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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立法刻不容缓 2005/05/18

 本刊评论员

今年年初上海“两会”召开期间,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分别联名提交了《为上海市地方志工作立法》的提案。2003年7月,四川省人大通过了《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这是全国第一个地方志工作的地方法规。近年来,山东、黑龙江、安徽、海南、天津等省市也正在进行地方志的立法工作,国务院法制办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正在制定《中国地方志工作条例》,目前《条例》草案已修改了12稿,论证报告已修改了6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主要领导已基本认可,年内上报国务院批准,明年3月全国人代会上,将提交全国人大代表审议。总之,地方志立法工作已摆到当前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

地方志是为国存史的“官书”,是“一方之全书”。它是一个地区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貌,全面、系统、完整、准确的社会综合性的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开始了编纂地方志。此后,地方志作为一种以记载区域性地情信息资料为核心的重要载体,代代编纂,绵延不绝,从不断章,它成为历朝历代高官借鉴历史、把握规律,开创未来的镜子。自古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之说。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使地方志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底蕴,包含着中华文明的精髓。现存古籍中十分之一是地方志类书。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唯有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这与中国代代编纂地方志这一特有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1956年,编纂地方志被列为国家科学十二年规划十个重点项目之一;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多次调阅地方志,辑选部分内容,印发给与会同志,并提倡利用旧方志,编纂新方志。1985年国务院把编纂地方志列入国家“七五”发展规划;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地方志的意义、目的、要求及工作步骤等。

上海历届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地方志工作都十分重视和支持。1987年5月26日,江泽民同志出席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成立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重要事业。”他强调,社会主义新方志在社会发展中仍然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1988年8月3日,朱镕基同志出席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二次委员、顾问(扩大)会议,高度评价上海地方志工作,他认为“上海地方志的编纂这件工作本身,对于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能起到非常好的参考和咨询的作用”。他还要求各级政府要保证编纂地方志工作的必要条件,包括办公室、经费、资料等问题。特别是市政府有关部门,在编纂专志中更应该起主要的作用,并要求市政府和各个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这件事。1991年9月13日,黄菊同志出席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四次委员、顾问(扩大)会议,充分肯定上海地方志工作近年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上海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地方志事业已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显示其独特的功能。”他在上海市九届四次人代会上作的关于上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特别提出要加强上海地方志的编纂工作。

在江泽民同志、朱镕基同志、黄菊同志等上海历届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上海各区县的区志、县志和各行业的专志组织编纂工作纷纷启动,形成了一波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高潮。十多年来,上海各级领导和广大修志工作者,共同努力,辛勤耕耘,取得了上海社会主义新方志第一轮编纂工作的丰硕成果,编纂出版了一批精品良志,形成了由一部宏观轻型的《上海通志》和“上海市县志系列丛刊”、“上海市区志系列丛刊”、“上海市专志系列丛刊”三个系列构成的上海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崭新体系。至今,“上海市县志系列丛刊”共10部,已于1993年率先完成;“上海市区志系列丛刊”共12部,亦于1999年初全部问世;“上海市专志系列丛刊”共108余部,已完成102部,完成总量近95%;作为上海主体工程——《上海通志》已经编纂委员会组织的专家审定,年内交付出版。上海开展修志至今,已形成数亿字计的地方文献,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至此,上海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和出版任务已基本完成。

近年来上海编纂的新方志涉及从自然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它统合古今,突出现实,是上海有史以来最为系统的市情大调查,积累和保存了大量具有存史价值的地方文献;新方志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日益发挥着“信息库”和“资料篇”的作用;新方志保存和记述的社会综合性资料,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上海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史料,促进了上海文化事业的发展;新方志为广大人民群众和未成年人开展热爱国家、热爱上海、热爱家乡的传统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新方志成为沟通与海外和港澳台地区的联系,向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介绍上海改革开放成就,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纽带和桥梁。总之,新方志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都正在发挥着日益明显的积极作用。实践证明,新编地方志工作确实是一项符合社会需要,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事业,完全可以从一个方面担负起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地方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上海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各类志书的陆续出版,读志用志工作近年来在全市广泛地开展起来,地方志在社会发展中的“资治、教化、存史”作用日益明显,为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地方志是有益于当代,造福于后世的“官书”,是一项为国家而立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因而也是各级政府的一项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重要工作。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经济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也给地方志工作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一些急待解决的新问题。一是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社会对地情信息资料的需求日益增多,相应地要求地情信息资料的搜集整理更全面、更系统、更完整、更准确。但由于地方志的主体地位未能以一定的法律形式确认,工作开展缺乏刚性原则,一旦部分地区、部门、行业的领导缺乏对地方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便会直接导致这些地区、部门、行业的地方志工作的正常开展,甚至裁减修志机构,中断修志工作。二是地方志所记载的内容涉及面广,跨越时间长,需要全社会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的积极参与,大力配合,缺少任何一个地区、部门或行业的资料,都会失去地方志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权威性。而当今社会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使地方志记述的对象也出现许多新情况、新变化,如改革开放以来新成立的企业、集团和股份公司,还有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等,已经一改过去行政系列和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仅靠行政命令来组织编纂地方志,已经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变化。只有通过法律形式来确定地方志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及承担单位的责任和义务,才能有效地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自觉参与此项工作,才能确保这项公益性的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法制化、规范化,持续不断地开展。三是随着第一轮新方志编纂任务的全面完成,新一轮新方志编纂工作尚未全面启动,出现了一些修志机构不健全和修志人员不稳定的情况。目前,本市区县一级修志机构真正独立的已所剩无几,不少区县的修志机构与其它机构合并,个别区县的修志机构已名存实亡;而部委办局的修志机构情况更令人担忧,只有政务、统战、宣传、计划、科技、财税、电力、烟草等少数部委办局修志机构还存在。这一状况势必会严重影响到新一轮新方志编纂工作的全面开展。因此,为保证绵延数千年的地方志编纂工作不断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地方志的立法工作确实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执笔:朱敏彦)