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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初期进行的禁娼、禁毒工作(张生元) 2005/05/18

张生元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近代物质文明发展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史无不证明上海是一座光荣的城市、英雄的城市。但由于旧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掠夺,也由于旧中国反动统治集团的腐朽与无能,上海也曾是一个沉沦了的城市。旧上海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颓废和麻醉,丝毫掩盖不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抽泣和呻吟,寄生、没落、愚昧、无望等令人颤抖的社会现象在旧上海境内无处不在。上海解放初期所进行的一场场荡涤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斗争是正义的,必要的,有效的。经过党和上海人民所开展的这些方面的斗争,在事过半个世纪以后,都已成为历史,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仍然十分清晰且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禁娼

解放前的上海,淫业昌盛,不仅有得到官方认可的“红灯区”和许多大大小小挂牌从业的妓院,而且在普通市民聚居的街巷里弄都有妓院分布和妓女出没。这一丑恶社会现象的存在和蔓延发展,是上海的耻辱,也为一切善良、诚实的上海市民所深恶痛绝。关于历史上上海淫业活动的量化记载,淫业给社会正常发展带来的沉重的负责影响等等,上世纪90年代期间新编的上海《黄浦区志》、《卢湾区志》、《上海公安志》、《上海妇女志》等志书中,置有“专编”、“专章”、“专记”加以记载。新编志书中的这类记载属翔实可信的史料,可供后人阅读和研究。本文因限于篇幅只谈以下方面:

把禁娼作为上海解放初期进行社会改造的一项主要工作来抓,决不敷衍,决不姑息养奸,在严厉打击逼良为娼、吮吸妓女血汗的社会邪恶势力的同时,立足教育挽救因家境贫困陷入火炕和因迷恋寄生生活,心灵扭曲,而良知未泯的妓女,发扬劳动光荣的社会正气。1949年1月,在上海市警察局“正俗股”登记领照的妓院有800多家,妓女人数4000多人,从事暗娼活动的卖淫女有3万多人。1949年6月起,上海市公安局责令所有妓院“重新登记,审核发证”,并通过对妓院的严格管理和各项有效的限制措施,促使一批妓院关门停业。1949年10月,全市申领妓院行业的总数减至264家,登记的妓女总数减至1243人。1950年底,妓院、妓女换证时,妓院数减为156家,妓女数减为559人。1951年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惩治了一批开设妓院的恶霸和流氓头子,解放了这些妓院中备受虐待和折磨的良家女子,至同年11月,全市登记在案的妓院还有72家,剩有妓女181人。1950、1951年间,市公安局还根据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目前处理私娼办法》,陆续查处私娼主、台基主627人,处理私娼和嫖娼者8000余人,使解放前司空见惯的卖淫女在马路上公开拉客等现象消声匿迹。禁娼措施初步奏效后,由淫业昌盛所散发出的糜烂、腐朽的不良社会风气及其各种伴生物得到扫荡,但是,如何实施对妓女的教育、改造?如何给妓女治好病?如何给妓女光明的生活出路?还有如何面对因取缔淫业而带来的另外一批相关行业(酒馆、理发、沐浴、服装鞋帽业、化妆品业、迷信品业等)的萎缩、职工失业等,都是摆在上海新建立的人民政府面前要解决的问题。上海市首任市长陈毅在市政府一次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不惜一切代价,做好这一工作。”1951年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会上,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市民政局局长曹漫之分别汇报了上海残存妓院、妓女的情况和取缔妓院、收容妓女的政策、步骤,这次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取缔妓院、收容妓女的决议。11月25日午夜前,全市统一行动查封残存妓院72家,拘捕妓院主334人(其中,移送法院判刑74人,移送苏北农场强制劳动生产200人);收容妓女181人,全部由市民政局管辖的上海妇女教养所收容教养。上海在解放初的二三年间在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公安、民政、妇联、街道里弄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努力,结束了“百年魔鬼舞翩跹”的人吃人的罪恶淫业,成果巨大,影响久远。在整个50年代,取缔和制裁社会上残留的卖淫嫖娼活动没有停止过,卖淫活动成为过街老鼠,一经露头即遭打击处理。教育和原有妓女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据1958年黄浦区会乐里居民委员会统计,“曾在妇女教养所收容教养的53名妓女中,除其中1人暗中重操旧业被送去劳动改造外,有6人在家做家务,24人参加里弄生产组工作,22人在外省市和本市工厂、商业、学校、医院工作,其中有16人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被评为生产能手;57人中,有46人组织了家庭。”(原文见《黄浦区志》1463页)。

二、禁毒

旧上海烟毒流行,始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上海辟为对外开放商埠之际。据清道光二十三年四月至九月上海进出港史料记录:这半年内从吴淞口进口的鸦片就有8000箱之多,价值达600万枚银洋。清咸丰四年(1854年),沙逊、琼记、丰裕、哈同等120家洋行全都贩卖和经营鸦片。专营印度进口烟土的英商洋行又称“大同行”,从“大同行”购得烟土转手贩卖或设肆零售的称“小同行”,供瘾君子吸食烟土的烟铺称“烟馆”,又名“燕子窝”。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已有开业的“烟铺”1700余家,被讽为“上海烟馆甲天下”。从清末至民初,虽曾有几番禁烟号令之发布和所谓“烟毒查缉处”机构的设立,但都是明禁而实纵,肥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官府显要和社会恶势力头子,苦了因不慎沾染毒瘾而无法自拔,濒临倾家荡产的普通百姓。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后,在三、五年内,南市华界地区的烟土“大同行”有52家,“小同行”增至200余家。南市露香园、九亩地至法租界南阳桥一带,“燕子窝”遍及各街坊、里弄。上海沦陷期间,由于法租界巡捕房有些警探与侵华日军沪南宪兵队队长彬原中佐相勾结,充任贩卖海洛因、红丸等易销毒品的后台大老板,又有日本特务机关“黑龙会”头目从东南亚地区运入大量红丸,通过投靠日本的高丽浪人设点销售,当年法租界地段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贝勒路(今黄陂南路)、白莱尼蒙马浪路(今马当路)等处光天化日之下,有些毒贩在石库门房屋中开一小窗门投递和销售毒品,目击者无不噤若寒蝉。入夜,有些串街走巷叫卖面包的小贩,实际也在买卖毒品。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上海市政府又发出禁烟布告,并重新公布了一些查缉烟毒的措施,同年6月,到警察所登记烟民为6060人,另有通过医院检验和平时查扣的烟民为2137人。然而贩毒者依然贩他的毒,吸毒者登记后也仍是照吸不误。据《上海公安志》记载,“民国37年上海市警察局统计,全市有制造毒品工厂23处,出售毒品和供吸毒的‘燕子窝’2000多处。从事制、贩运毒的有3万多人。吸食毒品的约10万余人,全市平均80户中有1户有吸毒人口。”上述统计还不包括漏载的新吸毒人口外来流动人口,以上资料足见烟毒危害上海之惨烈。

上海解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为了迅速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还上海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氛围,入城之初就密切注视对毒品在上海流行状况的调查研究,并对匿居香港组织贩运海洛因等毒品来上海的大毒犯陈坤元、钱荔荣等进行控制和打击。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后,上海市人民政府部署落实了严禁种植、制造、贩卖、吸食毒品,收缴散存在民间的鸦片烟土和毒品,市公安局加强严厉打击烟毒犯的侦察破案工作,1950年5月至1951年底,全市共查获毒品案件6873起,拘捕贩毒疑犯12211名,缴获鸦片等毒品37万两。1952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肃清毒品委员会,上海市副市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任该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法院、检察署、卫生、工、青、妇、铁路、海关等部门的负责人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禁毒委员会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群众动员、宣传、作战、量刑处理、检查巡视等得力工作部门,各区也都在中共区委和区政府领导下,成立肃清毒品分会和相应的工作机构,通过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使人人明白毒品的危害,家家做到不让毒品进门,对有吸毒史者耐心劝说,动员戒毒,对有制毒、贩毒行为者不留情面,一一举报。在1952年8月中旬至同年11月底的一百天中,全市组织了有里弄干部,妇女代表、社会青年3万多人参加的宣传动员队伍,大多数座谈会、揭发会是在晚上(职工业余时间)举行的,全市居民中有250万人次受到教育。公安部门依法查处了制毒、贩毒、运毒的犯罪分子13685人,其中,集训和传讯教育11000余人,逮捕判刑2483人,缴获鸦片等各种毒品13000两及制毒、吸毒工具6329件。市政府还拨款3.6亿元(旧人民币)作烟民戒毒医疗费和生活困难补助金。截至1953年年底,由于禁毒宣传和肃清毒品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上海改变为一座无人吸毒、无人贩毒的城市。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20多年刑案发案统计表上,有15年未见烟毒罪案例。

上海解放初期至50年代末所进行的禁娼、禁毒以及一系列为净化上海社会环境所采取的措施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提出的:“先把屋子打扫干净,再请客人进来”的希望,在上海成为现实。然而,任何社会现象的萌发和消失都离不开时代、条件已成熟了的诸项客观因素推动和制约。在上海解放的头一二十年间禁娼、禁毒固然做得十分到位、到家,但不能说已经完全彻底,更不能说这类丑恶的东西再也不会卷土重来。

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外资金和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的引进,大大增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人民生活水平相应提高,这在上海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变化尤其明显。对外开放后,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的一些不良社会现象,包括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及淫逸颓废的生活方式,乘机侵蚀他们原本占据过的这块东方乐土,苍蝇、蚊子的飞扑进来,也有点熟门熟路,上海终究有过较长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都市发展的“黄金时代”,泊来和国粹相联为伴,于是,娼妓和烟毒等等重新滋生,并呈现难以禁绝之势。这是令人担忧的,上海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征程中,需要认真吸取历史上禁娼、禁毒等打扫门庭的经验教训,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上海的人文环境治理得更好,把上海的社会风气整顿得更加良好,使上海人更健康,更有活力。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