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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长编在修志中的地位与编纂方法(曹宪镛) 2005/05/18

曹宪镛

上海新编地方志,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制订修志工作规定中明确提出,在送审验收志稿时要附资料长编。在制订规定的过程中,对要不要作出这样的规定,是有分歧的,但最终还是统一了认识。实际执行的情况是,除少数几部志(如粮食志、财税志、宝钢志等)外,绝大部分志稿在送请验收时都没有附资料长编,因为都没有编过资料长编。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料长编可以不编了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结合本人十余年来编审志稿的实践,就资料长编在修志中的地位与编纂方法,提出粗浅的看法,求教于行家。

一、对资料长编的认识误区

先举一个例子,有一部志稿,写到在清朝末年,有粥厂,施舍贫民。资料极其单薄,而且语焉不详。一两百字,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这就是当年上海地区慈善事业的史料,很有价值。还有一段,是写清朝末年当地的花店情况,也只有一两百字,只是提到当时街上有花店,至于花店的规模,以及一个地区的花店情况,都没有提及。其实,这个资料也有一定的价值,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市民社会生活的变迁,以及上海地区城市化的的进程。可惜这一资料的出处都无从查起,更难去要求进一步挖掘了。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部志稿的大事记,有不少所记的内容同后面分卷中所记的内容有出入。如,土山湾设印书馆,大事记中记为:同治八年;而分卷中为同治六年,前后差两年!又如,大事记中是《大共和国日报》,分卷中为《大共和日报》,报名中无“国”字;大事记中是《亚细亚日报》,分卷中是《亚细亚报》,报名中无“日”字;大事记中是《银行周刊》,分卷中却是《银行周报》;大事记中是“友恩医院”,分卷中是“宏恩医院”;大事记中是《联合日刊》,分卷中却是《联合日报》等等,一字之差,谁是谁非?谁对谁错?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举这些例子,无非想说明:如果有了资料长编,这些问题就比较好解决。至少可以查到这些资料的出处,可以判断出谁是谁非。但是为什么一般修志单位对资料长编都不太重视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对资料长编在认识上存在误区。

其一,是没有必要。有些修志人员认为,搞资料长编没有必要。他们的理由是:有几家修志单位是搞资料长编的,志书不都也出版了吗?

其二,是没有时间。有些修志人员知道资料长编的作用,但是因为时间紧迫,领导上有要求,限时出版志书,有的还作为岗位责任目标管理考核指标,花大量时间搞资料长编就会影响志稿的完成。

其三,是没有人搞。资料长编是要有专人负责去做的,要搜集、立卡、分类、编排,既繁琐又细致,没有专人负责是搞不好的。现在不可能配备专人去搞资料长编,只能将就着办。

上述“三个没有”,造成资料长编在修志工作中不被重视,因而造成了几乎大多数志稿在成编前都没有资料长编。

没有资料长编所产生的后果是:

一是造成志稿纲目的不尽合理。志稿纲目同资料长编纲目是相互依存,又互为因果。先有了志稿纲目,再按此搜集、整理资料,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再来修订修志纲目。单有修志纲目,不问资料多少,势必“闭门造车”。手头一点资料都没有,偏偏要去写一个“节”,一个“目”,除了用几问空话去搪塞,还能怎么样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任何一位高级厨师,如果没有必要的原料和调味品,是不可能烹饪出美味佳肴来的。志稿纲目是否可行,还得看搜集资料的情况;如果实在缺少资料,只能修订志稿纲目。

二是造成志稿的资料残缺。有不少志稿,其中所设的节、目,有的就因为缺少资料,只能采用以表代节,以表代目;只是一份表格,没有一点文字资料。有些节、目中,只有片断的零星资料,根本看不出历史的全貌。如有一部志稿,记述“职业病防治”,只有1957年的材料。在这之前、之后的“职业病防治”情况一无所有。“职业病防治”,解放前就有,只是不像现在这样重视。解放后,也不只是1957年才有,但志稿中没有资料反映。编了资料长编,就会发现资料不全的问题。编撰者在动手编撰志稿前,就要求去补齐这方面的资料。没有这么去做,就造成了志稿资料的残缺。编撰者也只能勉为其难,硬做文章。如此而言,志书要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也就无从谈起。

三是造成编审志稿时无据可查。送审的志稿,因为没有附资料长编,志稿中所引资料都无出处可查。如发现志稿中存在着前后矛盾,或者产生疑点时,根本无法查核。编审志稿只是在所谓“规范”方面去花费精力,去纠缠不清,对志稿内容记述上存在的问题却发现不了,只能开绿灯放行。这样的志稿,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是造成资料的流失。参加编撰志稿的,大多是各个部门离退休的老同志,他们有修志热情,在动手编撰前做了大量的搜集资料工作。有的跑档案馆,查阅各种有关档案材料;有的跑图书馆,翻阅早期的《申报》,一天一天翻阅,查找有关资料。有的走访早已退休回归老家的老同志,记录口碑资料。这种认真、细致的敬业精神令人感佩。但他们所搜集的大量资料,都随手记在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上,或者复印下来。这些资料没有集中,也没专人管理,也没有统一上交到总纂手中。在修志结束以后,这些资料随人而去,“四处漂流”。

总之,由于对资料长编在认识上的误区,造成对资料长编的不重视,这对保证志稿质量造成了很大影响。

二、对资料长编作用的再认识

经过修志工作者的努力,新编方志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上海的专业志已基本完成,区县志已经全部完成,有的还编纂出版了续志,《上海通志》也即将付梓出版。

在又一轮修志已经开始之际,重提做好资料长编工作,不仅有其实际意义,而且有其理论意义。

为了做好资料长编工作,提高对资料长编的再认识,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资料长编是修志的基础。“资料是修志的基础”,对此,应该说修志同仁并无分歧。分歧在于要不要编纂资料长编,能不能说资料长编是修志基础。其实,资料长编是资料经过编纂而成的系统资料。资料长编已经剔除了无用的、不准确的、虚假的原始资料,它是修志的主要的资料依据。胡乔木同志指出,地方志是资料性的科学著述。可见,地方志不是一般的科学著述,而是资料性的科学著述。“资料性”,在这里既是对方志属性的定位,也是对方志编纂的要求。方志区别于其他理论著作,就在于它的“资料性”。没有一方的资料,还叫什么方志?地方志是地方国情的载体。“国情”者,“资料”之谓也。所以说,方志是资料性科学著述。方志,要对入志资料作出必要的科学研究,而不是简单像照相机把拍摄对象摄录下来。如果不把资料编成长编,而是散乱在搜集资料者手中,这就很难进行科学研究,最多只是抄抄摘摘而已。把资料编成长编,分出入志资料、参考资料、口碑资料(可以有相同的若干条),按志稿的纲目分类编纂。有的修志同仁把资料长编比作志稿的“雏形”,有一定道理。没有资料,就不可能修志。但是,资料是零乱的、散装的,甚至成了某位编撰者的“私有财产”的话,那末,要想编好一部有一定质量的方志就很困难了。

第二,加强对资料的鉴别、取舍。前一轮修志,对入志资料的鉴别、取舍,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对资料的鉴别、取舍,实际上是加强对资料的研究。要对资料作一番“去芜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作,这十分重要。志书,是信史,是权威的,是真实可信的。不得不承认,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志书中的资料可信度,值得推敲。故且不论由于排版技术质量造成的差错,单就资料本身,就存在着真伪、是非、对错的问题。如果不在编撰志稿前进行过鉴别、取舍,“拿到篮里就是菜”,照单全收,照录不误,这就难免会以讹传讹,难免会将错就错,难免会以假乱真。方志的人物志部分问题更多一点。俗话说:“天下文章一大抄”。有些人物志基本上是“抄”来的,而且还有不少抄错了,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鉴别、取舍、研究。就拿周建人来说,他何时进商务印书馆,怎么进的商务印书馆,就有三种说法,而且都是比较权威的,到底取哪一种说法,如果不作一番研究,单凭手中掌握的一种说法去写,这很可能会出错。当然,不能苛求每写一个人物,都要穷尽该人物的资料,但力求尽可能多地掌握有不同说法的资料,作必要的研究,再作出判断,这并不过分。胡适有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可以理解为多做些鉴别、研究,才有利于做学问。要保证使用的资料真实可信,足以“存史”,而不是如入云里雾中,令人摸不着头脑。

第三,提供总纂查核。毋庸讳言,志稿的主编,大多是现职领导挂名的,真正负责总纂的是执行主编,参与编撰的是各行业的“秀才”。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原始资料经过这些编纂人员的加工,再加之几次传抄、打印、排版,造成了文字的脱漏、误植,这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总纂稍有疏忽,就会一错再错,直至排版付印。

例一,“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出版,李大钊在刊物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按:这一段从文字上看,没有什么。但仔细琢磨一下,有点可疑:李大钊会不会在同一期刊物上发表两篇文章?再去查核一下有关资料,发现此说有误。实为李大钊于1918年7、11、12月三个月在《新青年》先后发表三篇文章,除上述两篇外,还有一篇《法俄革命比较观》。并非在10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同时发表。

例二,有一部志稿,在大事记中记有:“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十(1897年2月11日)夏瑞芳等集资办商务印书馆”。但在分卷中所记为:“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夏瑞芳等创办商务印书馆。

按:商务印书馆创办年份,前后是一致的,但月份前后差十一个月。一部志稿,同记一事,总不能前后不一致吧。如有资料长编,马上可以查到资料来源,确定以哪一说为准。因为没有资料长编,只能再去找原始资料。

由于编撰者各自凭手头的资料编撰,所以必然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加之相互间不通气,甚至“鸡犬之声,老死不相往来”,结果是“各拉各的调,各吹各的号”,最终是志稿史料的权威性受到了损害。如果编纂了资料长编,志稿中上述的矛盾、差错、谬误,大体上都可以得到解决,一查就可明白。

第四,有利保存资料。前一轮修志基本告一段落,参加编撰的各路“秀才”,大多“功德圆满”,胜利完成任务,纷纷各奔东西,其中有的已经作古。有志于修志事业,至今还受聘于继续修志者,也都是七老八十的耄耋老人,虽说“满月青山夕阳红”,毕竟是“近黄昏”之年了。这一轮修志留下来最大的一个遗憾是:没有资料长编。随着区域建置的变化、机构的变动,人事的调遣,原先搜集的资料除了部分档案材料保存下来外,据说大多是烟消云散,随人而远走高飞。有几个工业局改制为集团公司后,原先编纂专业志的修志资料没专人负责整理,有不少当作废纸处理掉了。因为没有资料长编,如对志书中的资料有所质疑,也就无法再去追本溯源,查找依据。

有了资料长编,资料就便于保存。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有了资料长编,那些花了大量精力、物力、财力搜集来的原始资料,最好也能经过整理、分类,妥善地保存下来。如修志机构撤销,也要同档案部门协商,移交给档案部门保管为好。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新一轮修志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着。如能对资料长编引起足够重视,及时抓起来,这还来得及,不要到头来,又是留下一个遗憾。

三、资料长编的编纂方法

“资料长编”,也是著作。并非简单的“剪刀加浆糊”,剪剪贴贴就完事。大凡专家学者对“资料长编”的重视,就因为其重要,有其不可替代性。有的专家得到一本“资料长编”,翻阅之后,就爱不释手,高兴地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一本“资料长编”,其中凝聚着多少搜集资料的修志同仁们的心血。这是费工费时的活儿。“资料长编”不仅为修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可为众多的专家学者研究学问提供服务。

“资料长编”怎么编纂呢?在提高对资料长编重要性的认识后,紧接着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编好资料长编必须掌握以下几点:

宗旨:实事求是。在众多的资料面前,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加以取舍。特别要注意,有些资料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比如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右等政治运动中的资料;比如,爱国卫生运动中“除四害”的资料,各行各业大搞群众运动的资料,等等,都要认真加以鉴别,坚持实事求是。有些明显夸大、虚假的资料,只能作为“参考资料”编入长编,这是严肃的修志工作者的使命和职责。

原则:原汁原味。资料长编,也就是经过整理的资料汇编,理应保持资料的原样。甚至资料中的病句、错字,都应照录,编者只能用夹注标明。对原始资料不得随意发挥、臆测、推论,不得去修改。

步骤:

第一步,拟定修志纲目。先有个初稿,还可以修订。主要是为搜集资料提出要求,这也是搜集资料的提纲。

第二步,确定搜集资料计划。包括:目的、要求、方法、完成时间,以及注意问题。

第三步,要有专人负责。先要培训,明确搜集资料的计划,明确要求,明确做法。做到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

第四步,广泛搜集资料。根据修志纲目要求,把凡是能搜集到的资料都搜集起来,或摘录、或复印。所有资料分:入志资料、参考资料、口碑材料、调查笔记等几个部分。再分类立卡,归类编号,“对号入座”,以便查找和编纂。所有资料都要标明来源、出处。凡图书,都要注明版本、页码;凡期刊,都要注明年份、期数。口碑材料,还要注明被访问者姓名、联系地址、邮码、电话,以及访问地点、日期,还有访问者的姓名及相关信息。

第五步,编纂长编初稿。对所搜集的资料在经过筛选、考订、鉴别的基础上,决定取舍,按修志纲目,“填充”进去,形成长编初稿。如发现有些门类还没有资料,或者资料不全,还不足以动手撰写志稿时,需进一步搜集资料,拾遗补缺,或者提出建议,适当调整修志纲目。

资料长编的编纂大体上需要经过这五个步骤。当然,还可以做得更细一些。在长编初稿编成之后,还需要经过一定的调整、补充的过程。在编撰志稿时,因资料不足,还得进一步补充资料,这些补充的资料,要及时补进资料长编。只有在志稿初步形成,资料长编才能基本完稿,才能交付排版。资料长编排版后,也要经过校对、改正,以免排版的错漏、误植。为减少经费支出,长编不宜正式印刷、出版,只需在改完后,复印若干本,再装订成册即可,仅供志稿总纂和有关部门验收审核参考之用,至少保留两本以存档,送交档案馆(室)收藏。

修志需要秉笔直书,其基础是资料,而资料长编则是基础的基础。在修志过程中,一定要克服赶时间的任务观点,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真正为后世留下一份经得历史检验,又是凝聚这一代修志工作者心血和汗水的具有相当“存史”价值的资料长编。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