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读取工具条配置

纪念嘉定钱大昕先生逝世200周年加强上海方志基础理论研究(梅森) 2005/05/18

梅森

今年是清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学、史学、方志学大家钱大昕逝世200周年,因此今年应该是方志界,起码是上海方志界需要纪念他的一年。他生活在封建时代方志理论高峰--乾嘉时期,在方志编纂和方志研究方面有许多建树,他应该是与章学诚、戴震并驾齐驱的人物,但对他的方志学理论至今人们认识不够。他的方志理论有待方志界,特别是上海方志界深入研究。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自署竹汀居士,晚称潜研老人,乾嘉时期嘉定县望仙桥人(嘉定今为上海市嘉定区)。清乾隆间进士,历官内阁中书、翰林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官职。他乾隆四十年致仕,潜心著述和讲学,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著述有《廿二史考异》、《六史氏族表》、《六史艺文志》、《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诗文集》等。方志学是钱大昕史学理论的组成部分。钱氏在大清一统志馆时议订书例并先后为《昆山郡志》、《玉峰志》、《乾道四明图经》、《云间志》、《会稽志》、《凤阳县志》、《韩浚嘉定县志》等数十部方志题写序跋,不乏灼见,也反映其在当时方志界的影响。他还主纂了乾隆《鄞县志》、《长兴县志》,遂成后世楷模。[1]

乾嘉时期,由于朝廷倡修方志,一大批学者参加,一时间志坛群星灿烂,章学诚、戴震、孙星衍、洪亮吉、方苞、姚鼐、纪昀、李兆洛、阮元、钱大昕等都参加了修志实践和进行不同程度的理论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章学诚。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一语“方志学之成立,自实斋始也”出,奠定了章学诚在中国传统方志领域的地位。除章学诚外,乾嘉时期在方志界较有影响的还有戴震、洪亮吉、孙星衍,而钱大昕的理论星光被章学诚等所掩没,为后世所忽视,但也有部分学者对钱大昕的理论尤为推崇。

当代学者陈光贻早在1981年就曾撰文《钱大昕的方志学》,指出:钱大昕在经学、史学、金石、氏族、目录等方面学术都有人加以研究,但对其方志学理论却无人系统研究。他说:方志学是钱氏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卓然成家。研究钱氏方志学,可从其经史学、地理学开始,然后及于他的方志学。该文还具体指明研究钱氏方志学的范围:钱氏在一统志馆时,所议之书例及纂鄞县、长兴《志》,还有《潜研堂文集》中所题旧方志序、跋,及与洪亮吉、孙星衍、章学诚、徐中圃等互通的信札之中所阐发的方志理论。文章指出:钱氏方志学中最突出者是对方志人物传编写的意见。[2]

朱士嘉先生也于1981年在他的文章《谈谈清代学者论述修志的问题》中推出顾炎武、方苞、章学诚、钱大昕、纪昀五大方志家。可见他把钱大昕的方志理论摆在重要的地位上。他认为:钱大昕方志论点包括修志者必须占有充足的资料;要通晓前代官制;辨别古今地名异同;注意人物考订。他还认为,钱氏“所主诸义例,则全为新派开宗之言也。”(作者按:“新派”代表人物是章学诚,钱大昕比章学诚长10岁)。[3]

对钱大昕方志理论研究占有资料较多,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我认为是社会主义新方志《嘉定县续志》总编倪所安先生。他1989年在《钱大昕方志学说初探》一文中认为:钱大昕融合各家学说,对方志的性质功能、编纂方法、资料搜集、篇目拟订、人物传记编写无不有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其理论虽是零星散说,但汇拢则卓然自成一家。倪文最重要之处在于不像其他学者,大多肯定钱大昕关于人物传编纂等记述方法的论说,而是从全面角度,从一个新的高度评价钱大昕的方志理论。他的关键研究是,认为钱大昕的理论既不同于章学诚,也不同于戴震,而是“自成一家”。他把钱大昕的方志理论概括为六大方面:一是钱大昕折合章学诚和戴震两家之言,认为地方志是“一方之徵信”(见《鄞县志·凡例》),并在《凤阳县志·序》中说:“志之为言,识也”,钱大昕从“志”的本义去探索方志的起源和属性,把方志看成记述一地各方面事物的载体(按:古文“识”通“志”,通“记”)。二是“志无论大小皆道之所在”,讲的是方志内容的义旨,文以载道,“志”以载道之意。三是“博观约取为修志首事”,指钱大昕强调方志要广征资料,入志资料要“辞严事核,质而有文”。(见《鄞县志·凡例》)。四是“纂辑、撰著随其事之宜”。清代“纂辑”和“撰著”两派争论不休,钱大昕同样折合两家之说,参正史之例,以撰著为主,纂辑为辅。五是“据事直书是非自见”,对史家所谓“春秋笔法”不以为然,认为“但使记事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掩,奚庸别为褒贬之词”。(见《十驾斋养新录》)。六是“方志立传有褒无贬但不能以黑为白”,强调“史家为例,以立传为主”(《鄞县志局与同事书》。[4]

以上是几篇有份量、有价值的研究钱大昕的方志理论文章。三位学者都肯定了钱大昕的方志学学术地位,但肯定的角度和评论的观点不尽相同。陈光贻先生和方志界不少人认为钱大昕方志理论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他对人物传编写的研究。朱士嘉先生文章的价值是他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从方志学角度应该给予钱大昕以较高的学术地位。他认为,钱大昕是乾嘉时期方志新派的开宗者,并且将其与顾炎武、方苞、章学诚、纪昀诸家并列。而倪所安的文章最为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地方是,经过比较性分析,更是发现钱大昕的方志理论是独立在章学诚、戴震以外自成一家,尤其在方志的性质方面,钱大昕既不同意章学诚的“志属信史”,也不同意戴震的“志属舆地”,而认为方志是“一方之徵信”。在方志的基本体例方面,既不同意章学诚的“撰著体”,也不同意戴震、洪亮吉的考据派“纂辑体”,而是折合两家为“纂辑、撰著随其事之宜”。钱大昕方志观独树一帜的标志主要在方志性质和体例这两个最基本点上。比较陈光贻、朱士嘉、倪所安三先生的观点,我更同意倪先生对钱大昕的分析评价。

立足于方志的性质和基本体例,联系清乾嘉时期、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方志学流派的各种论争,我认为钱大昕、黎锦熙代表的方志流派,是界于章学诚、戴震之间的“折衷派”。而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以来提出的方志是“一方百科全书”等观点与钱大昕的方志学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当代方志界一直认为“史地两性”的方志性质观始于民国,始于黎锦熙,实际上是黎锦熙等潜在地进一步阐发了钱大昕的方志学观点。可见,根据以上分析,中国传统的方志学流派,尤其乾嘉时期,除一般认为的章学诚所代表的“历史派”,戴震所代表的“地理派”外,应该还有钱大昕所代表的“折衷派”。其后随着复杂丰富社会内容的记述需要,以史地两性为标志,“折衷派”在民国时期崛起。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所记述事物的不断增加,“折衷派”“一方徵信”的方志属性观,较为灵活的形式为内容服务的体例,和兼容性较强能够联系实际“纂辑、撰著随其事之宜”灵活的编纂方法,被不断地发扬光大。综上所论,嘉定钱大昕及其所领军的方志流派,在方志学领域应该具有与章学诚、戴震及所领军的流派同等的地位。

学习和研究钱大昕的方志理论,尤其是其方志性质观、方志基本体例观等基础理论,并非请大家重复这些理论,而是要领会其理论的实质,重视方志基础理论的研究。上个世纪80年代大规模修志以来,方志界的理论研究大多数侧重在编纂方法研究上,基础理论研究不够。随着地方志事业从“一本书”发展到多元性质,方志工作逐渐规范化,社会对方志事业提出更高要求。如何界定我们的事业范围,甚至是修志立法,都需要明确今天的地方志的性质和基本体例,因此,研究方志的基础理论到了从没有过的重要时期。

嘉定钱大昕先生外延灵活、充满张力、符合多元社会特点的方志理论给人许多启发,270多年前他出生在嘉定,是上海史志界的骄傲。今天纪念他的逝世200周年,以凝聚上海有志于方志理论研究者,共同拓展方志基础理论的研究。

1]黄苇等编《中国地方志辞典》(黄山书社1986年版 288页)。

2]陈光贻《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文章《钱大昕的方志学》。

3]朱士嘉《中国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5、6期合刊)文章《谈谈清代学者论述修志的问题》。

4]倪所安发表在《古籍整理》文章《钱大昕方志学初探》(1989年第3、4期)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