核心,从而促进和带动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接受改造。上海聚集了一批全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党的第一代领导历来注意与他们的接触、交往,团结争取他们,并在他们中间物色对象,培养先进,逐步建立核心。1953年9月7日,毛泽东与上海盛丕华等一些全国著名的民主党派、工商界代表谈话时指出: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有比较少数的核心人物。这次召集会议,我们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希望每一个大城市有几十个、几百个核心人物。”⑦按照培养先进,建立核心的思想,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联系实际贯彻执行,对一些资本家给予了多方面的培养和帮助,在本市逐步培养了一批资本家先进分子组成的核心,他们协助党和政府贯彻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推动广大私营工商业者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4、提出改造踏步稳步退步,确挡不住加速提前跨步。1955年初,陈云二次视察上海。他调查了解上海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亲自视察市场、商店,与工商界座谈发言,还到松江、青浦进行了专题调查,特别对上海私营商业的安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上海召开市委扩大会议,积极贯彻陈云社会主义改造要踏步、稳步,个别甚至要退步的思想……,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看,如果能这样多维持几年,上海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或许更为稳妥,后遗症相对可以减少。然而稳步、踏步,甚至退步的思想没能抵挡住社会主义改造要跨步的思潮。1956年1月20日,上海完成了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上海工商界把全市完成对资改造的喜讯电传给毛泽东。毛泽东对上海以及全国对资改造完成得如此之快,既高兴又感到太快了。毛泽东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的,谁预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⑧上海对资改造的快速完成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股合力造成的。

5、“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后,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作用下,上海某些市场需求日益增长,某些商品供应不足,社会上的一些劳动力便自发地组织起一些私营和个体企业,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开始在本市各个角落里活动起来。毛泽东知道了上海以及全国出现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的情况后,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一长一短,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⑨刘少奇在人大常委会52次会议上指出:上海有一百多家私营工厂,“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嘛!”⑩周恩来也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这些谈话精神,反映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对资改造完成以后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根据这些讲话精神,1957年1月,上海召开的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曹荻秋副市长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对这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一定要管起来,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这种探索停止了,上海私营经济没有能够很好发展起来,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了变化发展。

三、五十年代中叶,党的第一代领导提出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重要思想及实践。50年代中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与陈云等党的第一代领导,把发展的双眼移向浦江两岸,毛泽东提出了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重要决策思想。

1、“上海有前途,要发展”。在时代处于“革命与战争”为主题的环境下,上海虽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又处在华东国防前沿,以至于对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没有好好地加以发展利用,“一五”计划时期的前三年,上海不仅低于全国的发展速度,而且低于其他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如何发展中国社会本义经济,如何推进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建设,毛泽东、刘少奇与陈云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希望依托于上海。从1955年12月开始毛泽东和刘少奇听取中央34个部委工作汇报,在听取轻纺工业部汇报关于发展轻工业和沿海工业时,毛泽东说:“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厂?”“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考虑。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还善意地批评有些同志怕打仗,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的思想。1956年4月,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提出了“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的思想,为上海的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1956年5月,陈云来到上海,带来了毛泽东以及党中央对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重要思想。这对上海经济建设发展来说,无疑是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历史大发展的机遇。1956年7月,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这一思想,提出了“充分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上海以工业生产为中心,进行了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扭转了“一五”计划前三年工业生产低于全国的发展速度,制止了1955年开始出现的下降局面,使上海历史的发展,有了一个跨越。

2、闵行,奏响开发上海的前奏曲。上海要发展,围绕如何发展上海这样的老城市、大城市,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与陈云等一些领导同志从上海市区的实际现状出发,考虑上海发展的远景,针对上海城市工厂与居民相互包围的情况,要求市委、市府领导放开眼界,跳出市区狭小的范围,从全市合理布局,热心支持开发上海南部的闵行工业区,建立卫星城。他们先后多次前往视察,并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思想。一是毛泽东视察闵行上海电机厂时面对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现实困难,指出,工人要有骨气,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战胜困难,勇往直前。二是刘少奇针对闵行重工业多,小伙子多,女青年少,找对象不方便,以及文化设施少、业余生活单调的状况,指出:卫星城不应该单纯地发展重工业,“是否可以加点纺织业、食品工业,还要做衣服、做帽子,缺一不可。电影、戏院等社会服务行业也要办起来”。三是肯定新兴工业区的发展,提出“托拉斯,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用”。刘少奇说,闵行是个重工业区,有气轮机厂、电机厂、重型机器厂和锅炉厂等大厂,厂间距离近,特别是气轮机与发电机厂又是邻居,你们可以搞“托拉斯”,上面有个总公司,搞成专门生产配套发电设备的联合企业。崛起的闵行,吹响了开发浦江上游上海西南部的前奏曲,成为上世纪上海第一个工业卫星城。

3、在变革体制中发展上海。50年代中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与陈云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比较早地认识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存在比较大的弊端,是积极思考探索变革经济体制卓有成效的实践者之一,他们针对上海经济体制极为集中统一的特点,以及一化三改造后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动向,还探索了一系列崭新的思想理论。第一,提出开发和利用自由市场,强调社会生产既要有计划性,又要多样性和灵活性。1957年初,刘少奇亲自到上海调查研究,具体地指出:“如何使我们的计划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有这几个特点:既有计划性, 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提出这个题目,你看怎么办?因此,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可以辅助我们当前经济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指导我们搞多样性和灵活性。”按照刘少奇的思想,上海重新开放了自由市场,活跃了市场,丰富改善了城市人民生活。第二,提出要学习外国先进经验“为我所用”,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水平,走自己的路。1957年毛泽东视察上海机床厂。当听到工厂由原来的仿制到自行设计磨床后,兴奋指出,“要走独立设计的道路”,并强调学习外国先进经验要“为我所用”。1958年底刘少奇来到江南造船厂。在参观“江蓉”号长江客轮时,向大家指出:中国的造船工业要走自己的路,但要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这样中国的造船工业才有出路。第三,提出试行两种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刘少奇在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专门作了两种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讲话,提出:“多用临时工,少用固定工”和“亦工亦农”的主张。根据刘少奇的讲话精神,上海积极地进行了实验,并开始显示出一定的成效。第四,提出“大搞技术革新”,“不试验,不失败,不成功”。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重视、关怀下,确定了自力更生制造万吨水压机,并将此任务落实到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发挥聪明才智,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自己设计、自己制造了1.2万吨水压机。毛泽东专门在锦江饭店邀请部分上海革新能手吃饭勉励大家说:“革命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尤其你们在大搞技术革新的时候,要记住这条真理。不试验,不失败,不成功!凡事都要经过试验,在失败中取得经验,然后才会成功。”第五,提出国家和集体经营等三个为主体与个体经营等三个为补充的看法。在新形势下,跨步进入的我国社会主义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如何发展经济等,陈云带着这些问题到上海进行调研,并作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在党的八大会上,陈云就未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些主要特点,提出了著名的国家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个为主体,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个为补充的看法。他的这些深刻的探索是非常具有独创性的。

回想跨入社会主义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与陈云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针对经济体制极为集中统一的特点,以及一化三改造后经济方面出现的新动向,对上海调查后积极探索变革经济体制,作出了一系列决策思想,真使人如浴春风。可惜!春风一掠而过。随着党内不断滋长起来的“左”的思想,我国经济体制朝着越来越僵化的方向发展。20多年后,中华大地、上海滩头终于盼来了丝丝春雨。50年代这些有益探索,成为探求独具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体制变革的正确先导。

注释:

①《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0、81页

②③《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88页

④转引《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06页

⑤转引庞松王东:《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备忘录》,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1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3页

⑦《党的文献》  1989年第三期第 24页

⑧转引《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第602页

⑨、⑩、引《党的文献》1988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